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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之学，而在学问途径上则避熟就生，
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后来服膺闻一多、朱自清
两先生，主张精读原著，一字不放过，真得作者意旨，然后联系前人有关论著，融会贯通，
而出之以平易之笔，使读者时有会心，乐于信从。他介绍我读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
先生的《经典常谈》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以他当时的学问成就和学术地位看，要是
再活10 年20年，将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闻朱两先生的学术传统。可惜他也跟闻朱
两先生一样不能尽其天年。
实际上，从后来的社会发展现实来看，即使“再活10 年20 年”，以期
浦氏来“发扬闻朱两先生的学术传统”实际上也是不可得的，因为那正是中
国知识分子的蒙难期。
假如“再活10 年”，浦江清将闻见乃师陈寅恪先生以衰躯病目在广州寒
柳堂的凄凉晚景，假如“再活20 年”，他将获悉学长吴宓先生以待罪之身回
返陕西泾阳原籍的悲惨遭遇。乃师乃兄既然如此，浦江清先生在1957 年夏即
与“闻朱两先生一样不能尽其天年”，何尝不是其人生的不幸之“幸”！
（1997年5月 29日）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1942 年10 月21 日，浦江清在流亡江西赣州的旅舍中，因夜听楼下女歌
小曲京戏，于是在夜深时分，挥笔写下了“吴歌则触动离乡之思，京调唤起
燕市十年生活，当日何其太平”这样一番感慨系之的话。记录着此种心境的，
是浦氏于1942 年至1943 年间的日记。日记题名“西行”，合刊于1987 年6
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一书中。
由吕叔湘先生自浦家箧藏的日记稿本中选出的这两部分日记，计13 万余
字。据吕先生回忆，浦氏写日记之勤始于在东南大学本科肄业时，自1928
年以迄50 年代中期虽时有间断，但大致有序。早在1929 年初的一日，浦氏
曾自陈其爱好日记体的宗旨甚明。大抵云：“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
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
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想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
四也。”所示文化人作每日记的心态，殊为真切有趣。
今由三联印行的日记，乃自1928 年元旦到1936 年元月30 日（即《清华
园日记》上部），1942 年5 月28 日到1943 年2 月 9 日（《西行日记》），
1948 年12 月12 日到1949 年2 月9 日（即《清华园日记》下部）。
浦氏到清华后，即同王、闻、朱、赵、吴诸先生酬答过从，尊为师友，
并由此认同了清华园的生活。他素常服膺的“清华清，大家埋头做学问”的
清华学风，对他的毕生行止出处深有影响。
公开出版了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记载着浦氏一生中最洋溢活
力的人生阶段，从中不难看到一个青年文化人的成长路向。于是，20 年代末
以迄战前北平小环境的升平熙攘，学界氛围的宽松活跃，文化事业的繁荣蓬
勃，清华园的散漫自由，均为他的人生道路推波助澜。即如抗战间颠沛艰难
的沪滇之行，也为浦氏提供了一段难得的社会阅历，从而使他深刻认识和体
尝了时艰政弊。当然，当1948 年南京政府诱引北平学人南行、学府教授得以
人人自择去留之际，浦先生取毅然不走、等待解放一节，于此便知良非无因。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的另一可论之处，是在于日记中保存着的大
量社会史料。众所周知，20 年代末至40 年代末是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时期，
此间的历史发生有若干重大事件，对国人的生活有着无微不至的影响。生活
于其间的浦江清自然也身有感触，如教师物质待遇问题，在1928 年9 月28
日浦氏记道：“（王）以中在南京为女子中学高中部地理教员，每周十一二
小时功课，薪百二十元，比清华研究院助教似做得过。然在彼处欲多读书亦
不可能。”如物价情况，浦氏就有“流水账”，则平日南北市场行情、战时
大后方民生艰难、新中国初始海淀货币流通实况等均有录载。另如记昆明西
南联大清华文科研究所环境（1942 年11 月23 日）等，皆足资学者之参考。
更大者如记1942 年5 月，自沦陷区的上海“西行”至大后方的昆明一段，
从出上海北站到常州偷渡出日寇占领区开始，即白描出了当时社会的一段非
常岁月，有惊心动魄、曲折淋漓之致。此段在特殊时期的流亡旅行凡历时177
日，本身即堪称世上最稀奇也最可悲的事件。但于浦先生而言，其行路中的
种种悲苦困顿，较之1941 年在上海的春假，心情已见愉快，这从当年除夕他
记下的一句话中不难看出：“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
则愁闷可知。”
《清华园日记》下部主记清华园解放前后60 天里的人心动态。如在清华
学府前途方面，浦氏力持“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
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1948 年12 月12 日）的“人定胜天”主张，
他所分析的园内形势也是很有见地的：
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
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
护学校是同心的。
（1948年12月 16日）
可见以“清华清，大家埋头做学问”著名的清华师生在大是大非的关头，
是果敢而努力的，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一。此外如当日社会生活
之迭变，仅从浦氏日记每年元月的记录的排比对照中，便可获取某些直感印
象。总之，无论是巨如国事民生，还是微至学界、清华园的波迭，书中均有
直接间接的记录。
浦江清先生是位读书成癖的人。还在北平清华园里当助教的时候，忽一
日，他托校役代购蜡烛以供夜读，不意误买卷烟。熄灯后不得烛光，因一悖
其登床后读书一二小时之常例，于是“是晚苦极，辗转不能睡熟”（1929 年
2 月13 日）。浦氏西洋文学专业出身，由于志趣所寄，他尤其感兴趣的是西
洋的“东方学”文献和“国学”论著。1929 年转入中文系任教后钻研更勤。
有此功底，浦氏日记有如行云流水，虽间杂文言、英文（其间英文在出版时，
业经吕叔湘先生汉译），却仍然是生动有致。如写西行广西地界后的一段山
景：“广西山特别处又非福建山之比。峭壁如削，上被野草，远望如苍苔点
附，而颇有层次。又数峰重叠相连，如屏插然。忽而万山重叠，峰尖绝巘入
空，上有墨云吞吐，此又换一种阳刚画笔矣。一路层出不穷。”（1942 年11
月5 日）确有六朝小品韵味。除此旅景记胜外，其他如旅伴记俗、聚餐记欢、
师友记笃、恋爱记失等等，皆能聊聊几笔，勾画有致。
可证浦江清先生情系清华园的事实太多，在艰辛穷涩的行旅中蹉跎至福
建，能下决心拒却当日东南联大、厦大校长的高薪礼请而继续其艰难旅程，
归赴清华述职，则草心报晖，当然非钟情者不办。但我们姑且减了这方面的
铺叙，仅拈出其一席旅中客梦，以悉晓浦氏怀念清华园生活的心事：
前后得两梦，皆在北平。初梦：寅恪先生来余斋头，问斐云三十初度，要送礼否？
余曰：“不知。”。。陈先生略谈，继见余所批校词集（似为朱笔批《花间集》，未终业），
微笑。余甚窘，曰：“此乃我初到清华园时所为。”陈先生曰：“亦是一番功夫。”语毕，
有人敲门，以中不帽，岸然而入。继之又闻门外人语声，出视乃昌群与在宥在户外谈，揖
之入。继而子植亦来。余曰：“今日何客之多？”曰：“方小酌，席散过此。尚有多人流
连书坊中也。”又梦：。。早起，忽见人群中有平伯。讶曰：“多时未见，君何以亦在此？”
平伯曰：“真偶然相值耳！”（1942年11月 5日）
然则确知浦先生心意的还是其东南大学的好友、诗人徐声越。即在当年
的旅途中，徐氏因关山难越、相见无期而作的《怀人诗·赠浦江清》便以“（江
清）北京清华园之生活已遥，江南无家可归，短衣入滇，将来有意于续《梦
华录》”为旨立意，颇中肯綮。可惜当日颠沛离乱，原诗已佚，要不引作本
篇的结句，当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88 年8 月31 日，北京西城灰楼）
“读读重庆”三章
1997 年6 月18 日，我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正式挂牌成立。这是20 世
纪以来的中国，在最为升平的90 年代，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和和平建设的产
物。重庆能够成为继京、津、沪以后的新的直辖市，正是国家满怀信心地走
向新世纪的祥和之兆。
老一辈的南京人，一定不会忘记60 年前，在强虏压境的形势下，国民政
府黯然宣布重庆为“临时首都”的那一天（时在1937 年11 月 20 日）。
从此以后，“下江人”（我国西南各省人民泛称长江下游的皖、苏、浙等地
区为“下江”）与同饮一江之水的“陪都”重庆人，结上了难解之缘。
“泸州南会黔泸水，都邑逐渐成繁华。重庆北会西汉入，壮盛灏糕遂无涯。”
这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担任四川学政期间写下的长诗《重庆府》中的句子，
据说这首诗也是古来题咏重庆城市的篇幅最长、内容也最全面的诗作。“东
风连樯来估舶，春云被野蕃桑麻。谲官盐井并充阜，万机织锦翻朝霞。”假
如没有对重庆的良好观感和衷心赞美，笔下能够写出这样动人的诗句，是不
可想象的。
《古城重庆》
在重庆即将成为直辖市的暮春的一天，我到河海大学门口摆设的旧书摊
上淘书，意外地发现了这部印刷于14 年前的旧书，其品相还是相当的好。书
为大32 开薄薄的一册，凡10 万余字，145 页，重庆出版社1981 年12 月出
版。我淘到的是两年后第三次印行的本子，印刷数已达到3300 册。可见古城
重庆在成为所谓的“直辖市”以前，就是一个为人关注的都市，尽管当时的
重庆市，较之今日“直辖”了以后的重庆，其幅员要小得多。
从《古城重庆》的作者彭伯通先生的自序中，我们得知重庆从周朝时期
的巴国定都江州起，至今已经有了3000 年以上的历史。可重庆尽管是一个“经
得起历史考验而不衰落的城市”，但是“由于四川地处西南隅，远离中原，
前人有关重庆的记载不多，而明清之际又散亡殆尽”。据作者考证，记载重
庆较为完备的方志，流传下来的大概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一是清乾隆年间
的《巴县志》，一是同治年间的《巴县志》，一是本世纪30 年代初的《巴县
志》。
《古城重庆》则是一部现代人可读的关于重庆的史地读物，该书分为上
下两编。上编共9 篇，分别介绍了重庆的城市发展历史、地形地貌、古籍记
载、城门街名，并综述了历代文人学士对重庆的诗题歌咏、“巴渝十二景”
的名胜旧韵，并特别指出了重庆这个“封建的古老城市”，转变成为现代城
市的契机，是在于“20 年代中期，重庆筹备设市”。下编共23 篇，依次介
绍了位于重庆城区的巴蔓子墓、莲花池、五福宫、天官府、状元桥、榜眼坊
等重要名胜古迹和曹家巷、鼓楼街、书院街等历史街巷，以及太平门、千斯
门、校场口等重要地域的古今变迁故事。
作者善于将文献资料的搜集研讨，同自己的采访观察结合起来，然后选
择具有地域特点和文化含量的对象，加以叙述介绍。如《江家巷、复兴观巷》
一篇，作者着重指出此地是30 年代初期，重庆多家较早的和知名的餐馆的所
在地，并分析了当地成为“陪都”以后，五方杂处的人群对于重庆饮食行业
的重要影响；在《售珠市街、武库街》一篇中，作者告诉人们，此地是“新
起的书店集中的地方”，在抗战时期，分布有北新、开明、生活、新知、世
界、大东、正中、读书生活等20 余家书店，改变了此前重庆为数不多的书店
集中在“商业场、白象街、县庙街一带”的传统格局，并分析道：“商务、
中华、世界。。三家出版的书籍，在重庆长期拥有大量读者”，“20 年代到
40 年代，重庆的书店有很大发展，说明重庆的人口不断增加，读书的人增加
更快”。而这同“到了30 年代重庆设市完成，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有发
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作者还在《从古城变为现代城市》这个专篇中指出：
重庆这个城市兴起很早，经历的时间很长，无时不在变化，但始终是一个封建的古
老城市。光绪中叶辟为通商口岸，是发生根本变化的开始。
。。
使重庆城市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的是设市。重庆的设市，是清末开埠和辛
亥革命两次变化继续不断发展的结果。拆除城垣，开辟新市区，打破了城池的界限；修建
马路，开始改变几千年封建城市的面貌。接着抗日战争发生，国民党政府迁来，城市建设
按照特别市和临时首都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规模更加扩大。
为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此次重庆有缘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下升格为直辖市，将能够成为这座“万家灯火气如虹”，“楼台市气笙歌外”
（赵熙《重庆》），“烟火参差家百万，波涛上下浪三千”（何明礼《重庆
府》）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新的发展机遇，犹如300 年前的四川才子何明礼（希
颜）所曾预想的那样：“锣岩月峡谁传出？要使前贤畏后贤！”
《抗日战争中的重庆》
本书藏于雁斋已久，大概是我80 年代初访重庆时所得。其时我供职国家
教育部，曾经到过位于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其风景明丽、环境幽美的校园，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战争中的重庆》即为该校出版社的出版物。
本书于 1986 年7 月出版，大32 开本，凡203 页。
据本书编写组所写的《前言》，我们得知《抗日战争中的重庆》是我国
“第一本较为全面地反映抗战时期重庆概况的文集”。本书收文12 篇，以丰
富的史料和数据，展现了“战时首都”在政治、经济、交通、教育、文艺等
领域的作为。正如本书编写者所说，重庆“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
枢。”（《前言》）
书中的各篇文章，对于客观认识“四川是抗日的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
战时的首都，对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黄友凡《八年抗战是爱国主义的
伟大胜利》），“抗战，推动了重庆经济的大发展，重庆经济的发展又有力
地支持了抗战”（杨选成、唐洪英《抗战时期的重庆经济》），“抗战中的
大发展，就为其后成为西南的中心城市，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彭承福等《重
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背景，大有裨
益。
此外，本书中的有关内容还为重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的文化经
济，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资料。如：
昔日重庆地区的教育，闭塞、落后，学生人数少；战时的重庆教育，一度出现了繁
荣。各种学校分布在沙磁、山歌（山洞、歌乐山）、九浮（九龙坡、浮屠关）、南岸、江
北及北碚等区，形成了战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中的三坝（包括江津的白沙坝），
即沙坪坝、北碚的夏坝、江津的白沙坝，另外一坝为成都的华西坝。从而使陪都重庆，成
为了战时文化教育的中心。
（艾新全《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
重庆作为战时大后方，在八年抗战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很早以前重庆就是一
个工商业城市，其规模很小，没有现代经济基础。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
都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沿江沿海工业城市先进技术的迁入，使重庆原有的各种自然条
件得以充分利用，从而促进了重庆各行各业的大发展。。。抗战中的大发展，就为其后成
为西南的中心城市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彭承福等《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关于“陪都”重庆，正如彭承福、贺德群等四人在本书中的《重
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充分论证的：“重庆是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是战时的‘中
国工业之家’”，是全国“文化精英荟萃的地方”，“是世界反法西斯国际
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