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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之家’”，是全国“文化精英荟萃的地方”，“是世界反法西斯国际
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地”，“是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和东南
亚国家抗击日军的指挥中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废除帝国主义不平
等条约，建立平等新约的所在地”，而与此同时，“重庆人民为抗战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而这些，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庆》那不到15 万字的篇
幅所不能尽其述的，但我们通过这册内含12 个专题的书，仍能窥知其战时风
云风貌之一斑。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
这是一部关于重庆的40 余万字的通史，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周勇先生
主编，冠有重庆各个时期重要活动表征的照片20 幅。书由重庆出版社在1989
年8 月出版，初印2000 册，精装本定价9。60 元，共524 页。
收藏一部通史性的关于重庆的著作，是我今年逛书店时候的重要淘书目
标之一。今夏从南京到上海到开封，一路留意均未访获。倒是在郑州结识了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何宗文先生以后，拜托他代为留意，至10 月中旬终
于接到他寄来的一个邮包，内装本书。原来即使在重庆，要寻觅此类书籍也
非易事。何教授在附信中说：“关于您需购买重庆史地方面的书，我跑了几
个主要书店，均难寻觅，最后在市政协开的一个小的文史书店，才找到一本
可称为‘史’的书，当即奉寄。其他的主要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党史、重庆谈
判之类的史料。还有一套16 本的《重庆抗战丛书》，可能在南京也能找到。
据我院历史系老师讲，四川大学历史系隗瀛涛教授主编过重庆历史方面的
书，向他处打听，可能会有新的线索，顺告。”而这部书，正是我心目中想
要访求的书。
隗瀛涛教授我在公差四川大学时候曾经有幸一会，是一位清癯朴素的学
者，80 年代曾经担任过该校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他主编的那部书应该也是一
部可供收藏的书，经查《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详细的“参考文献目
录”，得知其书名为《重庆开埠史》，隗先生与周勇合撰，也是由重庆出版
社在1983 年公开出版的。
对于一个有些历史文化积累的城市，照例我首先关心的是它在书文化事
业方面的发展状况。于是，打开凡11 章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一
书，第一选读的部分便是它的第11 章《近代重庆文化》。该章由五节组成，
依次为教育、新闻出版、文学、戏剧与电影和民俗。
《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的编辑者关于重庆的“近代”的界定，
是有其区域特色的，即以1876 年《烟台条约》至《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0
年）再至 1891 年重庆开埠这一历史过程为起首，以1952 年新中国国民经济
开始恢复（即“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为下限。在这一过程中，1929 年8 月
重庆在菜园坝创办了第一所高等学校重庆大学（1933 年迁址沙坪坝），随着
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从1935 年冬开始，短时间内先后有南开、中央、复旦、
交通等9 所沿海地区的知名大学迁来，一时间，“内迁高校加上重庆固有院
校和新办高校，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达到38 所，居于全国之冠，使重庆地
区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空前地发展起来。”（第11 章第1 节《教育》）
教育活动的空前活跃，读书人口的急剧增加，必然使得图书文化事业得
到特别的发育机遇。于是以1897 年重庆中西书局为标志开始的重庆新印刷出
版业，在不到40 年的时间内，出现了以下的繁荣局面：
到1935 年，重庆的书店发展到40余家。其中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
界书局、广益书局、大成书店、大东书局等，它们的内部组织已较完善。商务印书馆的批
发遍及四川，分庄约有130余处。
抗战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共产党的书刊第一次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给国统
区的出版事业带来了生机活力。随着战局的发展，全国的出版中心先由上海迁到武汉，继
又迁到重庆。出版革命进步书刊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国民党系统
的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拨提书店等相继迁渝，重庆的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主要集中
在民生路一带，出版书刊的数量与质量都较前大大地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沪相继被日军全部占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
大书局，都将总部内迁，在重庆先后恢复其编审和印刷业务，其他由文化界人士自己经营
的小型出版社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书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也纷纷成立出书，
从而大大增加（了）重庆的出版力量。当时，重庆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有新书出版。
当然，这个时期的出版条件无疑是困苦的。由于资源奇缺，只能用土纸
来印书，而出书与写书者则几乎无利可图，但是作家、学者和出版商们大都
能深明民族的大义，并顾全国家的大局。他们埋头撰著，勤奋研讨，精细规
划，不仅没有使文化学术的积累出现重大的断层，而且还问世有若干出版物，
成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佳作，巴金的《寒夜》、茅盾的《霜叶红于二
月花》、夏衍的《春寒》、沙汀的《淘金记》、吴组缃的《山洪》和田涛的
《流亡图》，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陈白尘的《升官图》、宋之的的《雾
重庆》、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
人》，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的一部分等等，均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产
品。据《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一书中披露，仅1942 年，在重庆的
130 余家出版机构，就印行上市了1292 种图书，占去当年度全国出书总量的
33。3％。次年度，虽然出书总数下降了，仅有878 种，但是，重庆一地在全国
出书总量中的比重却增加了，达到39。07％。这其间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
作为一部城市通史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在内容的分配上，
也是有所用心的，大抵上是体现了厚今薄古的致用原则。编撰者仅用一章的
篇幅来观照重庆古代的发展历史；而以整整十章的内容，从重庆的被迫开埠
始，通过对重庆经济中心的初步成型、人民的反抗活动、国共两党的合作、
军阀割据、成为“陪都”以后，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和重庆政权的易主，以
及前述第11 章的有详有略的叙述，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重庆的城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发展面貌，并进而论证了重庆由一个川东地区的区域性封建军政中心，
向四川、西南乃至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逐渐演化的过程，这就在客观上为多
年以后重庆成功升格为我国新直辖市作了舆论、资料上的准备。
我盼望着，在重庆建立近代化城市60 周年和改建国家直辖市2 周年之
际，能有一部多卷本的《重庆通史》问世，或者至少也应当有《重庆：一个
内陆城市的崛起》的增补修订本上市。在那喜庆的日子里，再也不能出现类
似我这样热心关心着重庆城市发展的“下江人”，久访重庆史志图书而难获
的事儿了。
（1997年11月 30日）
“读读香港”六章
在南京这个城市指日以待香港的回归，似乎别有了一番意义。可不是吗？
下关静海寺的重修，“警世钟”的新铸，莫不提醒着南京人不要忘却了百年
前在此地发生的国耻民辱的“议约”一幕。而且，少为人知的是，在《中英
江宁条约》（习称《南京条约》，NankingTreaty）签订之前，香港一地本无
定名，全岛概称为“香港”，即从该条约在静海寺议订始。
清光绪十一年（1885）夏历九月，近代广东诗人黄遵宪（1848—1905）
自美国过太平洋来到已被占领43 年的香港，目睹耳闻之余，感慨道：“水是
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到
香港》）
如今，当“五星红旗”即将上岛飘扬的时候，香港已从当年那个珠江口
外的仅以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取胜的海岛，发展成为了“东方的巴黎”，如
今更成为有“东方之珠”美称的“国际文化橱窗”。对于此中的变化，原本
是可以有好多话要说的。然则秀才报国纸一篇，爱将多年来搜集到斋中的有
关香港的图书浏览一过，发为书话若干则，与诸君共读。
《香港初期史话》
这是一部老书，1984 年三联书店沿用1958 年的旧版重印而成，才7。6
万字，印成113 页。篇幅虽小，却是用心之作。作者署名为“丁又”，未知
是何许人士也。1
《香港初期史话》一书的内容时限为 1841 年至 1907 年（扉页上作了标
识），不明作者何以以之为“初期”？本书凡分六个部分，依次为“香港史
地概况”、“一八四一年前的香港”、“香港被占经过”、“九龙半岛和沙
面的‘租借’”、“一八四一年后的香港”和“中国人民反对香港被占的斗
争”。另有一个附录《大事年表》，从明崇祯十年（1637）“英船第一次来
华，炮轰虎门，强迫通商”到1926 年“省港大罢工”事毕为止。
藉助是书，可知“香港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依据和问题由来，也
可知香港为什么被译名为 Hongkong，并另有“香江”、“香海”、“香岛”
和“香洲”等别名雅称。作者在书中尤其着力的是，广泛援引中外文献资料
来论证：“香港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前，即在1841 年1 月26 日就被英人
占据了”，“香港的被占据是在1841 年1 月26 日，但是英国人染指香港还
远在这一天以前”。为此，作者花去了本书非常珍贵的篇幅的三分之一。
作者还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专章特别弘扬了“中国人民反对香港被
占的斗争”。他指出：“香港的问题，因为离开祖国的怀抱，受到外族的压
迫，不得不自动起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对侵略者作斗争。”并在全书末
尾宣告：“中国人民决不受任何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条件成熟时，一定要
收回整个香港地区。这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只不过当年作者面对白纸写下这一行庄严的黑字时，完全想象不到，在
1 ①本篇书话在《东方文化周刊·东方书影》1997 年25 期上刊出后，上海读者朱铭先生专函驰告：“关于
《香港初期史话》的作者，我也是刚读了《金应熙香港今昔游》（北京龙门书局1996 年2 月版）才知道的，
他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的笔名。”杜先生当年供职广东图书馆，1967 年卒于广州。
40 年后的今天，香港是在中英双方的和平庆典中回到祖国怀抱里的。我真心
希望对香港问题研究有素的本书作者能够健在着，同我们一起在荧屏前观看
到这动人心魄的一刻。
《香港沦陷日记》
本书是对香港一个非常时期的49 天的实录。公元1941 年12 月8 日，日
寇开始进攻九龙，到25 日占领香港，直到次月25 日记主萨空了等才在隐姓
埋名一个月以后逃出香港，《香港沦陷日记》（三联书店1985 年版，202 页，
10 万余字）真切地将这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录了下来。
作者在此次“香港沦陷”之前，原负责着中文的《光明报》的工作。由
于战事影响，该报被迫中辍。但作者本着一个报人和记者对社会历史的天赋
责任感，在手中没有媒介的情况下，还是留下了这份珍贵的文字记载。据说
关于这段历史的单行本和报刊连载尚多，但我均未能见到。惟知有叶灵凤先
生曾经介绍过的TimCarew 所著的《香港沦陷记》（The Fall of Hong Kong），
那“是一种会议和综合报导的叙述”。叶氏揶揄道：“关于当年香港这一场
绝望的保卫战的出版物很多，本书的惟一长处是对于当时英国自顾不暇，在
香港殖民地的安全布置上，只好听天由命的那种薄情态度，给予了很大的讽
嘲。”（《读书随笔·香港书录》）
假如说《香港沦陷记》是一种来自英国人视角的香港沦陷纪实，那么萨
空了（关于其生平事迹，可参阅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年出版的传记《萨空
了》）的《香港沦陷日记》则是一个中国人关于同一题材的真实记录。书中
揭露港英政府的新闻检查处“对日伪的攻击中国抗战宣传，并不检扣，但对
主张加强抗战力量，指斥日伪的宣传反予种种留难”，姑息养奸到突发战事
才予追究，结果是日人和汪伪报界的主要分子“全部逃脱”。而当此非常时
期，华人所办的中文报却“不能像英文报一样的迅速发出号外”，以及时报
道战时动态，从而反映出在殖民地上华人新闻权的被制；在社会管理方面，
战事突起，港英当局又不敢正视衣食于此土的华人的觉悟和力量，未能号召
“全港中国民众，制止敌伪的阴谋”，而是“怕民众甚于敌人”，直至在1941
年12 月25 日使得本该“全港狂欢”的节日，不幸成为了香港正式陷于日寇
的黑色“圣诞日”。
至于书中所记战时民众之困苦，烂仔抢掠之无情，渡海外逃之艰难，日寇占
领之猖狂，也都历历如映，使读者于半个世纪以后的今日，犹能体会到当年
香港民众那苦难惶恐的一幕。所以，萨空了先生在日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节
中激愤地写道：“——我相信我一定会在短期内再看到太平山，并且太平山
顶飘扬的旗帜，将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的旗帜，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
旗帜。”
《香港报业杂谈》
我们在读《香港沦陷日记》的过程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当“太平洋战
争”的战火已经延烧到九龙、香港两岛时，萨空了仍在与梁漱溟先生等进步
报人一起设想着以自己的《光明报》，联同范长江主持的《华商报》、徐铸
成主持的《大公报》等“已停各报”为基础，积极筹划出版战时“联合版”，
旨在使之成为“各方团结共御侵略的象征”，其奔走之劳，努力之忱，令人
对那一代进步报人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肃然起崇仰之情。
但我们对当时的《国民日报》何以于此事持迁延态度，《华侨日报》何
以立场暧昧莫明，乃至在日寇占领香港后，《南华日报》等何以即能“复刊”
等种种背景，往往不甚了然。所幸香港资深报人李家园先生为《星岛晚报》
所开设的“香港杂谈”专栏中有关报人报事的部分已结集为《香港报业杂谈》
（香港三联书店1989 年版）一书，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有关各报背景
的指南，进而则可以视若知晓香港报业发展史的基础读物。
《香港报业杂谈》是作为三联书店组织编辑的《古今香港系列》丛书中
的一种出版的，丛书主编梁涛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指出：
《香港报业杂谈》从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及中文报纸《中外新报》谈
起，直到全港第一份彩色报纸《天天日报》，其中作为重点介绍的，不下40 余份。尽管
它们出版的年代背景不同，办报宗旨、印刷技术等亦各有异，然而在香港报业史上，均曾
产生过一定影响。本书内容除了报纸沿革、报史事件、报人传记之外，还专门辟了一章，
介绍战前战后香港新闻教育的状况。至于部分报章未被提及，原因是作者鉴于国内出版的
同类书中已有论述，为免重复，只好割爱而已。
我们通过本书中有关篇章的阅读，可知《国民日报》是“真正由国民党
中央党部出资在香港开办的报纸”，虽也以“辟邪说，增益民智，团结人心，
以求抗战之成功”为宗旨（《国民党在香港办的报纸》），但其思路行事终
与民营各报不同；而《华侨日报》以该报性质所限，始终以维持报业为生存
准则，这样在大是大非面前，便自有其功利的立场（《〈华侨日报〉二三事》），
至于《南华日报》，作为汪精卫系统的政治色彩洋溢的报纸，久已是在港爱
国人士唾骂的对象。如此等等，令人大开历史的眼廓和视界。
《香港报业杂谈》发掘和保存香港报业史料之功厥大。如辩证“香港第
一家中文报纸”是1858 年出版的《中外新报》，但其创办者不只是外界盛传
的伍廷芳，还有“以年龄、学历、经历而言”均胜伍氏的黄胜（1828—1902）。
据作者说，黄氏至港读书时，年仅15 岁，“其时香港割让与英国仅一年，可
以说，黄胜是香港开埠最初期的华人。我们读《黄胜平甫公简史》，有如读
了一篇‘香港开埠七十余年简史’”。
《香港的新闻教育》，为本书画龙点睛之文。我们通过这篇长文，可知
今年恰值香港始办新闻教育事业的70 周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