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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的”。（第4 章）
《一个女教师的自述》（三联书店1989 年4 月初版，1995 年8 月重印）
是任桐君这位在20 世纪上半叶执着于生活和办学的女教育工作者的自传。作
品共分四章，从自己出生后所记忆的“一个衰败的大家庭”的情况起逐次展
开。每章下各缀以若干小标题，作为写作的侧重点，一直写到“故乡非我乡”
一节为止。原来为着家庭的生活，这位早就在心中认可南京为第二故乡的江
南游子，还是不得不“丢掉工作”，再次告别生活不到一年的南京，去到重
庆，与自己的丈夫团圆。
作为我国早期的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同时作为家庭这
个“社会细胞”中的寻常人妇人母，作者矢志不渝的生活理念是，“替孩子
找一个好学校，为自己谋一个小学教师位置”，为此她“一直坚持工作，不
轻易放下教鞭”。因而从作品的第三章第一节“走向社会”开始，我们从字
里行间所能看到的一种品质，就是任桐君女士那种推己及人的“慈爱”之情。
这种“慈爱”，窄而言之，就是她对自家包括那夭折的长女在内的孩子们的
“亲情”；广而言之，则是对少儿教育活动的“敬业”。
任桐君女士对子女的“亲情”，体现在她对子女教育的充分认识和细致
做法上。她在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曾经总结说：“我们都受过师范教育，认
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把自己儿女的教育视为责无旁贷的义务。。。每一个孩
子都做过我学校里的学生，我很清楚地认识他们的长处与短处。我以慈母兼
教师的姿态生活在他们中间。。。对孩子的教育应该从他们学话、学步的时
候就开始不断诱导。如果认为他还小，不要紧，等大了再教，那就晚了；不
但事倍功半，也可能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害。”
而作者对“逃亡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即自1938 年春开始先后实
主其事的贵州企业公司同仁子弟小学——建业小学——贵阳实验小学的历
程，既是她作为一个女师毕业生的社会实习，也是她生平所敬事于教育事业
的才华的惟一一次集中的闪现。其结果是，开创了“大后方”教育史上的一
件奇迹。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造宿舍、辟操场，到置教具、聘教员，
直至向社会人士劝募建设小学校礼堂，从而“为贵阳几百个孩子创建了比较
合理的学习环境”，使之成为一个拥有400 多个学生、12 个班舍和30 位教
员的规范有序的优良小学。
同人在半个世纪后评价到任女士此间的业绩时，还由衷地写道：
我在贵阳，目击她筹备贵阳实验小学的惨淡经营，把一张白纸绘成了最新最美的画
图，使官方为之叹服，黑暗势力敛迹，学童爱校如家，家长额手相庆。短短三年，该校竟
一跃成为全市楷模。至今该校出身的学生，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大有人在。
（刘明水《一个女教师的自述·序》）
她在贵阳实小贯彻“德、智、体、美、群五育兼顾，要求培养出手脑双健”的学生，
这些正确的教育指导思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她对自己又能严格要求，清明廉洁，
不分昼夜地忘我操劳，以全心全意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大家。她不愧为一个
好教师、好校长。
（斯霞《一个女教师的自述·序》）
这是一个平凡的教育工作者所创造出来的不平凡的业绩，是任桐君女士
那推己及人的“慈爱”品质所发挥出来的辉煌的生命张力。任桐君女士的这
部书稿，原是她在年逾六旬、赋闲在家以后的回忆录，其初衷是“留给家人
后代阅读的”，所以记人记事了无矫饰，情感怨而不怒，语言晓畅如话，读
来真实而亲切。据说在该书正式出版前，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小插曲：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此稿存放在作者的第三子杨庆处。随后杨庆家被
抄，此稿也被追查“归案”。然而，在杨庆遭受不公正的“审查”期间，“专
案小组成员”竟然“津津有味地传看这本回忆录，使他们明白了许多旧社会
错综复杂的事”（杨中《一个女教师的自述·后记》），卒至于对澄清杨庆
的“问题”，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呢。
关于本书的阅读价值，严济慈先生有段极好的概括：该书“记述了她半
生的经历，从家庭到学校，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从江浙鱼米之乡到贵州
山城，反映了半个世纪、半个中国动乱扰攘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包含
了她办学的种种艰辛和儿童教育的实验经验，是值得一读的”。
当然，今天可以用来证明本书值得一读的另一个佐证是，此书在1989
年初版时才印行4000 册，然而在6 年后的今日，它又被重印了，可见任女士
的这部自传确有其可爱可读之处。
（1996 年10 月26 日）
《惜楼烟云》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沉痛的千古名句，对于承
平时代的人们，总是多少缺失了一些撼动人心的力量。
但是，假如向你展示这么一个家庭实体，它在短短的22 年间，由贫贱而
富贵而离散，由卑微而辉煌而困厄，而且还有人将其间的情弯理曲、悲欢离
合一一向你道出，那么你是否从此对这一诗句及其所包容的那份白云苍狗般
的变幻，就有了一个更纵深更拓展的体味呢？
这个实体，就是曾几何时座落在杭州原西大街草营弄火神庙近旁的“惜
楼”；而解说者即是知根知底的惜楼主人的女儿、《惜楼烟云》（工人出版
社1993 年初版）的作者王民嘉女士。她写道：
惜楼是这家人家鼎盛的象征，它高高地耸立着，冷眼俯视着这多难的人间。
（《惜楼烟云·惜楼篇》）
在惜楼的内内外外，多少人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留下了自己活动的足迹，凝聚了
他们的欢笑与眼泪。岁月匆匆，在惜楼及其周围的人早已星散，在惜楼发生过的故事也早
已被人遗忘，惟独惜楼缄默无言，阅尽人间沧桑，咀嚼着在那儿发生过的恩恩怨怨，是是
非非。往事早已化作烟雾，化作云絮，随风飘浮在惜楼的上空。而今重拾旧事，故题曰《惜
楼烟云》。
（《我写》）
《惜楼烟云》那31 万字的故事，是从小说主人公王时荣宦海沉浮廿年
后，终于由贫寒的教员、失意的幕客，忽地升迁为国民政府文官处任一级秘
书，“在南京做了大官了”而开始的。其间的关系因果，在于他依附于昔日
的学生蒋瑞元（介石）而参与了1927 年的大革命：“几年的戎马生涯，让他
感到从事伟业的喜悦。1927 年的巨变，对革命人民来说，是一个反革命的政
变，而对那蒋介石及其幕僚们来说，这是个建立新王朝的胜利。”（《青云
篇》）
然而，作者却并不从主人公“拯救生民”、甘为“开国文臣”的主观愿
望和政务实绩上铺叙下去，她的笔墨的重点在于叙写这一位有特殊政治背景
的新贵的家庭生活故事，而“新贵”之新之贵以及其衰其败，却于此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浮突显现。
与发妻关系的失衡，可以说是主人公王时荣新贵生活的序幕，也是《惜
楼烟云》一书真正的楔子。乡野粗鄙的发妻被冷落，水灵俊俏的如夫人堂皇
入室，是新贵之“新”；痴儿娶丽人，包车送爱女，则是新贵之“贵”。从
此，小说的情节以王时荣为中心，围绕着发妻金香、侧室菊英和儿媳如梅、
爱女方佳这两辈四位女性的人生道路展开。
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两辈人呵？不必说明媒正娶的下层劳动妇女出身的
女主人金香的不幸而无奈的遭际，单说正处于“十八岁的花季”的乡村女子
如梅和菊英，仅因为家境贫寒，先后被裹挟到新贵的家庭之中，被迫接受了
她们此前从未设想过的人生安排。她们先后进门，或成为其痴儿的媳妇，或
成为其填房的小妾，初非心愿；她们同龄，然而在新贵之家却系两辈，关系
莫名。她们境遇相同，却因家庭身份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结局。
作为如梅，她红尘有爱，但情途坎坷，最后落得个四个孩子“分属于两
个父亲”的被始乱终弃的悲惨结局；甚至当大家庭分崩离析之后，虽然离了
婚“而王家少奶奶的身份未变，政府人员对自己的看法未变”，终于不堪精
神和生活的重负，不如归去。当她在事隔23 年之后，扶母携雏，踏上回乡的
归程时，心中有多少感慨呵：
人生是如此多变，又是如此不变。转了一个大圈子，她又回到那生她、养她的河埠
头去了。惟有惜楼高耸在她心中，证明她曾在这生活的漩涡里挣扎、沉浮过。
（《告别篇》）
如梅，这个曾经亭亭玉立、梳着浓黑修长的双辫的“生性活泼，不懂得
什么是忧愁”（《青云篇》）的乡村姑娘，这个18 岁嫁入新贵之门的孱弱而
不幸的方俊媳妇，就这样被人生命运折腾得颠来倒去，终于叶落归根。她作
为一个“河埠头爱幻想的女孩”（《青云篇》），从不适于直至转而为依恋
于这个钟鸣鼎食的新贵之家，“深感到她是王家的人，孩子是王家的孙子”
（《惜楼篇》），到决意回到“河埠头的小屋”（《告别篇》），虽有形格
势禁的无奈，但绝不是简单苦涩的人生轮回，总是多少反映出了她对世道人
生的觉悟和进取。
与如梅同龄但以如夫人名份进门的菊英，却展开了另一种命运。她温良
恭俭，善解人意，虽也有“做了房中小”的苦涩无奈，但她聪颖明智，很快
“意识到自己境遇变化，地位变了，她要努力去适应这个变化”，“是祸是
福，让我去闯吧”！“我将忍受我能忍受的一切，我将反抗我所不能忍受的
一切”。果然她能得体地敬大爱幼，维系平衡，啜饮着新贵的恩泽雨露。风
吹来，雨打来，时代风云挟雷霆，总在她既定的信念和老夫的庇护下，照样
生儿育女，有惊无险。直至追随惜楼老人，悄然奔赴海岛，去实现她心目中
苦念的团圆梦：
感谢苍天，赐给她一位对她无限深情的丈夫与这么多聪明可爱的孩子。她可以舍弃
惜楼，舍弃父母兄弟，她惟一追求向往的与丈夫儿女相依相偎的独立自由的生活终于要实
现了。她不懂得也不想去了解周围惊天动地的变化，她祈求的只是和平安定，只是完整的
幸福的家庭。
（《告别篇》）
如梅和菊英这两个同命殊运的女子，终于泾渭分明地走出惜楼，去继续
其或在大陆或在台湾的人生之旅。
值得指出的是，当两位外来女子正各自为新贵之家所裹挟、所诱惑的时
候，这个精神匮乏的钟鸣鼎食之家，却正在不由自主地把生于斯、长于斯的
时荣与金香所生的聪悟多情的女儿方佳，渐渐地推出惜楼的门庭，把她放逐
于时代的大潮。以方佳为代表的新一代，目睹了家庭成员的过多的悲欢血泪，
经历了当日社会的艰辛困顿，终于认识到社会前途的灿烂光明之所在，“王
家人在变，革命的浪潮把惜楼的后代卷进了革命的洪流”！
然而，方佳又毕竟是在惜楼里长大的，正如书中所说：“方佳总觉得她
不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但一条无形的带子束缚住她，使她不能自由，她无
法不负担这个十字架。”（《告别篇》）当她在惜楼彻底易主之前的1952
年某日，围绕那建于1933 年的小洋楼巡视告别的时候，她一方面为那个“反
动、畸型的家庭”“总算有了个结局”（《告别篇》）而感到一阵轻松，而
同时，也不免为家庭的“荣枯兴衰，如烟如梦而感到怅惘”。这是真实人情
的流露，也是新时代的掘墓人为末代贵族之家最后弹奏的一支无弦无乐的挽
歌。
《惜楼烟云》就这样以时荣为中心，以惜楼为象征，以两辈四女的遭遇
为枝蔓，铺写出了一幕可哀悯但并不值得悲泣的人物剧。
由惜楼所象征的那个蒋家王朝的贵族之家的命运，是同中国20 世纪20
年代末到50 年代初的时代风云密切相关的。它的兴衰荣枯，更与蒋家王朝的
进退同期起伏升降。因此说，作者是以她那独特的家庭经历，从一个独特的
视角，展示了那独特的时代，并为之谱写了一支独特的挽歌。作品中人物形
象的鲜活，语言叙述的婉丽，故事情节的跌宕，心理活动的细腻，并不因全
书的编年时序和纪实格局而有丝毫的逊色。
读罢全书，作为末代贵族乃至末代王朝象征的“惜楼”，始终高耸在我
的心头，拂之不去，发人深省。要是能有有识者把这部作品改编成为电影或
电视剧，那该有多少魅力呵！
（1993 年8 月26 日，江苏太仓）
《劫收日记》
《劫收日记》一书之奇，在于作者似有默契地展示了李宗吾先生《厚黑
学》中所说的“甲班学生”的实习档案。他们就是抗战胜利之后，那些被国
民政府委以接收敌伪逆产重任的政府官员。针对这群“接收大员”，作者秦
瘦鸥先生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们在接收“逆产”的幌子下，怎样尔虞我诈、
如狼似虎地掠夺民膏国脂的集体作案经过。有此惟妙惟肖的画谱，难怪有人
要在今日重版《厚黑学》一书时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数十年的动乱中，
许多社会现象和‘政治家’的表演，也与本书中的剖析刻画极其相似。”可
见李氏“厚黑学说”不惟良非无因，而且几乎是有先见之明的了。
《劫收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年11 月初版）凡分10 章，每章之
下各设标题。日记截取1945 年8 月14 日日本国宣布投降之日，记主“谢桑”
开始奔走活动，谋取“接收”职事，到1946 年4 月6 日遭到通缉后卷逃日本
东京为止，凡22 万字。
该书叙写的是：原在“大后方”重庆某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谢桑，在
国民党中央派员到上海接收之机，夤缘当上了“接收大员”之后，在上海接
收舞台上的种种丑剧和闹剧，诸如隐匿伪产、争夺产业、嫖妓纳妾、结党营
私等等。最后终因丧心病狂地掠夺“五子”（房子、车子、条子、女子、位
子），又以靠山不铁，终于棋输一着，遭到所谓的“中央接收工作清查团”
的立案审查和“上海法院”的通缉，最后只得以仓惶卷逃出境告终。谢桑的
结局即是该书尾声所形容的“原从天上飞来，还从天上飞去”（第10 章）。
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此间剧情的铺展转折，还是剧中出现的各色人等，
又无不同重庆政府上层的派系斗争密切相关。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日轰动海
内外的“劫收风波”后的社会真实，再现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政纲不举、吏
治崩溃以及民不堪其扰的将尽气数，白描出这一时期的政府官员“千里为官
只为财”的厚黑群像。
日记是以派任为经济部上海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的谢桑为核心人物展
开的。那么，这一位“接收大员”对于“接收敌伪逆产”这项既严肃又神圣
的工作，是如何理解的呢？
就在谢氏由重庆飞抵上海就任后的第60 天，他便以在沪身历抑或闻见的
经验，对接收工作有了一个极其明确的理解了：
所谓接收，本来就是趁火打劫嘛！趁火打劫当然不是什么长期的好买卖。只能干一
天算一天，抢一批算一批。谁眼明手快，抢得快，抢得多，趁早洗手下台，谁就便宜。任
他们派什么清查团，对不起，老子先走啦！
（第5 章）
此种“捞一把就走”的心理，可以说是当日不少接收大员间的共识。否
则，我们也就难以理解《劫收日记》中所写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共
同作案作恶时，能那么的坦诚以待，那么的默契合作，那么的肆无忌惮。同
时，也就理解了“天上飞来的”和“江上氽来的”同“地上钻出的”接收大
员之间，军方同政界之间，到沪大员同上海帮会头目之间，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之间，国民党政府方面同日方、美方之间，为什么几乎处处相
护，事事为奸，而又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从而一手制造了这场为国际人士
所不齿、为国内人民所嫉恶的“劫（接）收之灾”！
作为一种心理学上的注解，谢桑在尚未谋就“接收大员”之缺时，在重
庆的内心独白：“。。如今好容易盼到胜利，真像个久病之人需要进补一样，
谁不想立刻被派到沦陷区去搞接收工作？”“但我得好好想一想，上哪个地
方，参加哪个机关最合适？吃肉总要挑肥的吃嘛！”（1945 年8 月19 日）
应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心态。有此思想基础，那么，官员们一旦摇身一变而
为“接收大员”，那么，其行为上一心为私不为公，也就不言而喻了。
试看谢桑在上海任上某一日的“公务”活动内容——
“中午，我在蜀腴饭店请高佬周小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