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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虽通过长达1125 天、六次进京告“御状”而终获改正，但这种艰难卓绝
的上诉遭遇，显然是一个党的干部在有限的政治生涯中谁都不愿一试的。
往事虽已矣，然而这一和平建设时期“官告官”的案例，尤其是当事人
刘建军通过自己数年奔走、万里投诉的艰难经历，所触泄于世的现行政治制
度中的隐患，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醒。由张玲、辛汝忠编写的15 万余
字的纪实作品《“官司”惊动中南海》，就以真切泼辣的文字，向我们揭示
了刘建军这位县处级干部是如何不甘屈服地为自己鸣冤叫屈，终于在多次惊
动中南海、一次面禀党的现任总书记的前提下，终获得基本“平反”的过程，
以及他对此的真实体验和积极思考。
刘建军是经历了走遍地区、省委两级机关无人受理其冤屈，在切实感受
到一级组织机关内部的“只有同情、没有勇气”和“权大于法、私大于公”
（第3 章《漫漫上访路》）的势力氛围以后，才毅然决心上访北京、申诉中
央的。因为他相信：“党组织不会那么青白不分，肯定会把我的问题搞个水
落石出。”“任何一个政权，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清正廉洁、正大光
明啊”！（第5 章《天子脚下爱莫能助》）于是他先后发信200 余封至京，
六次亲自到首都，四次走访中南海，两次告诉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一次求助于全国政协负责人，一次通过新华社“内参”，并求告于
全国人大领导人，结果这些超过百万字、重逾20 公斤的申诉书，无论是有中
央领导人批示的也好，还是中央国家机关批转的也好，回到河北一律是泥牛
入海无消息。
刘氏也曾遵照中纪委有关同志的答复精神：“中国的县级干部太多了，
我们怎么能够管得过来呢？我们搞纪检工作有我们的程序，你还得回到你们
的本部门、本单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里不好接受你这个案件。
你要相信地方组织，相信邪不压正，问题一定能解决的。”（同上）于是他
从北京回到地方，再次寻求当地组织的支持。结果却依然是“互相地踢，整
整一天，他们把刘建军从五号楼踢到四号楼，从四号楼踢到七号楼，从七号
楼踢到五号楼，从纪检委踢到组织部，从组织部踢到办公厅，就这么跑三角。”
（第7 章《共产党人的责任》）为此，刘建军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痛感到：
我不敢盲目去责备具体办事的同志，我只能说，中央领导要体察民情，很应该设一
个真正有力的办事机构。现在虽然也设了一些机构，工作人员时间一长了，实在已经熟视
无睹、麻木了。
。。
不然，像我这么一个人上百万字上书，5000 里路上访，找了那么多人还不能解决，
全国谁知道还有多少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呢！
。。“文革”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现在仍有人整人，整错了人没有责任，即使把
人整死，整人的人也无所谓！这很可悲，如果长此下去，哪一天才能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啊！
（第9 章《状海无涯》）
要知道，本案的主人公毕竟还是曾经为官一方的党的县委副书记，而且
有过短暂的中直机关借调工作经历的县处级干部呵！正如直接承办此案的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室的刘长春同志所议论的：“幸亏刘建军又能跑，又能
写，要是换个别的人，可能就得冤一辈子。刘建军这个人也不错，在保定调
查期间，那么多人为他说情，整个调查过程，所见到的人，几乎是一面倒，
都支持刘建军。”
是的，他竟然把官司告到了“最顶端”，他居然有机会面对着执政党的
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把冤情全说完了”，得到了党的总书记“找谁谁也得管”
的重诺。当辞别的时候，刘建军“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一串串泪珠随之掉在
水刷石的地面上。要是在解放前，他会跪下去，给他们磕头，响响的磕头！”
（第10 章《总书记为民打官司》）当党内的一员非得要将自己的冤屈直接陈
诉到党的总书记那儿才有望纠正的时候，这是政治生活中何等悲哀的事呵！
由于受中纪委派员到保定办刘案这一事实的激发，很快地出现了“保定
人民敢说话了，一批腐败分子落入法网”（第11 章《这回让你说个够》）的
喜人局面。但是因为有了三年来那一番坎坷卓绝的经历，因此，即使当刘建
军自己的冤案史无前例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会议上研究定案（“毕
竟是一起冤案，又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办的，中纪委主要领导负责的，复
查组全面、仔细复查的”，同上），并在1993 年8 月28 日被有保留地纠正
以后，刘建军回首前事，仍然不能尽展愁眉：
按说已经错误处理了他，开除他三年的党籍，平冤后，再给他留个警告，他心里是
不情愿的。
就算有点违犯“要讲真话，言行一致”的规定，那整错他的人违犯的不是更多吗？
且不说他反映问题的出发点和效果，是帮了党组织的忙，就拿他被冤整三年来说，难道不
应该也追究造成冤案者的责任吗？
。。我依然对党内出现的一种深层次的腐败感到忧心。赵高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指
鹿为马，杀害了多少忠良。如果我们党内也发生类似情况，谁说了真话谁就倒霉，干了坏
事不让别人吭声，那么，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能够再保留多久？
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惩腐败。但在当今的拜金主义思想下，又会有多少人不为金钱
而为了信仰和良知，去向中央倾诉衷肠？即便上诉，中央又怎能一一知道，一一查清？我
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我愿以我的遭遇，给人们留下一个深刻思考。
（第12 章《沉冤昭雪》）
思考当然是沉重的，它比“官告官”这个案子的本身要沉重得多，也有
意义得多。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地从刘建军艰难上诉和冤案改正这一“可遇不
可求”的实际案例中，正视其中所出现的影响社会人心的不良态势，并从中
汲取到更多的现行制度运作和政治革新的信息，那么，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可
能还要付出沉痛的代价的。
（1997年8月 23日）
书香盈邑
序引
我在《南京的书香》一书的跋文中，曾经引用了一句南京先贤的旧诗
“古砚田已芜，旧书香谁续”？来证说古人对“书香谁续”的忧患。可见，
真正饱读诗书的人，对于民间世家所谓的“诗书继世长”之类的说法，是抱
有客观辩证的态度的。至于说“书香社会”的建设云云，大概更是在市场经
济和商品社会里，当代文人理想的“乌托邦”。
说到“书香”，姜德明先生就曾编过两个《书香集》，一为中外文化出
版公司1990 年版，一为华夏出版社1997 年版。两书篇目上大有同异，大抵
后者是前者的精选本和增补本，“书香”的主题更加浓郁而已。姜先生在序
中解题道：
书名《书香集》本无深意，取其雅俗共赏而已。世间也确有带香味的书，这倒不是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才有的，我们的老祖宗在雕版印书时代，便知道用上好的香墨
印成带幽香的木版书。何况一本佳书在握，只要思想、意境、文笔好，即便用的不是香墨
亦可异香扑鼻，令人神醉（当然，世上也有从内容到形式都散发着臭味的书）。
我这里引用的是’90 版《书香集》的序文，因此，“当然，世上也有从
内容到形式都散发着臭味的书”这一句感慨语和牢骚话，在’97 版的《书香
集》序里是读不到的。这篇 7 年后改写的序中，删改的句子并非这一处，
但当以这句话最为重要。如果循此考证下去，由话及人，由人及事，便是又
一篇书话的文字了，暂且打住。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搜集现当代图书版本，
确是有一点趣味在。
既然民间世家的“诗书继世长”之类不容易做到，那么推而广之，“书
香社会”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其目标的达成恐怕就更难了。试看首倡“书香
社会”口号的台湾地区，何尝因为有识之士在力倡“以书柜代替酒柜，以书
桌代替牌桌”的理念，而稍减其纸醉金迷的商务气？
因而，本集题之为“书香盈邑”，无非是为造就一方水土的文化氛围而
勤谨书事、钟情书香以及诚播书种的人士，图其形而存其影，进而恢弘其志
高趣雅的品格而已。
（1997 年 7 月 27 日，下午，闷热）
香港报刊的读书园地
《书与人》杂志今年第1 期刊登了武汉中南财经大学台港研究所古远清
先生所写的《香港的〈读书人〉》一文，简约地介绍了《读书人》月刊的情
况，并评价道：“在立足本港的基础上，争取到大陆和台湾著名书评家的来
稿，使人感到北京的《读书》和台北的《诚品阅读》办得再好，也难以取代
香港的《读书人》。”这是很有见地的一种意见。
因为从70 年代后期，香港开创专门的报刊读书园地（报纸“读书版”和
读书杂志）以来，联络和沟通港、台、大陆三地书业动态和书评作者，历来
是香港书文化的重要景观之一。古先生因为《读书人》杂志的迁址而“不胜
惆怅”，有“突然归来的老友又远行”之感。为此，我在此广而告之：《读
书人》杂志已由原来的香港中环，迁移到了新界屯门湖翠路启丰商场1 楼27
号。
实际上，在香港曾经先后有过两份《读书人》杂志。第一份是1987 年由
冯伟才先生创办、艺文出版社发行的。这份《读书人》专门刊登图书评介和
关于图书的专题座谈、采访记录等，设有“书与我”等专栏，主要发表作家
与图书结缘方面的故事。次年因财力不继而告停刊。直到1995 年3 月才复刊
的《读书人》杂志，当是冯先生“跟大家一起做个快乐读书人”（见复刊号
第五期“编辑手记”）的“书香理想”的继续。第二份是在1992 年3 月创刊
的《读书人月刊》，由香港当代艺术中心主办，四川作家、艺术家阿年（杨
守年）担任总编辑。这是一份综合性的书文化刊物，设有文坛广角、书人情
丝、品书记趣、文学花雨、编暇随笔、藏书天地和刊上书屋等栏目，印制颇
为精美，可惜于 1993 年停刊。
在上述两种先后同名的《读书人》杂志以前，香港还办过一份号称是“香
港第一本有份量的读书杂志”——《开卷》月刊，这是由香港开卷出版社于
1978 年 11 月创刊发行的。它以“开卷有益，开卷有利，开卷有趣，开卷有
乐”为宗旨，评价世界书刊情况，反映出版动态，并选载书刊精华，有作家
研究、书评、书籍艺术、开卷论坛等栏目。其中“作家访问”栏，所访问的
新文学作家如卞之琳、李辉英、端木蕻良、钱钟书等，都有极其珍贵的文学
史料价值。另设有“书窗闲话”和“爱书·购书·藏书”两个情趣性较强的
小栏目，往往是图文并茂。《开卷》第1 期至第7 期，为大32 开本，从第8
期起，为大16 开本。于1980 年12 月，出至第24 期时停刊。
1984 年7 月，香港三联书店开始印行《读者良友》月刊，由香港作家东
瑞担任执行编辑，其风格同《开卷》大致接续。设立有书评、书人书事、图
书论坛、文学史料、世界刊物志等专栏，后半部有“每月新书”的栏目，每
期刊登约700 种左右的书讯，甚便读者了解港、台、大陆三地和国外的分类
新书信息。该刊向来以“爱书人的良友”、“实用的读书指南”相号召，从
而成为当时“香港惟一的读书杂志”。久已停刊，我雁斋中收藏有以上几种
杂志的样本。
《开卷》同《读者良友》月刊风格接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主编均是
知名作家、翻译家杜渐。杜渐先生原名李文键，自号“书痴”，是香港著名
的读书人和力倡读书风气的实践家。他退休以后已移居加拿大。杜渐先生
1960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著译甚勤，主要有《当代世界文谈》、《书
海夜航》（北京三联书店1980 年3 月版）、《书海夜航·二集》（北京三联
书店1984 年7 月版）、《书痴书话》（香港三联书店1992 年1 月版）等十
余种。
香港《大公报》于1948 年3 月 15 日在香港复刊，从1978 年起开设“读
书与出版”专版，每周一同读者见面，是香港历史上最早亮相并且保持时间
最长的报纸读书园地。近年来，开辟有读书报告、黄金屋、书与人、书边草、
自己的书架、新书撷英、买书人语、中外名著插图选、新书简介等栏目。作
者来自大陆和港台等地，我于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曾为之撰稿十余篇，
其见报速度胜本地报纸多倍矣，可惜这个专版于1996 年停办了。
香港《文汇报》于1948 年9 月9 日创刊。在1985 年12 月6 日，将原来
的“文化之窗”改为“图书”专版，先后设有书田拾穗、青年书屋、爱书人
周记、新书速递、作家与作品、书海拾贝、书市巡礼、书饭斋、香港出版业
拾英等栏目。尤其是该版开展的读者服务工作，即每周图书推荐栏目中所涉
及的新书，均可为读者办理邮购业务，受人称道。
香港《新晚报》于1950 年10 月5 日创刊。在1981 年开设“书话”专版，
出版至500 余期以后，于1992 年初改名为“开卷”。辟有书林穿梭、书人书
事、书评书讯、随想、图书圈等栏目，其中“纸上宝石”栏，为各式藏书票
的鉴赏栏目。现由作家胡少璋先生主编。
香港《星岛日报》办有“书局街”，由李绮年先生主编，于每周周一、
周六刊出。设有书品、书评、世界书窗、贪书手录和读书个体户等，系彩色
套印版，每期文章占用版面甚为广大。
此外，香港还有其它一些值得浏览的读书园地。如三联书店于 1987 年
创刊的对开四版的《爱书人月报》，就刊出过大量书目、书介和书评，还办
有“爱书人天地”，作为专门的书评园地。其它一些报刊的读书版（栏）如
《香港文学》杂志的“书评”专栏、香港《明报周刊》的“书话”专栏、香
港财经报《信报》的“怀书”副刊等，都办得很有些书卷气。四年前，由我
总策划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初版）发行后，台湾
著名的读书人、尔雅出版社发行人隐地先生就在台北《中国时报》的“开卷”
专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给予好评，没想到，三天后的香港《信报》“怀书”副
刊就转载了它。今年4 月，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胡志伟先生主编了《开
卷有益》专刊，系彩色印刷的双月刊，很是精美。设有“香港书市”、“羊
城书市”、“香港文学”、“香港觅书”、“文坛忆旧”和“文史殿堂”等
栏目。
香港资深出版家陈不讳先生曾就香港的书文化建设问题发表看法，他认
为：“如果要研究香港这‘文化沙漠’是怎样过渡到‘非文化沙漠’甚至‘文
化绿洲’的，我相信，报纸的图书版是要记上一功的。”他还坚持认为：“报
纸如果要提高自己格调，增强文化气息，那么，图书版就是一道桥梁。”（《香
港出版业·报纸设立图书版的意义》）我们从香港书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
路径中，是不难找到建设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书文化所可供借鉴的东西的。
（1997 年春）
藏书随香港而回归的叶灵凤
在香港素有“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之称的叶灵凤先生（1905—1975），
大陆的人士知道他的并不很多。原因可能是因为他青年时代的活动舞台主要
是在上海，中年以后则一直在香港生活。
但叶灵凤对于故乡南京的深情实在令人感动，“我的家乡南京”这样的
说法，在他的文章中就常常不止一次地重复出现。有材料证实，叶氏对藏书
的爱好，可能就是得益于他小时候在南京曾经贪图过的祖传藏书，以及同他
们家有着亲戚关系的“金陵书香世家”甘氏和濮氏。“甘氏是有名的津逮楼
主人，家中富有藏书”这一点，给他儿时留下的印象就相当深刻。
据说，早年叶灵凤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藏书万卷，可惜在日寇侵沪的战
争发生以后都散失了。当他来到香港定居之后，重新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个
人的藏书，尤以西洋画册秘本、西方文学版本和有关香港的书刊文献为特色，
并很快就成为了香港当地有数的私人藏书家之一。这些珍贵藏书在他去世以
后，便由他的家人整理后，捐送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其数量多达6000 多册。
关于叶灵凤生前藏书的情况，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有过一些片断的记
述，但总不如他的朋友们观察得仔细，记录得真切。
叶灵凤虽然以藏书富、读书多、写作勤著称，也曾写过《书斋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