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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章学家姚鼐（1731—1815）在著名的《古文辞类纂》中，曾将我
国传统的“文辞”分为13 类，大别之为韵文、议论体和叙事体三种，而序跋
文则介于议论、叙事两体之间。姚氏认为：“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
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
可见“推论本原，广大其义”，为序跋文的写作要旨。据说：“题跋一名最
早是在宋代欧阳修的文集出现的，但题跋文章的出现，却要早在唐代中叶，
不过那时还没有‘题跋’这个名称，只叫作‘题’、‘读’罢了。它的产生，
和唐代的古文运动颇有关系。”（黄国声《古代题跋选·前言》，广东人民
出版社1986 年版）而欧阳修的《记旧本韩文后》、苏轼的《题〈文选〉后》
和《书〈孟德传〉后》等，则开辟了“藏书题跋”的写作范式，多少年来，
在文苑里一直没有绝迹。
简而言之，现代的“书话体”是融合了我国传统的“藏书题跋”、“读
书随札”和诗话、词话的特点而发育成长起来的新文种。在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内，它将可能成为品评纸本型图书的一种重要文体，因为“书话”具有
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含量，文体文风上又能温煦宜人，亲切而可读，可得“入
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戴复古《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诗）
之致。
（1997 年10 月27 日）
说说“毛边本”
“毛边本”原来似乎与“书话”无缘。但因为喜爱书话、写作书话的人，
往往对书卷有版本和趣味上的双重讲究，所以书话与“毛边本”的结缘也就
深厚起来了。自称加盟于鲁迅“毛边党”的唐彛壬�1962 年北京出版社印
出他的《书话》时，不知可曾制作若干“毛边”之本，以分赠“同党”？反
正我闻见的几个本子，均不见毛踪毛迹。但我珍藏有他在1984 年赠予北京大
学学海社的毛边本《晦庵书话》。书斋摩挲，确实感到有“一种参差的美，
错综的美”（唐彛铮倘缑娑砸晃弧芭钔返囊帐跫摇保匀欢⒙�
于是可见先生忠信于“毛边党”确是历劫不渝，因为他早年就曾这样表示过：
在收本的取舍上，我是有党有派的。鲁迅致曹聚仁信里说：“《集外集》付装订时，
可否给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我也是毛边党党员
之一，购新文艺书籍，常要讲究不切边的，买来后亲自用刀一张一张的裁开，觉得别有佳
趣，许多人嫌麻烦，往往对毛边书摇头，仿佛听到过为“毛边党”辩护的人有过这样的解
释：书看时容易弄脏，等看完后，再请装订作坊将毛边切去，就可以保持一幅簇新的面目。
由我看来，这个解释实在大煞风景。
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也许这是我的偏见
吧：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所以所购取的书籍，也以毛边
的居多。早期如新潮社、未名社和北新书局出的，大抵顶发蓬松。几家大书铺是讲究修饰
的，总要切得四面光光，衣冠整齐。。。
“书话主人”既是如此执着地追随于鲁迅所热衷的“毛边”装，那么，
后来执着地追随于唐氏所写作的书话作品的作家们之讲究“毛边”，自亦在
不言中了，而“毛边”之同书话的因缘，自也难解难喻了。
所谓“毛边书”（uncut book），是指印就的书芯经过折页、订书、包
本等道工序流程后，三边不予裁切地保持着折叠原状的书。简言之，主要是
指不切栽书口（uncut edges）的书。“毛边书”又称“毛装本”，是近代平
装本的版本类型之一。它通常是三面不切，但有时为了裁阅便捷，而特意切
齐一面以便读者下刀的。如前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姜德明先生的《余时
书话》，即是被切齐翻口的。也还有连翻口带地脚一齐切好而仅留天头不切
的，称为“天头毛边”，如日本“岩波文库”本图书。然而，姜先生的书话
集出现“天地毛边”的样子，初非他以及其书责任编辑龚明德兄的原意。龚
氏在题为《九十年代的毛边本》（刊于1994 年1 月21 日《光明日报·读书
与出版》）的文章中曾遗憾之至地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既然书好，就得配之以高格调，毛边本便是其一。多谢我社出版科的同仁和印
刷厂，他们不以这种特殊要求为笑柄，终于刀下留情，实现了爱书家们的一个美梦。
当我拿到毛边本《余时书话》时，心中一阵阵喜悦。然而待至晚间在灯下裁切把玩
时，才发现这毛边本的缺憾。首先是误切去了与书脊相对的那条长边，只留天头地脚是毛
的，致使这书显得不合比例的长而窄；其次，是装版时的失误，毛的一边应置于天头，地
脚才该是整齐的，以便于插架，而现在恰好相反；再就是封面该特意留出不压膜的，并且
不勒口，因为毛边本所追求的效果本就是自然。在我，是讨厌压膜本的。
知道了毛边本之允许有“天头毛边”一路的，那么，《余时书话》被无
意中误成“天毛”的怪模样，也就勉强说得过去了。德明先生和明德兄对此
略可无憾。
然则装版之误，“毛的一边应置于天头，地脚才该是整齐的，以便于插
架，而现在恰好相反”，实在不可轻恕。因为如此便成为书装艺术的败笔，
是不伦不类的东西。若非如那些搜集“错版票”成癖并视之为奇货的收藏家，
是不屑于这种版本的。当我收到姜德明先生签赠的毛边本《余时书话》时，
便曾急急取出箧藏的毛边本《晦庵书话》，两相作比较赏鉴后，卒与明德兄
有同憾也。
也因此，当我组稿并担任编辑的《雍庐书话》一书四校定稿，即将下厂
付印时，特地嘱咐承担印装任务的苏南某厂务留200 部毛边本（其中100 部
专由作者家属签赠梁永先生生前友好；另外100 部则由我用编辑费购下，编
号赠送同好）时，便不敢让其将四川文艺版《余时书话》取了去作“样本”，
担心他们以讹传讹，将《雍庐书话》的“毛边经”念歪了；而是第一次将从
来“不出户庭”的正宗毛边的《晦庵书话》仔细包装后捎去，以期如样完美。
没料到，当我从家乡太仓返宁后，一眼看到《雍庐书话》的送审样本时，不
禁连连跌足，傻了眼了：那天头怎么竟是齐齐整整的，而地脚却是毛刺刺的
一摞！而且，很本色的灰底书封竟然在春阳下闪耀着油亮亮的光泽——而我
要求的是“不压膜”的呀！
如此筹画之下，《雍庐书话》的“毛边经”还是被念歪了。这是多么遗
憾！果不其然，友人中首先对此作出反应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
月刊的副主编、曾特意策划仿印“二萧”（萧军和萧红）的合著《跋涉》，
并制作毛边本的王世家先生。他在1994 年5 月27 日的来函中批评道：“‘毛
边书’的装订，随意性较大。这本书装订前，曾要求印刷厂装成‘披头散发’
（即下光上毛），而现在我所收到的几本毛边书，都反其道而行之，似乎不
合‘标准’。然《跋涉》的发也未散起来，甚憾。”而几乎与此同时，上海
《书城杂志》的主编倪墨炎先生也在琢磨着他的意见：“谢谢您特寄《雍庐
书话》毛边本给我。书的编排、装帧都甚佳。只是有一点：毛边本是底平，
上、外两边毛。这本是上平下毛，不能插架，这是印厂切纸工人都已不知毛
边的缘故。。。”（5 月29 日来函）
实际上，我们讲究“毛边”的书装艺术，决不是无谓的事，而是书业文
明进步的标志。香港藏书家叶灵凤（1904—1975）就曾透彻地表示：“书的
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爱书趣味的真正对象，该是那些可读可玩，具备了
书的必要条件的书籍；这就是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
都值得爱好，或至少有一点值得爱好，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
（《读书随笔·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
“毛边书”即是如此。它源起于法国，出版商为便于当时的读者在读罢
后按自己的喜尚重新装订，便将当初上市的书都做成了“毛边本”。当然，
从工艺上讲，这样的书可以节省装订工作中的最后一道工序——切书，多少
有利于图书的迅捷上市。但是，“毛边本”一定是要有可读性的且页数不多
的书籍。所以在日本，通常将“三毛本”（即三面切口不切齐的书，亦称“原
毛本”）仅用于诗集等图书。
由于有了“毛边本”，读书界凭添了几多雅趣，书坛上也陡增了不少笑
话。据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多年前曾苦心刻意地仿原版印行了一部《鲁迅
杂感选集》，追摹原版风貌达到了惟妙惟肖的“乱真”程度。可是书发行后，
不少书店竟把它原包退回，而且还很有意见——“怎么回事，书不切边就发
货”！在书店人员看来，出版社是太不负责任了，居然将“半成品”就推向
了市场。
如今不仅书店营业员不知道“毛边”的历史，不会欣赏“毛边”的好处，
而且绝大部分读者也已很难面对“毛边本”发出奇遇后的会心之笑。河南郑
州的一位书友李趁有，因为求购《雍庐书话》和《秋禾书话》的关系，曾经
屡屡投书我社。我为其诚心所感动，便在第一批到社的毛边编号本中随机选
出第031 号相赠（但竟没料到，这原是我有意赠予北京三联书店《读书》主
编沈昌文先生或湖南长沙钟叔河先生的书的编号，因为这两位都生于1931
年，这个号码对于他们可以加多一份纪念意义——这原本也是“编号赠送”
的真谛；然而沈、钟两位先生终于都没有得到，而让位于这位“第三者”—
—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熟识的一位热忱的书友）。他在此前一年12 月3 日的一
通书信中写道：“。。郑州这几年也兴起了街头书肆，前几年还有一些可读
之书，这两年几剩下不堪入目的杂书了。古董市场倒可时常见到一些线装书，
也有可入藏的，但价钱不低。弟高兴时也买过几册，以慰饥渴。不知南京书
肆如何，可有好书？前次惠札提到的《雍庐书话》出版否，请代购一册为盼。
最好是毛边本，这年头毛边本极少见。前段郑州三联书店（分销店）出售姜
德明先生的《余时书话》，其中有部分毛边本反而不好卖；很多读者已不知
何为‘毛边本’了。”
那么，“毛边本”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好处，值得当年鲁迅、曹聚仁、唐
彛⑶齽惹氨惭д叩恼浒偷苯袷橛衙堑淖非竽兀空飧鑫侍馑道从质茄�
洋洒洒的一段文字。迅翁当年在给青年作家萧军的信里这样说过：“切光的
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喜欢毛边书，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
尼姑。”而彛淘蛴钟幸槐龋骸拔揖醯每磁钔返囊帐跫易鼙瓤从屯返男“琢�
来得舒服。”因而鲁迅先生自己的著作或代人编辑的著作出版时，他为防止
书局全部一刀切“光”，因此，总要专函嘱咐，送来××本“毛”。据南京
大学毕业的徐雁平硕士在《毛边本的文人情趣》（载《书屋》杂志1997 年第
3 期）中说，“中国的毛边本一般都认为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兴盛起来的，
是受到了欧美及日本的影响。鲁迅先生是一位积极的引入者和推动者，他在
这方面有开风气之功，而且做出了不凡的成绩”。
我在西安的书友李高信先生在他的书话集《北窗书语》（陕西人民出版
社1991 年版）中专有一篇道及“毛边书”，他说：
所谓“毛边书”，鲁迅先生曾有解释：“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从书脊看，
宛然是一本可以插架的书；倘放在案头，就往往被误认为未曾切裁的半成品。读毛边书，
得耐着性儿边裁边读。经过裁切的书口，手感绵软、发毛，故曰“毛边”。鲁迅先生十分
喜欢毛边书，自诩为“毛边党”。
。。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毛边书”的时代。现在想来，毛边书固然有其优点：读书时
需要静下心来，边裁边读，优哉游哉，也不失为静心之一法。天长日久，书会污损，书口
污损尤甚。倘是“毛边”，裁去其毛，不损内容，且容光焕发。从美学角度来看，光洁固
美，但毛边书的单纯、朴拙和天然本色之美，也是够得上有心人去品味了。我想，鲁迅先
生喜欢毛边书，着眼点大概就是为此者罢。
高信出身商洛山区，多年来致力于鲁迅和版画研究，写作书话颇称勤奋，
其结集人称“书话四语”（即《北窗书语》、《品书人语》、《书斋絮语》
和《书海小语》，均已先后出版上市）。这一段议论自然史论结合，有益于
今人鉴赏“毛边本”的趣味。
但按照我的体会，以为“毛边本”还有一种阅读上的特别好处，那就是
“初读之美”。一部优秀的“毛边书”，当然应该是形神俱佳的。当你抚案
展读起那册属于你自己的“毛边”之书时，你正犹如面对一座尚未启钥的书
城：那里面琳琅满目的书影，那里面文采飞扬的篇章，那里面错落纷呈的版
式，以及连同包孕在上述“硬件”中的“软件”——著者的思想睿智和编辑
者的书版匠心。。似乎都静穆地等待着你来逐一开卷品鉴。
于是你心有所动，在都市或乡村的那个清夜，或者哪怕是甚嚣尘上的办
公间或旅舍里也不妨碍，轻轻拿起书刀，逐一裁开，于是自序或他序、目录
或目次、正文（当然亦可“先跋后序”，刀法略作变化）。。随着轻微的裁
纸嘶嘶声和书页翻动的哗哗声，著作者的情志怀抱逐页向你展开，舒缓缓、
软侬侬的或沉郁的、冷峻的或机智的、幽默的文笔吸引着你，你随意读来，
信手裁去，不觉已是夜深，或者拂晓，正犹如故友对晤，或师生促膝，目与
文相接，心与心交流——这一番夜读中的情景乐趣和精神上的融合贯通，又
岂是富商大贾或王侯官宦所能领略的？
在我的文友中，我仅知上海《文学报》的编辑、天钥书屋主人李福眠兄
是“逐篇于子夜檐溜声中”（5 月26 日函）边裁边读的，想来彼情彼景颇有
动人之处。成都六场绝缘斋主人龚明德兄在他的《九十年代的毛边本》中虽
曾再三致憾于《余时书话》被做成“天平地毛翻口光”的怪模样，但在文末
还是沾沾自喜道：“毛边本《余时书话》仍给姜先生及其友人们带来欣喜。”
而笔者在为《雍庐书话》写作《编辑手记》时，也曾经写有这样的一番话：
“当我泡上一杯茶，翻过昨日已读审过的篇章，我知道我又要步入一片少为
人知的现代文坛的掌故天地了；当我点燃起一支烟，同这叠厚实的手稿暂时
解脱开来，就能听到静谧的春夜中远远传来的火车的轰鸣声，我就会想像起
这部好书将给多少书友送去一份意外的欣喜。”可见，“书话”及其“毛边
本”似乎并不应该是曲高和寡的“文人情调”，而实在应当成为爱书读书人
士自留的一份雅尚洁癖。
《余时书话》和《雍庐书话》已先后被姜德明、王世家、倪墨炎、龚明
德诸师友鉴定为毛边书中的“非标准品”。两本书已成册，如同木已成舟，
只能徒唤奈何了。现在看来，“原毛本”（即“三毛本”，毛头毛脚毛翻口）
的正宗毛边本的那番风采，似乎已难获致了。所谓“正宗”，也只不过是说
说而已。因为30 年代的毛边本，正文用纸须用道林纸，最好是串线（锁线）
式装订，因为纸张如果不坚实，毛边极易裂口；装订如果不串线，书脊易致
散落：不仅经不起长时期的收藏和阅读，而且会影响书页的完整度。
“毛边”而外，藏书艺术中还有另一份讲究，那就是同签名本同样具有
珍藏价值的“编号本”。关于“编号本”，日本学者主编的权威工具书《出
版事典》（日本新闻社1971 年版，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 年汉译本）上未予
诠释。《雍庐书话》的毛边本，则是以这样的原则来编号赠送的：首先是“生
辰年号本”，如施蛰存先生生于1905 年（他也是我在此道上心仪的最年长
者），于是05 号毛边本《雍庐书话》即赠予施先生；同例，赵家璧先生获赠
的是08 号、倪墨炎先生获赠的是035 号、吴泰昌先生是037 号、学长王余光
教授是059 号。。那么，假如如前所述的沈昌文先生与钟叔河先生同生于
1931 年，两者同号冲突了，怎么办？我所择定的办法是，其中一位将获赠063
号本，因为他获赠此书的时候恰好是63 周岁，其余仍循例赠送。再其次则为
“纪念日号本”，如学长邢永川兄的生辰号、周岁号均已发送他人怎么办？
因为他于1979 年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