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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齿。越一载，市容渐复，学校亦相继开课。于是吾再行就学。处暴寇铁蹄之下，人民生
活更何堪言状。吾于是时尚不知生活之艰难，赖父母之辛劳，于困苦中得免饥饿之厄。
未久，伪政权成立于南京，汪逆兆铭自任主席，与暴寇共谋攫取中国之策，所谓大
东亚联盟及文化合作、经济合作、政治合作三原则，无非使人民蹈于水深火热之中。
三载易逝，倏忽又将持螯赏菊之时。凉秋九月，诚多事之秋，我母亲逝矣。幼弟才
四岁，见家中人泣，则随之泣，然尚未知母死也。天乎痛也！今追思之，仿佛如昨。
是后吾即堕入社会，此时始知生活之艰难，良非空言矣。
转瞬八载，思之几多感慨。然今暴寇已降，抗战已胜，往事如烟，已为陈迹。神圣
抗战，虽使人民流离，壮士饮血，然赐我中华民族之教诲良多。今后我人更应自相砥砺，
以继我五千年古国之青史而永垂不朽。
对于这篇作文，除了其师随处用红笔圈点外，结末的批语是：“遣词间
见未安处。”这是确实的，我这里的引文用的已是经其师改过数处的文字了。
以此篇作文印证其首篇《自传》中的有关内容：“崇明为吾故乡之地，
而茂陵为吾诞生之所。吾家祖代皆以读书为事，仁义相传，故每致贫而不能
自给。至吾父，则尤好栽植后进，厕身教育界中已数十年矣。薪资微薄，难
供温饱，故吾每思教育为国家盛衰所系，而教员之家庭甚至不能维持生计，
乃至吾半途辍学，亦由于经济之作困耳！吾生后六载入小学读书，十二岁卒
业。此六年中，吾父每于校课之暇，教吾以文章与夫先圣之佳言懿行，吾每
志之而不敢忘。嗣遭日寇之乱，避难乡间，至次年方得回城。而吾家所受日
寇之灾害，其痛苦岂片纸所能尽述？。。”可知《八年之回忆》和第三、四
篇作文《科学与国防》和《京市教育应有之改造》（所谓“京市”，即当时
的“京都”，现在的南京市）的家庭和思想背景。
当年这位“南京市立师范学校特师科”的名唤施瑞衡的学生毕业后的行
止，茫茫人海，纷纷世事，今日无疑已难觅踪迹，世上也绝无此等巧事。但
屈指算来，假如他历经劫波人还在的话，当已是七旬以外的老翁了。我在这
篇文字中，不惮多多转录其作文中语，无非昭示世间：其事虽为“陈迹”，
但确有其人寄此“逆旅”，曾亲历国破家亡的一段“逃难”痛史。此亦社会
人生一段不可或忘的故事耳。
（1997年6月 20日）
《南渡记》
前天下午，当我将去年春天在北京沙滩的“五四书店”访得的《南渡记》
一书，无意中从书架上取下来复读的时候，不禁触目心惊：再过两天，便是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0 周年的日子——整整60 年前，“七七”
卢沟桥事变的炮火，成为侵略者烧遍大半个中国的战火的引子，从此也唤起
了“地无分南北”的国人，奋身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从那以后，
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我同胞在自己的家园里，不幸死伤3500 万的惨痛记录。
宗璞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9 月第1 版，大
32 开平装，299 页），正是从1937 年7 月7 日下午两点多钟，两位大学教授
由北平城回返西北郊明伦大学的途中写起的。“不过明天或下一分钟要发生
的事，黎民百姓谁也难于预料”。虽然“事变”难以预料，但是那古城中的
危难氛围，却是人人能够体会得到的。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成为经历
着那时期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种心情”。小说作者这样写道：“像是一家
人迫于强邻决定，让人家住进自己的院子里，虽然渐渐习惯，却总觉得还是
把他们请出去安心。”
作为《野葫芦引》第一卷，也是宗璞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南渡记》，
通过出色地描述这种强邻乱我中华的时局，给国人带来的心理反应和人生周
折，歌颂了北平爱国人士“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和“五彩笔换了回
日戈，壮也书生”（《序曲》）的时代气节。在该书的“内容说明”中，出
版者介绍道：
一个诗礼簪缨的大家族，一群花团锦簇中长大的孩子，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
子，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北平沦陷之时，在闪闪的刺刀下，不得不告别旧日的梦
境，艰难地做出自己的抉择：或舍弃画堂楼阁，流亡大后方；或就死辞生，向侵略者显示
了中华民族的气节；或痛别新婚娇妻，投奔抗日根据地；或苟且偷生，将灵魂出卖给魔
鬼。。
小说的重点，是在于描写北京沦陷之后，以吕清非老人为首的这个大家
族，是如何艰难面对“亡国奴”身份这一严峻现实的。无论是明伦大学内“方
壶”居邸的安谧舒徐，还是什刹海旁吕府“大门一关，日子却还逍遥”，都
在一夜之间，凝结为“7 月29 日清晨北平城内的凄凉”（第2 章）。从此，
沦陷了的北平人，“心里都空落落的难受”。作家并没有用恣肆雄浑的笔墨
来挥写这段人事，而是沿用了多少年来她一贯的清隽细腻的工笔，将一个爱
国的知识大家庭滞留在沦亡国土上的种种难处、苦处、压抑处、困惑处一一
写出，读后让人别感一种理性的沉痛。
《南渡记》写到第5 章，以孟樾夫人碧初携带子女告别吕府、撤离北平
而达情节和艺术的高潮。“梦魂无惧关山锁”的碧初，在“虽是生离，犹如
死别”的气氛中告别老父，踏上“南渡”的漫漫艰途；而“骥老犹怀伏枥惭”
的吕老人，终以一死抵抗伪维持会委员之聘约，以实践“死之价无穷”的宝
贵民族气节。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北平哭了。古老的、凝聚着中华民族文
化的北平，在日寇的铁蹄下颤抖、哭泣。。。眼泪从北平的每一处涌出来，
滴进人心”。（第6 章）这是作家饱蘸血泪的移情之笔。尽管她盼望着“什
么时候北平能不哭呵？”尽管她们与孟樾一样深信着“我们会回来！”
作品主人公之一、明伦大学历史系孟樾（弗之）教授在北平面对强虏迫
境的时势下，曾内心独白道：
“许多事让人糊涂，但祖国这至高无上的词，是明白贴在人心上的。”
“我其实是个懦弱的人，从不敢任性，总希望自己有益于家庭、社会，有益
于他人，虽然我不一定做得到。我永远不能洒脱，所以十分敬佩那坚贞执着
的秉性，如那些野葫芦。”而作品中“野葫芦”的品格则是：“无论怎样砍、
切、砸、磨，连个裂纹也没有”，即使“烧了一天一夜，仍是葫芦原样”，
至来年，则“高高低低悬挂着，像许多没有点燃的灯笼”。（第1 章）这既
可以说是面对国破家难的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南
渡记》作为《野葫芦引》四部曲的首部（次部为正在写作中的《东藏记》）
的深刻思想内涵。正如作者在本书末尾的《间曲》中所写：“。。把心儿向
国托，身儿向前赶，魂儿故土埋！且体问得不得回来！”
作为对于《南渡记》的一种文艺上的批评意见，我很赞成原中国人民大
学中文系俟宇燕同学在《文学评论》杂志1997 年第2 期上所提出的意见：
。。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与主要人物性格的逐渐丰满复杂（在第二部中，几个孩
子应当步入成年），作家应该努力摆脱那种种情结的藩蓠，把视野放得更加宽广些，从八
年抗战及战后风云这个历史转型期的整体上来把握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
命运。在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并且喜爱的幽雅淡然的风格中加入一点史诗的宏伟，在对人物
细节进行娓娓刻画的同时，增添全方位的鸟瞰与探索。力争将文学与史学相结合，在知识
分子命运史这方特殊的园地中开辟一块更广阔、也更深远的冯家山水。相信这不光是我一
个人的期待，也是许多热爱宗璞、信任宗璞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希望。
这无疑是深入研究了《南渡记》及其作者以后，所形成的智者建言。因
此，我盼望着《东藏记》的出世，能够以阳刚率直之气来弥补一些《南渡记》
的柔靡婉约之风格。
（1997 年7 月7 日）
《回忆常在歌声里》
我料想不到，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0 周年纪念日的那一
天，远在台湾的谢许美龄女士会郑重地在台北寄赠给我《回忆常在歌声里》
一书。显然，这位在南京长大的年事已高的南京乡亲，永远未能忘记日寇侵
华事件，对她那一代所造成的痛苦记忆和至今不能随岁月消磨的愤慨情绪。
实际上，《回忆常在歌声里》（台北尔雅出版社1996 年7 月7 日出版）
一书，就是这种痛苦记忆和愤慨情绪的体现。除了因为本书便是对“抗战胜
利50 周年献礼”的产物以外，还因为作为本书作者的台湾作家们自任的“不
能让抗战歌曲失声失传的责任”，因此“每年7 月7 日抗战纪念日，台北市
新公园露天音乐台上，都有我们的歌声”。于是，在纪念抗战胜利50 周年和
太平洋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 周年的日子里，“为着更深刻的留下抗
战歌曲在我们心里的烙印，我们31 位一同走过抗战岁月的作家好友，用各人
的彩笔，选定一首对自己有特别意义的抗战歌曲，作珍贵的、历史的，也是
感情的记录。”
《回忆常在歌声里》在“歌与人”的关系上，发掘出了潜藏在人们心头
的许多珍贵回忆。因为书中各篇的作者，几乎都是在这些抗战歌声中长大成
人的，因此，“歌声”与“回忆”久已水乳交融，浑成一体。在这本书里，
大家尽情倾诉着对自己印象最深的某一首抗战歌曲的因缘，以及它所给人留
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黄友棣回忆在华南流行一时的《良口烽烟曲》，
罗兰回忆在华北通过电台播唱爱国歌曲的往事，而杨震夷通过对《夜半歌声》
流传的回思，表示：“如果能拨冗一顾抗战那页史诗、那页乐章，也许会让
未曾经历艰难困苦的国人，多一分思考、多一分反省”，司马中原则由《我
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回忆，告诫人们不要“沉醉于眼前的安乐”，而要
“以张醒的灵目，去远瞩民族遥远的未来。。你以为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
是那么容易清醒的吗”？其感情之真挚，忆念之沉郁，令人仿佛回到了当年
那个国破家难、山残水缺的烽烟岁月。
由此可见，本书的作者并不以对歌曲本身作艺术赏析为己任，而是侧重
于对歌曲在那个特定年代里所发生的艺术感染力的追忆。当然，作者的笔下
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以歌为戈”时代的抗战歌声的崇高评价：
八年长期抗战，创作的歌曲也多如恒河细沙，数也数不清。这些抗战歌曲是中国人
宝贵的资产，也是中国人的心声、中国人的悲鸣、中国人的怒吼！是蘸着血泪写成的，不
但在中国歌乐史上举足轻重，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将永远唱在中国人的心
中，子子孙孙，代代传唱！
（钟丽珠《唱在中国人心中》）
抗战时这些歌曲发挥的鼓舞士气、激励民心的作用，犹如荷枪实弹保卫国土的勇士。
因着这些歌，使全国上下激发民族意识，军民团结敌忾同仇，才换来八年血战的最后胜利！
。。
若说生活上，物质条件比起今天是天渊之别了，但社会风气之纯朴，人民性情之善
良，爱国爱同胞之真挚，与当前社会贪婪自私浮华虚荣，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我好怀念
充满抗战歌声的日子！
（小民《我是在抗战歌声中长大的》）
读罢《回忆常在歌声里》一书，匡若霞女士所写的“主题篇”《回忆常
在歌声里》的文末所说的一段话：“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 周年，我们当然要
演唱抗战歌曲。因为现代中国人极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力量，那就是：抗战
的精神和团结的力量”，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听说6 年前的7 月，本书编者邱七七女士曾经率领知名的“文友合唱团”
来到大陆，演唱于北京音乐厅，获得一致好评。假如“文友合唱团”有缘来
到南京演唱的话，我一定会挈妇将雏，并携带着《回忆常在歌声里》这部书，
去自觉接受这种精神的沐浴和力量的输入的，我想。
（1997 年8 月25 日）
《围城之后》
所谓《围城之后》实系“《围城》之后”，也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
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 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再版）的“续篇”。
但是，尽管我手头的这册《围城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年9 月第1
版，大32 开，350 页，定价16。80 元）的封面和扉页上赫然印着“钱钟书”
三个字，可事实上，其书并非钱先生自己的续作，而是假冒原作者署名的一
部当代“伪书”（此属古代图书作伪中“作者之伪”一派）。而且，这部“伪
书”的版权资料，也大有可推可敲之处。
两周前，我同书友钱军一起外出访书，意外发现长江路西口有一家被一
棵根深叶茂的人行道树遮蔽着的小书店，因为过去并不知道南京还有这家书
店，便停车进去一窥，于是就买到了这部久已闻名的书。但我得到的这部书，
并不是该“伪书”的“初印本”。手头保存的一篇张明亮先生发表在《羊城
晚报·书趣版》上的文章披载，春风文艺出版社早在1992 年，就印行了定价
为6。20 元的“鲁兆明”署名的《围城之后》。为此，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致函
中华版权代理公司抗议道：“出版《围城之后》一书，充作我的《围城》的
‘续集’，以我的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弄。此事发生于原书作者健在的时
候，又未征求我的允许，对我的名誉和著作权都是严重的侵犯。”
钱先生的话虽然说得义正辞严，但是斟酌起来，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且
不论，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围城之后》是如何来对“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
弄”的吧。
《围城之后》共 24。4 万字，该书卷首的“内容简介”道：
时过境迁也罢，旧爱新欢也罢，城内城外还是风光依旧，爱情与人生是个永远说不
完的话题。
孙柔嘉因车祸流产，夫妻间矛盾加深，使方鸿渐在上海再无可留恋（之合）。诗人
董斜川与才貌双全的夫人采薇也是貌合神离。方、董二人便一道到了香港。在澳门，方鸿
渐巧遇旧习未改的鲍小姐，却又遭人暗算，只得到重庆投奔昔日好友赵辛楣，希望从新的
生活中找到光明。方鸿渐在好友的帮助下，生活稍有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方鸿渐遇到
了昔日爱怜的梦中情人唐晓芙，于是，在方、唐之间及赵辛楣与太太阿珂和新情人朱心意、
旧情人苏文纨之间，又演出了一场复杂而又奇特的情感纠葛。
唐晓芙学完政治，却转而投身戏剧与电影，并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抗战结束
了，然而人民并没有学（尝）到抗战胜利的甜果，那么，方、赵两人能够得到爱情的甜果
吗？
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
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赠佳品。
这篇文字的荒唐无稽，倒首先不是在于对《围城之后》这部作品的“简
介”，因为再“伪”的作品，总有其产生和存在的一段理由，以及自成一路
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在于最后那段蛊惑性的话——“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
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把它视为无价之
宝，馈赠佳品”。其中自说其书“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
者喜爱”，固然是大而无当、言而不惭的假话，而“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
赠佳品”一语，更使得与此书发生关系的写作者和出版者初始心思的“不传
之秘”昭然若揭了：原来续作和印行《围城之后》，隐藏着强烈的市场动机
和利润潜因！
其实，被著名文艺评论家夏志清先生称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
最用心经营的小说”的《围城》之有种种“系列产品”，无论是仿作还是续
作（当然为之作“汇校本”，则是四川学人的一大创意），对照了中国文学
史的成例，原本是在意料中的事。
据我所知，自《围城》重行其市以来，有“鲁兆明”这种写作冲动的人
士，大有人在。风晨雨夕，茗边席间，友朋们的谈话中，虽然还不至于“无
时不说《围城》篇”，但诸如是叫《团城》，还是叫《新围城》这样的构思，
恐怕是有不少人士曾经认认真真地推敲过，乃至面红脖粗地争辩过的。但将
这样的写作冲动付诸笔墨，落实在白纸黑字上成书九章，到现在为止，确实
还是仅此一见。
钱钟书先生在前述“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