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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吟哦着诗句。由于思绪象激流般地奔涌,诗人双眉紧皱,头发如同火山似地喷射出白色的火焰——这简直就是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象征,抒情诗的人格化!当罗丹把雕像送给雨果过目时,老诗人看看雕像,再望望镜中的自己,不禁向罗丹投以惊异的目光。
1891年,罗丹接受法国文学家协会制作《巴尔扎克纪念碑》的委托。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用毕生的心血创作了包括九十四部小说的《人间喜剧》。在这部巨著里,巴尔扎克塑造了两千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生动地描绘了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画面,深刻揭露了社会的腐朽和罪恶。《人间喜剧》成为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的里程碑。罗丹对巴尔扎克非常崇敬,所以他十分激动地接受了为巴尔扎克塑造纪念碑的任务。
为制作巴尔扎克的雕像,罗丹呕心沥血,历尽艰辛。当时有关巴尔扎克形象的资料非常少。作家逝世后,没有人从他的遗容上翻作面模;仅有的资料只是法国古典主义雕塑家大卫·安格尔所作的几幅并不出色的肖像,以及已故雕塑家夏彼未完成的那尊坐像。罗丹审视了前人的作品后,感到它们与想象中的大文豪相去甚远;在那些作品中,巴尔扎克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再者,巴尔扎克是法国人所共知的大名人。塑造这样一位人们所敬爱和熟悉的伟大作家,显然是很困难的,传统的象征手法在这里显得不协调,而理想化的处理又会失掉人物的真实面貌。即使如实地刻画巴尔扎克的形象,也有很多困难。首先,罗丹没有见过巴尔扎克,他只是通过绘画、照片和书籍,大体了解巴尔扎克的性格和形象特征。其次,巴尔扎克其貌不扬,肥胖得有臃肿之感。所以假若真实地再现巴尔扎克,又必然与人们对伟人的崇敬心理相违背。
为了塑造出巴尔扎克的形象,罗丹首先长途跋涉,到巴尔扎克的故乡杜尔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访问,探讨作家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为了深入理解和体会 《人间喜剧》作者的思想感情,罗丹除了钻研有关这位作家的评论文章和传记作品外,还重新阅读了巴尔扎克的全部重要作品。罗丹做了大量巴尔扎克像的习作:有坐、有立、有裸体、有穿衣,时而两臂在胸前交叉、时而双腿分立……在他的工作室里,摆着无数个各式各样的“巴尔扎克”。为了寻找表现这位文学巨人风貌的最好形式,罗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经过整整七年的努力,《巴尔扎克纪念碑》终于完成了。1898年,它在沙龙展出。开幕那天,几千名观众拥挤在这座雕像周围。显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披着睡衣的巨人。更深夜静,这位《人间喜剧》的作者仍然陶醉在遐想驰骋的创作激情里。他为突然而至的灵感所激动,抑制不住内心波动的感情,立起来,急速地转过笨重的身体。他昂起头,披散着发,用嘲笑和蔑视的目光注视着眼前那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一条人生的哲理即将脱颖而出,一句讥诮的话语顷刻就要流于笔底。罗丹抓住这“将飞而未翔”的瞬间,完全摒弃了一般纪念碑雕塑表面的庄重,着力表现文豪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敏感、易于激动的气质,用极其简练的手法将巴尔扎克顽强的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塑造出来了。这尊不同凡响的石膏塑像把观众都惊呆了,人们望着这位才气横溢的奇人,仿佛感觉到他那颗伟大的心脏还在跳动……
然而,这尊雕像同罗丹所有的重要作品的命运一样,又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一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激烈。文学艺术界围绕着《巴尔扎克纪念碑》展开大论战,这场论战甚至波及整个法国社会。官方艺术界疯狂攻击这座纪念碑,肆无忌弹地嘲笑它、侮辱它,说这是个“雪人”、“大麻袋”、“丑八怪”、“癞哈蟆”,是“神经错乱”之作。文学家协会也连忙发表声明,废弃合同,拒绝接受《巴尔扎克纪念碑》,理由是从这种“粗制滥造”的作品里,很难认出巴尔扎克的形象,因此,协会不承认这是它原先所订购的那座雕像。一时间,罗丹的《巴尔扎克》竟成了巴黎街头巷尾的笑料,丑化它的漫画到处可见。
官方对罗丹的迫害,激起巴黎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义愤,左拉、法朗士、德彪西、莫耐、西涅克、劳特累克、布尔德尔和马约尔等发表了捍卫罗丹的宣言,并掀起为《巴尔扎克纪念碑》募捐的活动,以抵偿文学家协会应付给罗丹的酬金。这件作品引起的轩然大波,成为当时法国社会上仅次于德雷福斯案的重大事件。罗丹感谢朋友们的好意,但他不愿事态扩大,更不愿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去。他默默地将雕像从沙龙撤回,把它安放在自己侔峒别墅的花园里,让它陪伴着自己,直到生命的尽头。
1939年,罗丹逝世已二十二年,法国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把罗丹的 《巴尔扎克纪念碑》树立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岸的蒙巴纳斯大街和拉斯巴依大街交叉口的林荫中。真理终于战胜了保守和愚昧!
印度近代文学艺术巨星——泰戈尔
泰戈尔是印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部印度公司时代发了财,成为柴明达地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社会活动家,赞成孟加拉的启蒙运动,支持社会改革。尤其是他的父亲,对泰戈尔的成长影响很大。他博学多才,热爱印度文化,在印度古典哲学方面造诣很深。他接受过西方文化,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教子有方,对子女从不使用戒尺与藤鞭,而是以鼓励代替体罚,让孩子自己去探索真理。他交游甚广,家里经常宾客盈门,文化界名流熙来攘往,使泰戈尔的家庭永远洋溢着文学、音乐和艺术的气氛。
当时的印度,有钱人家里组织票戏(家庭业余演戏)是很流行的事。所谓的戏团,无非就是选出一些嗓音好,长得漂亮的孩子,稍加训练组成的。泰戈尔的二叔既会编戏,又能导演,还特别热情、耐心,因此便成了业余剧团的首领。叔叔积极提倡印度的文艺复兴,他编的戏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浓厚的孟加拉民族色彩。这些优美清新的民间戏剧,常常就在泰戈尔家的大楼里演出,这使泰戈尔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了戏剧,并深深爱上了这种艺术形式。后来,泰戈尔写过二十多个剧本,与他幼年时的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泰戈尔从八岁到十三岁,先后被送进四所学校学习,但是小泰戈尔厌恶当时学校刻板的填鸭式教育,在每所学校都只学了不足一年便辍学回家。父亲思想开明,并不勉为其难。孩子既然不愿到学校就读,就请来了加尔各答有名的教师到家里来教课。泰戈尔学的科目很多,有文学、哲学、数学、英语、科学常识、音乐和体育。这种全面而严格的教育,使泰戈尔在童年时代广泛地接触了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泰戈尔从小酷爱文学,喜爱读梵文、孟加拉文和英文名著。十七岁以前,他已经熟读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古代著名诗人迦梨陀娑的长诗《云使》、名剧《沙恭达罗》和《薄伽梵歌》、《鸠摩罗出世》等大量古典文学、哲学名著,甚至很深的梵文 《文法启蒙》他也能背诵如流。
泰戈尔从小就醉心于诗歌创作,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写诗,诗中洋溢着反对殖民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绪。1878年,他遵照父亲的意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但非其所好,便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泰戈尔在英国留学的时间只有十四个月,虽然没有学成法律,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文学和艺术,特别是英国文学。他对莎士比亚的戏剧,雪莱的诗歌、司各特的小说都十分倾慕。这期间,他还目睹了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和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这段留学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泰戈尔毕生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从欧洲的进步文艺中,汲取了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向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们学习了许多宝贵的艺术创作经验。这些新思想、新经验,与他自幼所受的印度传统教育相结合,形成了泰戈尔复杂的世界观的基础,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
泰戈尔十三岁开始写诗,二十岁以前,他写的作品和论文已为数不少,计有:七千多行诗;短篇小说《女乞丐》、《怜悯》;歌剧《瓦尔米基天才》、《死神的狩猎》;散文《旅欧札记》以及论文《孟加拉文的希望与失望》、《萨克逊与盎格鲁萨克逊文学》、《但丁和他的诗篇》、《论歌德》等。这些早期作品,虽然难免带有少年人的幼稚和模仿的痕迹,但已经显示了泰戈尔敏锐的观察力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
1881——1890年的十年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主要的有:诗剧《大自然的报复》、抒情诗《暮歌》、《晨歌》,诗集《婴儿音乐》、《刚与柔》、《心灵》,历史小说《拉杰尔什》,歌集《太阳阴影》,短篇小说《河边的台阶》、《大路的倾诉》、《王冠》等。在这一时期,泰戈尔一生的创作基调已经基本形成。诗歌的主题,多是歌颂自然,寄情山水、抒发“人类之爱”的感情,宗教气息较浓。戏剧中已经显露出象征主义的端倪。诗集《暮歌》和《晨歌》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泰戈尔因此一举成名,被誉为“孟加拉的雪莱”。从此,这颗新星便在孟加拉文坛上冉冉上升。
1890年,泰戈尔奉父亲之命到乡间去管理田产。他终于走出了加尔各答的高楼大厦,来到孟加拉农村的广阔天地,有机会接触到广大下层群众,并熟悉他们的生活。泰戈尔常常每天上午处理农事,接见佃户,倾听他们的呼声;下午和晚上,就坐在船上写作。他接触过乡村教师、邮局职员、木匠、村妇、船夫、渔民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同他们建立了感情。他常请农民、村妇、民间艺人演唱各种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然后用自己创造的记谱法把它们记下来。严峻的现实生活,孟加拉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人民的不幸遭遇,使泰戈尔触目惊心;殖民者和封建主的专横霸道、横征暴敛,更使他怒不可遏。这些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为他提供了创伤的源泉。他的创作激情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奋笔疾书,文思泉涌,汩汩滔滔,一泻千里。这十年间,泰戈尔的创作获得了大丰收。他创作了多部诗集:《黄金船》、《缤纷集》、《梦幻集》、《刹那集》和《故事诗集》等。著名的短篇叙事诗《两亩地》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更为可观,这时期他写了《喀布尔人》、《素芭》、《摩诃摩耶》等六十篇脍炙人口的短篇。这个数量,占他一生短篇创作的三分之二。此外,还写了著名诗剧 《齐德拉》等。泰戈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较前期作品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由表现作家的内心世界,转而反映外部世界的沸腾生活;由表现作家个人的悲伤与欢乐,转而倾诉广大下层人民的心声。艺术表现上则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典型。《故事诗集》是泰戈尔诗歌中最受印度人民欢迎的一部诗集,也是印度中小学课本必选的传统教材。其中许多诗,印度的男女老少几乎都能背诵。诗集中的故事多选自佛教故事、印度教故事、锡克教故事和马拉塔及拉其斯担的英雄故事。泰戈尔借用这些历史题材,加以再创造,借古喻今,猛烈抨击殖民者;或者用歌颂古代民族英雄、人民崇敬的历史人物的方式,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激情,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十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为了破坏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阴谋将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孟加拉省分裂为东孟加拉和西孟加拉两个部分,以便在分裂孟加拉省时,利用那里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宗教隔阂,破坏孟加拉人民的团结,削弱民族斗争的力量。这一阴谋遭到印度人民的坚决反对。1905年10月16日,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不顾印度人民的反对,悍然颁布了分裂孟加拉省的命令,这一命令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法令公布之日,印度全国举行葬礼,以示抗议;各城市罢工罢市,成年人绝食,一切工作和交通停顿。丧葬队伍很快变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闻讯后,立即赶赴加尔各答,毅然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他亲自组织群众集会,领导反英游行。在集会上慷慨陈辞,发表爱国演说。高唱“冲出牢笼,你便有如此力量”的爱国歌曲,挺进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在群众运动的狂潮怒海中,泰戈尔激情奋发,挥笔写下大量热情澎湃的爱国诗篇和歌曲,如《洪水》、《让我祖国的地和水甜美起来》、《不要介意,我的心啊》等。这些诗许多都由他自己谱上曲,在群众中传唱。泰戈尔创作的这些爱国歌曲流传很广。殖民当局恐慌万分,下令禁止学生们演唱。但是,殖民者的法令岂能阻止得住爱国歌曲的传扬?一些爱国者在临刑前,仍然高唱着他的《跟随着光明》,走上绞刑架。1906年泰戈尔将邦金·查特吉的爱国诗歌《向母亲致敬》谱写成歌曲,这只歌在印度独立后被定为印度国歌。
后不久,泰戈尔同其他运动的领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群众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便退出了运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过着脱离现实斗争的隐退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泰戈尔退出政治运动后,一直住在圣蒂尼克坦乡间,一面办学,一面潜心创作。这时的圣蒂尼克坦已非十年前的荒漠萧疏景象,而是浓荫匝地,百鸟争鸣,溪水潺潺,芳草如茵。泰戈尔置身于这世外桃源般的大自然怀抱之中,每日清晨和黄昏,坐在阳台上,专心致志地写作。1910年《吉檀迦利》写成并发表了。这是一本抒情诗集,富有宗教神秘色彩。泰戈尔十分珍爱它。1912年,当他第三次赴欧洲旅行时,随身带去了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的英译诗稿。
在欧洲,他去拜访了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茨,叶茨读罢《吉檀迦利》,推崇倍至,赞赏不已,立即建议他将《吉檀迦利》朗读给欧洲的作家们听,泰戈尔虽然有些信心不足,但感到叶茨的感情难却,便勉强同意了。一天晚上,在罗特斯坦因的家里,欧洲一些文学巨星专程赶来欣赏这位东方诗人朗诵自已的作品。泰戈尔朗读了《吉檀迦利》,大师们默默地听着,默默地走了;他们既无批评,也无赞扬。这使泰戈尔羞得满脸通红,感到无地自容,后悔莫及。但是,第二天奇迹出现了,作家们的信一封接一封送来,每人都写了信,每封信都充满了热情与赞语。原来,那天晚上作家们都被他的诗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无法立即表达自己的感情。从此,他的诗轰动了整个欧洲文坛。这年10月,泰戈尔访问美国,受到了热烈欢迎。
1913年,泰戈尔回到印度。11月,捷报传来,泰戈尔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消息发表后,整个印度都沸腾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涌上街头为他欢呼,向他祝贺,为他召开各种庆祝会,但泰戈尔心里十分平静。他将三万三千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他心爱的“森林学校”,做教育经费。1913年后,欧洲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当泰戈尔再次访问欧洲时,人们为他欢呼,为他举行提灯游行集会,用接待国王的礼节欢迎他。他的作品成了当时欧洲最畅销的书。自1912年英译本《吉檀迦利》问世后,又再版了十几次,仍供不应求。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称号。这股“泰戈尔热”很快东移首先传到日本,然后传到中国,使泰戈尔——亚洲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蜚声世界文坛,与欧洲文豪罗曼·罗兰、肖伯纳、托马斯·曼等齐名。
泰戈尔从年幼时起就向往中国,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曾写文章怒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偿了他多年的夙愿。1930年,六十九岁的泰戈尔访问了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大为兴奋,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他对社会主义虽然了解不深,但他向往这个崭新的社会,想把这个神奇的世界搬到印度人民中间去。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泰戈尔提出了谴责;1936年,西班牙发动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