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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表现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和赞扬，严厉谴责了叛徒的罪恶行为。这种爱憎分明的感情，反映了意大利人民争取国家统一，反对叛变投降的斗争意志和道德标准。
在米兰的十七年是达·芬奇进行大量创作的时期，也是他的艺术达到成熟并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
149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入侵米兰，达·芬奇便又回到故乡佛罗伦萨。1503年，他绘制了《安加利之战》。1503——1506年，他又完成了另一幅世界闻名的作品《蒙娜丽莎》。这时达·芬奇的艺术成就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幅画的问世，彻底战胜了艺术领域内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观念，巩固了以人为中心的艺术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1519年5月2日，达·芬奇这颗艺术巨星殒落了，但是他的艺术杰作将和他的名字一起永远与历史长存。
杰出的雕刻艺术家——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1475——1564），是和达·芬奇同一时代、同一城市的人，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跟达·芬奇不相上下，在绘画、雕刻和建筑方面，甚至比达·芬奇更为突出。历史上常把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另一位艺术大师——拉斐尔并列在一起，称他们为文艺复兴的“三杰”。
米开朗琪罗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卡普累斯镇，当时他父亲正担任这个小镇的行政长官。他从小就喜欢绘画，虽然他父亲并不赞成他这种志向，由于他的坚持，他终于被送到佛罗伦萨大画家吉兰达约的作坊去学习了。但是吉兰达约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当他看到米开朗琪罗有惊人的艺术天才时，害怕自已的学生会超过自己，便有意与他为难，米开朗琪罗在他那里学习一年就不得不离开了。之后，他拜贝尔托为师，学习雕刻艺术，贝尔托是十五世纪初期佛罗伦萨的伟大雕刻家——多纳太罗的学生，他的成就和造诣虽不及老师，但当时他正主持佛罗伦萨统治者罗伦索·美第奇的古典雕刻收藏所。米开朗琪罗是怎样学习的我们并不知道，因而很难具体说出他当时学到了什么东西。但是从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作品及他日后的基本思想倾向上，可以看出，他所采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学习古典雕刻来提高自己现实主义创作的水平的。
现存的米开朗琪罗的两件最早作品是，1490年至1492年间创作的浮雕
《山道儿之战》和1493年创作的《阶梯旁的圣母》。山道儿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居住在山林草泽之中，时常和人捣乱。这幅浮雕是描写山道儿有一次参加希腊人的婚礼，醉酒后企图抢走新娘，结果被希腊人击败的场面。《阶梯旁的圣母》中圣母和婴孩的身形都非常健美，表现出强劲的力量。这样鲜明地赞美斗争和力量的作品，在古典雕刻中是非常罕见的。
1494年，侵入意大利的法国军队逼近佛罗伦萨，正当美第奇统治者准备屈膝投降，激起了人民的起义，推翻了美第奇统治的时候，米开朗琪罗却惶惑不安地逃出了故乡。这次出走，使他尖锐地感受到时代的矛盾和苦难，也暴露了他思想感情上的弱点。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对时代、对自己有所醒悟和了解的过程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而进入充满斗争、创造的青年时代。1497年天主教把古典和人文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众焚毁的那场大火，使米开朗琪罗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思想感情上的这种变化，很好地体现在一座完美的雕像上，那就是他在1498年——1500年间创作的《哀悼基督》。
《哀悼基督》的题材很简单，是说圣母在基督殉难以后，抱着基督的遗体默哀悼念。雕像就是两个人物：圣母坐着，她膝上躺着基督僵硬的尸体。米开朗琪罗用这一艺术形象，寄托自己对于人民运动的追念。创作这个雕塑作品时，他只有二十多岁，但由于他把圣母的形象表现得精细完美、恰到好处，因此当雕像在罗马展出时，立即轰动了全城。
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作的壁画，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艺术品。这幅以《圣经》中的创世纪故事为题材的壁画，用宏伟的建筑装饰作为框边，把其中连续性的九幅画和十几位先知的形象联成一体。在这幅壁画中，米开朗琪罗固有的那种雄伟、强劲、豪壮的风格得到了进一步发挥。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品外，米开朗琪罗还创作了《大卫像》、《垂死的奴隶》、《昼》和《夜》、《旦》和《夕》等雕塑艺术品和一些壁画。应当指出的是，米开朗琪罗笔下的人物一律都是裸体的。这是他的创新，也是对教会中仇视人文主义的反动势力的公开挑战。
米开朗琪罗是现实主义造诣很高，个人风格极为突出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在文艺复兴时代标志着西方艺术发展的高峰，对后来的欧洲，甚至世界的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戏剧泰斗——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在他的作品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艺术性也最高。他的作品为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了最有力的舆论准备，堪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戏剧泰斗。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他一共完成了三十七部剧本和许多诗篇，这些剧本和诗篇被译成了各种文字，成为今天世界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份遗产。
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沃里克郡艾冯河畔一座名叫斯特拉特福的小城，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富裕市民，还担任过地方政府的好几个职务。莎士比亚六、七岁时，同本城其他富裕市民的子第一样，免费进入城内的文法学校，先学拉丁文法，然后学习逻辑、修辞、演说、历史，进而阅读古典文学，主要是古代罗马文学。在这里他接触并爱上了奥维德 （罗马著名诗人）及维吉尔的诗歌。普劳图斯（罗马著名喜剧作家）的喜剧和塞内加（罗马悲剧作家）的悲剧。当然，《圣经》也是他必修的科目。莎士比亚虽然只念过几年书，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学知识基础。莎士比亚十五、六岁时，家境开始困难起来，他只得中途停学，回家帮助父亲料理生意。大约在1587年前后，年轻的莎士比亚不满足于小城市单调乏味的生活，渴望到首都闯一闯，一展个人抱负，于是只身来到伦敦。
由于他既没有上过大学，在伦敦也无任何靠山，想在宫廷找到差使是不可能的。于是，通过一个同乡的介绍，他在剧团里找到了工作。起初做马夫，专在剧院门口侍候看戏的绅士，后来当上了一名雇佣演员。他一面勤学苦练演戏的本领，一面又打打杂，还利用工作余暇去观摩其他剧团的演出。一年之后，他开始为剧团改编旧剧本和修改其他剧作家的剧本。当时的剧院几乎每天要更换剧目，受欢迎的戏隔一定时间就要重演；而不受欢迎的戏，常常只公演一次便被取消，因此剧团对于剧本的需要非常迫切。由于这种需要，莎士比亚不久就独自编写起剧本来。
莎士比亚的创作可以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正是女王伊利莎白统治的鼎盛时期。英国自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大大增强，因而国力强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而且女王比较成功地运用王权维持了封建势力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社会矛盾尚未激化。这个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他的大部分十四行诗和两首长诗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但是，他主要的作品还是戏剧。有历史剧十部，如《查理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约翰王》等；有喜剧九部，代表作为《仲夏夜之梦》、《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还有《罗密欧与米丽叶》、《威尼斯商人》等著名作品。
第二时期（1601——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伊利莎白统治末年，王权发生了危机，封建势力觊觎王位，跃跃欲试。王权同资产阶级联盟分裂。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宣扬君权神授，迫害清教徒，与国会决裂，宫廷权贵生活奢侈。同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造成的贫富对立日趋尖锐，圈地运动引爆了农民起义。这一切，使当时的剧作家，包括莎士比亚，从对于人道主义理想的歌颂转而对现实进行严峻的批判，因而喜剧创作退居次要地位，悲剧创作成为主导。这一时期他共创作了十一个剧本，最著名的是《哈姆莱特》、《奥塞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斯》等四大悲剧。
第三时期（1608——1613）。这一时期，封建王朝更加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力量壮大，与王权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加难以弥合。专横的王权和清教徒控制的议会都极力压制言论自由。詹姆斯一世提倡迷信，生活奢侈，影响到舞台，贵族流氓风行一时。流行的、描写市民生活的风俗喜剧又缺乏深刻内容。戏剧界以及整个文坛出现了一股颓废潮流。莎士比亚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转向了神话剧的创作。共有《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亨利八世》等六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剧本。
历史剧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他是为探求国家民族的统一而写历史剧的。写历史剧是当时许多剧作家的风尚，这既是战胜西班牙所激起的爱国情绪的表现，也反映了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人文主义作家对民族历史和前途的关注。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的创作中，批评了那些软弱无能、无力保卫和统一国家的君王，也歌颂了理想的君王。但他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把再现历史和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紧密起来，即通过历史的题材表现现实的要求和愿望。
莎士比亚的喜剧则是对人文主义生活理想的热情歌颂。其中心主题是歌颂爱情和友谊，重点是描写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而与封建意识、家长制法律以及各种自私欺骗行为进行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莎士比亚的喜剧充满了乐观情绪，富有生气勃勃的特色。剧中故事都发生在明朗的阳光普照之下，中世纪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喜剧肯定了愉快的生活，歌颂了人文主义生活原则对于封建道德、封建偏见的胜利，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抒情气息。
莎士比亚的悲剧，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和不可解决的矛盾。他把人文主义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主张人道，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仍无法解决社会；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又只看到个人作用，强调思考力量，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但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质，而且在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也反映出了作者本人的理想。他笔下的正面主人公都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斗争顽强，黑暗势力虽然最后能使他们毁灭，但他们总是取得道义上的胜利。
莎士比亚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的戏剧艺术有着很高的成就。他的创作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时代历史的一面镜子。他认为文学艺术的描写对象是“人生”、“时代”，文学艺术就是要如实地再现这个“人生”和“时代”。而这个原则，莎士比亚又是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对欧洲文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人物刻画方面的成就。他笔下的人物总是以鲜明的个性来显示丰富的社会内容。他的戏剧艺术表现自然，不受任何清规戒律限制，内容上是崇高与卑下、可笑与可怕、英雄与丑角的奇妙混合。时间没有限制，地点可以随便转移，同时，打破各种戏剧界限，把笑剧、闹剧、风俗喜剧、传奇剧、悲剧等因素融汇在一起，一切都服从于生活描写和性格表现的需要。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丰富而且形象。他的剧作主要用无韵诗体写成，并结合有散文、有韵诗句和抒情歌谣，特别是把人民的谚语、俗语、民歌等都引进了戏剧舞台，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英国的民族语言。
最后让我们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一段有名的话来结束我们对莎士比亚这位文学艺术大师的介绍吧：“想想看，如果他们（指外国人）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是愿意抛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你们的莎士比亚；是宁愿从没有过任何印度帝国呢，还是从没有过莎士比亚？确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就我们说来，难道我们不是只能这样回答：有印度帝国也好，没有印度帝国也好，我们却不能不要莎士比亚！”
莫里哀和 《伪君子》
莫里哀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和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一生献身于戏剧事业，为法国，也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莫里哀（1622——1673）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是他的艺名。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巴黎室内陈设商，供应皇宫陈设，买得“国王侍从”的称号。莫里哀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校学习名列前茅。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上大学攻读法律，以便将来当官晋爵。可是莫里哀却对此不感兴趣，便违抗父命，选择了戏剧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他不仅投身于被人称之为“下等人”干的行业，而且和喜剧班子中一位年轻的女“戏子”谈恋爱。于是父子间发生了尖锐冲突，从此莫里哀走出家门不回头。1643年，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组织了一个“光耀剧团”。由于缺乏各方面的经验，结果营业惨淡，负债累累。莫里哀是剧团的对外负责人，因而被捕入狱。还是他的父亲替他还了债，他才只受了几天的囹圄之苦。于是，他同戏班子仅留存下来的四个人一起，于1645年离开首都到外省闯荡。他们走遍了法国，长期深入生活，经常和地方官绅打交道，并接触到社会下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素材。1652年，他成了光耀剧团的团长，带领剧团在外省巡回演出，一干就是十二年。其间，他既是团长，又是演员。既担任导演，又编写剧本，身兼数职，可谓十足的“戏人”。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外省编写的喜剧《多情的医生》1658年在巴黎卢佛宫演出时，旗开得胜，一举成名，法王路易十四要他的剧团留在京城。
莫里哀一生创作的喜剧约有三十个 （其中不少已经失传），主要的有：《可笑的女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太太学堂的批评》、《凡尔赛宫即兴》、（伪君子》、《女学者》、《堂·璜》、《愤世嫉俗》、《屈打成医》、《吝啬鬼》、《乔治·唐丹》、《贵人迷》、《司卡班的诡计》和《无病找病》等。其中《伪君子》是英里哀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作，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
达尔杜弗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了奥尔贡的家。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成圣人，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碎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由于达尔杜弗的“教导”，奥尔贡说，他可以看着他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光而无动于衷。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奥尔贡狠心驱逐自已的儿子，剥夺其财产继承权。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达尔杜弗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秘密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只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心灵。
《伪君子》的结构十分精巧，严整紧凑，特别是它的开场，别具匠心。几百年来，历代名家竞相赞颂，被誉为“伟大的开场！”其次，莫里哀善于把各种戏剧因素融汇在一起。闹剧因素增加了戏剧的滑稽的情趣；传奇喜剧因素加强了戏剧性和紧张性；风俗喜剧因素浓化了戏剧的生活气息；悲剧因素使剧情发展更为紧张，矛盾更为尖锐，因而把伪善的凶恶本质和社会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