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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民主：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安东尼·吉登斯
本书对现代社会的性、性别、爱和身份认同的复杂关联作了有趣的分析。事实上，性现在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地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性革命发生了，性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自由王国，尚未被今天的文明框限所污染。
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偶然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亲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对性现在产生影响的这些变化是真正的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导论
性征（sexuality）似乎是一个非公共性的主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但本质上是一个私人性的关注点。人们或许会想像，它也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因为它具有某种生物性，且对于人类生命的延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事实上，性现在在公共领域中持续地发挥重要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里，性革命发生了，很多思想家将革命的希望维系于性上，对他们来说，性代表着一种潜在的自由王国，尚未被今天的文明框限所污染。
人们应当如何解释这样的断言？这个问题促使我写作本书。我着手论述性，我发现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在论述爱和性别。论述性的著作本身易于性别化，在某些男人所著的最为著名的性研究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爱，性别也只是作为一种补充物出现。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妇女第一次宣称和男人平等。我下面并不打算分析性别不平等是如何贯穿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相反，我关注的是感情规律。在此，妇女——过着日常生活的普通妇女和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主义群体——开辟了某些重要的可概括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是探究“纯粹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关系也即性和感情的平等关系，其涵义对于先前的性别权力形式而言是爆炸性的。
浪漫之爱的兴起为纯粹关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理想的浪漫之爱长期以来更多地是对妇女而非男人的愿望产生影响。浪漫之爱的理想对妇女状况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将妇女放在“她们的地点”——家中；而另一方面，浪漫之爱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主动的激进的同“男性化”的现代社会的婚约。浪漫之爱预示着，长久的感情纽带可以在那种纽带本身的内在品质的基础上同他人建立起来。它是纯粹关系的预示，尽管它也同纯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我所称之的可塑性性征的出现对于纯粹关系内在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对妇女对性快感的宣称也是至关重要的。可塑性性征是一种去中心的性，它脱离了生殖的需要，源自于严格限制家庭规模的趋势中，最初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某地。但是作为现代避孕和新的生殖技术的传播结果，它又有进一步的演化，可塑性性征可以成型为人格品质，因而在本质上和自我相关，与此同时——原则上——它使性脱离了阳物统治，脱离了自负的男性性经验。
现代社会有一种隐蔽的感情，然而，它趋向公开化。这是一个男人的性追求史，他们同公开的自我区别开来。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远不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偶然特征，当那种控制开始失效时，我们看到男性的性强制性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衰退的控制也产生了一种增长着的男性对待妇女的暴力潮流。此时，一种感情深渊出现在两性之间，人们无法确切地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取得沟通。
然而，亲密关系的变革的根本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有些人宣称亲密关系可能是压抑性的。如果它被看做是长久的感情禁锢要求的话，那显而易见，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如果将它看做是平等的个人纽带的相互协商，它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在其中情感满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世界极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对性现在产生影响的这些变化是真正的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日常实验，关系，性（1）
在小说《邂逅之前》中，朱利安·巴恩斯讨论了一个名叫格拉海姆·亨利克的人的命运。他是经院历史学家，离开妻子，开始与另一位女子交往。小说开始时，格拉海姆年近40，已有15年的婚姻生活，“在生命的中途，”他已经能“感觉到在走下坡路了”。在一次否则便是例行公事的派对上，他与安妮邂逅。安妮曾经是一位不知名的电影演员，后来成了时装采购员。由于某种原因，这次邂逅搅起了他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的希望和兴奋的感觉。他感到“与20年前的一个自我久已断裂的沟通突然恢复了”，“能再一次产生愚蠢的念头和理想了”。
在一连串的幽会之后，他们的关系有了圆满结果。于是，格拉海姆抛开妻儿，与安妮同居。离婚手续就绪，两人结了婚。这部小说主要讲述格拉海姆逐渐发现安妮以前生活中的情人的过程。她几乎不隐瞒什么，但如果他不直接询问，她也不主动透露什么。格拉海姆越来越执迷于安妮的过去，发现她过去的性生活细节已经成了一种需要。他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安妮在影片中扮演小角色的片断，仔细查看每一个交换目光或其他迹象，看它们是否表明她与某一特殊的男人有暧昧关系。有时，她承认曾与某男人有染，但大多数情况下则坚持没有性来往。
故事的终极发展是残暴的，结局几乎完全颠覆了该书大部分风格体现的冷漠的幽默。功夫不负有心人，格拉海姆终于发现他最好的朋友杰克——他曾坦诚地向杰克讲过安妮“在遇到我之前”的生活问题——几年前曾与安妮有过暧昧关系。格拉海姆安排与这位朋友见面，仿佛要与他继续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似的。但他随身带了一把刀，一把“六寸长、一寸宽的锥形尖刀”。趁杰克转过身去忙于什么的当口，格拉海姆将尖刀刺进了杰克的后背。杰克迷惑不解地转过身来，格拉海姆又在他的“心脏和生殖器之间”连刺数刀。行凶期间，他的手指挂了彩，贴上橡皮膏后，他坐了下来，面前摆着他喝剩下的咖啡，那是杰克为他烧的。
与此同时，格拉海姆的彻夜未归使安妮越来越感到不安，她给当地警察局和医院打过电话，打听他的下落，全无结果，于是便在他的写字台上查找线索。她找到了一些文件，那是格拉海姆偏执般地调查安妮的过去所得到的一些证据——她发现他已经知道了她与杰克的关系（这是她没有主动告诉格拉海姆的惟一一次性接触）。她来到杰克的公寓，看到了格拉海姆，还有杰克血迹斑斑的尸体。不知道为什么，她听从了格拉海姆的劝慰，镇定下来，还让他用几码长的晒衣绳把自己捆了起来。格拉海姆估摸着，在她来不及冲向电话求救的这段时间里，他足以实现他的目的。“没有什么告别台词；没有什么闹剧情节”；格拉海姆操起刀，深深地从两侧刺进了自己的喉咙。关于安妮——“他爱安妮，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但他低估了她。安妮尖叫着用头撞破窗玻璃，跳了下去。当警察到来时，扶手椅已经无法挽回地浸透着鲜血，格拉海姆死了。小说结尾的几段暗示说，安妮也自杀身亡——出于一时疏忽或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
《邂逅之前》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妒忌的一部小说。通读格拉海姆搜集的关于安妮的材料，安妮认识到她“不能用妒忌来形容他”。重要的是“他无法面对她的过去”。所有引文均出自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皮卡多出版社，伦敦；1986。结局是暴力的——就该书其余部分的半滑稽格调来说，这有些不协调——但却是冷静的。格拉海姆的暴力是一次失败了的尝试，即旨在控制的尝试。小说家并未清楚交代其缘起，这说明格拉海姆本人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格拉海姆试图在安妮的性史中发现的那些秘密与他对一个女人的期待密切相关：安妮的过去与他所期待的不一致——她的过去与格拉海姆的理想不符合。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他认识到让安妮根据他的期待来安排她以前的生活该是多么荒唐的事。然而，她的性独立，甚至在他未为她“存在”之前，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以至于酿成了暴力毁灭的结局。在格拉海姆这方面，他试图保护她不受她在他心中激起的暴力的侵犯。但她不管怎么说自然卷了进来。
小说描写的事件是独具当代特色的：作为对普通人生活的探讨，小说的背景不可能是一个世纪前的时代。它假定相当程度的性平等，而且特别倚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在进入一种“严肃的”性交往之前（甚至期间或脱离这种交往之后），一个女人有许多情人这本是寻常之事。当然，总是有一少部分妇女，对她们来说，性多样化，并把性多样化作为平等的标准，是可能的。但大多数妇女都可分为贞节和放荡两种，而“放荡的”妇女只存在于礼仪社会的边缘。“贞节”一直是根据一个女人对性诱惑的拒绝来定义的，这是受不同制度保护的一种拒绝，如在陪伴下的求婚，强迫的婚姻，等等。
另一方面，男人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不仅自视为——出于身体健康而需要性多样化。男人在婚前与许多女人有过性接触，一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婚后的双重标准是一个真实现象。如劳伦斯·斯通在他对英国离婚史的研究中所说，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性经历的一种严格的双重标准才存在。对妻子来说，单单通奸行为就是“对财产法和遗传思想的不可饶恕的违背”，一旦被发现就要遭受极严格的惩罚。对比之下，丈夫的私通则被普遍“认为是令人遗憾但却可以理解的小毛病”。劳伦斯·斯通：《通往离婚之路：1530～1987年的英国》；第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0。
日常实验，关系，性（2）
在一个性越来越平等的世界上——即便这种平等远没有完成——两种性别都要根本改变相互的看法和行为。要求妇女做到的调整相当大，但是，也许由于这位小说家是位男性，所以，这些调整在书中既没有充分地再现出来，也没有得到极为同情的刻画。格拉海姆的前妻芭芭拉被描写成一个十分苛刻的人，格拉海姆为她的态度所困惑；当他对安妮产生矢志不渝的爱情时，他对安妮的观点和行为也几乎没有更深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对安妮以前的生活进行钻研外，他实际上一点儿都不了解安妮。
格拉海姆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处理芭芭拉和安妮的行为：女人是有感情的、富于幻想的，她们的思维过程不是沿着理性的路线进行的。然而，他对这两个女人充满激情，在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尤其对安妮充满激情。现在的妻子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他也没有任何权利把她当作那样的女人对待。当她与格拉海姆结婚后去见杰克时，她坚决地拒绝了杰克的挑逗。然而，格拉海姆无法摆脱发生在他“控制”她之前的那些行为所带给他的恐惧感。
小说家巧妙地传达了格拉海姆第二次婚姻的开放的实验的性质；这与第一次婚姻有着本质的不同。显然；格拉海姆的前一次婚姻更像是一个“自然给予”的现象，是以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分工为基础的。与芭芭拉在一起时，婚姻是一种事物状态，并非是生活的特别补偿，就仿佛做一种你并不特别喜欢的工作，但却要尽职一样。对比之下，与安妮的婚姻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必须经过经常的协商和“解决”。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第55页以后。在第二次婚姻中，格拉海姆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那是在他年轻时几乎没有出现的世界。这是性协商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关系”世界；其中，“忠诚”和“？密”等新的术语成为首要的了。
《邂逅之前》是一部关于在一个经历深刻变革的社会世界上男性焦虑和男性暴力的小说。妇女不再接受男性的性控制了，两种性别都必须认真理解这一现象的含义。个人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投射，造成新的要求和焦虑。我们的人际存在正经历着彻底的变化，使我们都卷入了我所说的日常社会实验之中，更广泛的社会变化要求我们多多少少都要从事这种实验。姑且从社会学角度更充分地说明这些变化，而这关系到婚姻和家庭，也直接关系到性。
社会变化和性行为（1）
莉莲·卢宾1989年研究了美国上千名从18～24岁的异性恋者的性史。在这个过程中，她提出的证据揭示了过去几十年中“男女关系发生的几乎惊人的比例变化”。莉莲·卢宾：《性战》，第8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4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都与年轻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作者在前言中？自证实了老一代人提供的情况，她本人就属于那一代。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婚，结婚时是个处女，是“循规蹈矩”的一个女孩，而且从来不会做“出格”的事。当时给性剥削划定清楚界限的并非她一人，她和朋友们都遵守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她的未来的丈夫是个积极的参与者，为保证这些准则得以实施：他关于性行为的“对错”标准与莉莲本人的标准是相符的。
女孩婚前的贞节是两种性别都赞赏的。如果她们与男朋友发生过真正的性交，也几乎没有人公开这样的事实——许多女孩只可能允许与自己正式定婚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性比较活跃的女孩都要受到其他人的诋毁，而且要受到占了她们“便宜”的男性的诋毁。正如女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或抑制性诱惑的能力一样，男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他们所能达到的性征服。一位45岁的调查对象说，大多数男孩只能通过“与那些女孩即妓女鬼混”才能成功。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青少年性活动时，好坏女孩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适用，如男性征服的伦理仍然适用一样。但其他人的态度，尤其是许多青少年女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女孩们感到她们有权在适当的年龄从事性活动，包括性交。在卢宾的调查中，实际上没有青少年女孩谈论为了人们所期待的定婚或婚姻而“拯救”自己。相反，她们讲的是一种传奇和忠诚的语言，这种语言承认其早期性参与的无限潜力。因此，在回答卢宾提出的关于与男朋友的性活动的一个问题时，一个16岁的调查对象说：“我们相爱，所以没有理由不应该做爱。”然而，当卢宾问她打算与这位性搭档维持多久时；她的回答是：“你是说我们是否要结婚吗？回答是不。或者我们明年还会在一起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明年距现在还相当遥远。大多数青少年都不能相聚如此之久。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与别人约会。这是一种忠诚，不是吗？”莉莲·卢宾：《性战》，第61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
在前几代人中，对性活跃的女青少年来说，传统上是扮演纯真的角色。这一关系在今天通常被倒转过来：只要必要，纯真就会扮演世故的角色。据卢宾的发现，女孩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比男孩要明显得多。她的确与一些男孩谈过，他们都对性与忠诚的关系特别敏感，他们拒绝把性成功与男性勇武等同起来。然而，大多数男孩都羡慕与许多女孩约会的男友，同时谴责与许多男孩约会的女孩。在卢宾的抽样调查中，一些女孩模仿传统的男性性行为，而且是公开地、无所顾忌地进行模仿。面对这种行为，大多数男孩都报以愤怒的反应。他们仍然需要纯真，至少是某种纯真。卢宾采访的年轻女人中有几个恰值结婚前夕，她们认为有必要向未来的配偶隐瞒她们以前的性经验的范围。
卢宾的研究与其他调查构成了反响，适用于一切年龄组合。其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性活动扩展的多样性，其中，大多数人都参与或认为适于让别人参与进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因此，在40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中，在青少年时期进行过口交的还不到1/10。在续后的每一代人中，比例逐年增长。在目前这一代青少年中，尽管不是普遍的实践，但口交却被认为是性行为的正常组成部分。卢宾调查的每一个成年人现在至少都有过这种经历——这居然是在一个其法典仍然把口交列为“施虐行为”、在24个州里仍被列为非法活动的社会里发生的。
男人大多欢迎这样一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