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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李岚清回国之后，再到长春第一次车制造厂计划科当科长。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厂长饶斌的注意。饶任过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中共建政后即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李岚清成为副手
五九年，饶斌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由于李岚清擅长写作，又有留学经验，亦随饶斌调到北京，任娆斌的秘书。
这对于李岚清的仕途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一机部部长为赵尔陆。赵是中共早期重要军事领导人，任过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五五年获上将军衔。中共建政后，赵主要担任国防工业系统领导人。
赵尔陆对李岚清极为欣赏，曾亲自将李介绍给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赵尔陆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年饶斌也调任同职，李岚清成了国家经委主任室的秘书。
「文革」开始后，薄一波、赵尔陆均遭到冲击。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子、刘少奇爪牙」，赵尔陆更被迫害至死。
李岚清亦受到波及，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科长职务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李岚清被下放到国家经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那段备受压抑的精力，成了日后从政的本钱。假如他在文革中对赵尔陆、薄一波踏上一脚，他就难有今日的辉煌。
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来中共人事的主要安排者。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岚清受益于薄一波这位「老首长」。
一九七二年，李岚清得以复出，被调到华中支援三线建设。当时他的老首长饶斌任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厂长，李岚清因而得以出任计划处副处长、发动机厂党委第一书记，后任第三汽车制造厂建厂指挥部副指挥、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
长期在大型企业工作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的企业管理有第一手经验，知道中国企业的弊端所在，这为他后来的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五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和管理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对外经济贸易部成为其所属单位之一。当时薄一波已经获得平反，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饶斌则调任一机部部长。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岚清也被调任国家进出口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虽是第一次涉足中共外贸系统，但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很快显露出来，他利用政府贷款扶植优质出口商品的生产，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外贸出口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岚清调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对外经贸、开发区、旅游、港口管理等工作，辅助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天津人对他的评价是：颇具开拓精神，且建树甚多。
李岚消在天津的政绩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家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第二是积极参与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权力；第三是参与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筹建工作。
经贸委地位扬升
天津的工作经历，为李岚清积累了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环与陈伟达（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斗争中，李岚清比较支持李瑞环，李瑞环八九年成为中共权力核心层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对李岚清的晋升自然有益。
八五年结冻「外放」生涯，回到了经贸部，任经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李岚清当时返回经贸部，系赵紫阳亲自点的将，要李主持外贸体制改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李岚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当时的部长郑拓彬是一个「外贸元老」，五三年开始即在外贸部工作。郑的文化水平较低，并不适应外贸的发展，经贸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岚清主导。
李岚清在副部长任内大刀阔斧，除主持创建保税区外，还对外贸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岚清替代郑拓彬，正式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九一年元旦起，中共对外贸易实行取消出口补贴、「自负盈亏」的新体制，这是李岚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后继续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吁尽早颁布实施「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法」，进一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使中共外贸出口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规范。李岚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实干」、「改革」的个人形象。
一九九二年十月，随着朱熔基正式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李岚清成为政治局委员，并等待在次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经贸办的领导力量被再次加强。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中共十四大上，王忠禹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杨昌基获任中纪委委员。自此，人们已经明白朱熔基已经开始扮演第一副总理的角色，主管国务院大部分工作，而李岚清则接替朱熔基刚刚进入国务院时的角色。
在九三年三月的中共八届人大上，经贸办正式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由王忠禹出任主任。
九三年五月七日，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挂牌办公。王忠禹在中外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熔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共同主管经贸委。经贸委作为国务院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搞好宏观调控，协调服务。
九一年六月，朱熔基除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外，另一个重要的兼职是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所谓「三角债」是指甲欠乙的债，乙欠丙的债，丙又欠甲的债。
但作为中国商业现象的三角债，其本质并非只是商业现象，而是经济体制中所存弊端的外在表现，因而要处理起来格外困难。
「三角债」死结难解
八八年李鹏亲自抓过「三角债」的问题，他强调制度化、统一化，要把大型工矿企业、重点项目、主要产品都集中到中央计划内，搞「全国一盘棋」，结果是一筹莫展。
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鹏不得不坦承：「三角债、产品质量、生产效益，这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后来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债」的非但问题末获解决，「三角债」现象反而更加恶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陆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到百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营企业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须严格执行中央计划，该统的就统，不能分散。」不过姚的意见末获政治局采纳，于是姚依林托病休假。
李鹏让朱熔基具体负责清理「三角债」，一般认为是保守派人士给朱熔基出的难题。但正是这个难题，给朱熔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
面对「三角债」这种积重难返的债务连锁现象，犹如面对一种病情严重的综合症，能否治愈取决于大夫的医道。
朱熔基首先组织一批专家、企业行政主管人员，召开清理「三角债」专题会议，给「三角债」综合症找出了症结所在：其一，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缺口严重，相当部分是依靠拖欠来弥补投资缺口的；二、大中型国营企业亏损严重，由于亏损使企业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货款；三、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的生产成品比正常库存量多出八百亿元左右，乡镇企业甚至更为严重。由于产品实现不了最终消费，商品不能转为货币，企业无钱购买燃料和原材料，为了支撑生产，只有依靠拖欠来过日子。与此同时，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搭脉找出病症根源之后，朱熔基认为，「三角债」的形成，是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集中表现。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才能使大中型企业逐步搞活。
会议之后第三天，朱熔基便先后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重工业区。通过试点，提出了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治标而又治本的解决措施，疏通资金循环渠道，解开债务链。
他的明确而严厉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仅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
利用舆论监督效率
朱熔基带着一片赞誉声回到北京，次日又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部署新的一轮「消欠」战役。
朱熔基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熔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各地政府首脑收到北京发来的「军令状」，知道这一次要动真格的了，倍感压力，均作出了快速反应，因为谁也不愿意被以办事严肃认真闻名的朱熔基，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诸侯们通过自已的渠道获悉，朱熔基已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
据说朱熔基有关清理「三角债」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时，邓小平叫家里人一起来看，十分赞赏。九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清理「三角债」的情况，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统计，各地拖欠资金二百八十亿元人民币，已注入信贷资金一百四十七亿人民币，自筹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十月底，他又下令全国冶金、有色金属、电力、化工、建材企业拖欠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所属企业的贷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资金清理完毕，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清欠。
到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大陆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四千二百八十三个，收到了注入一元资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李鹏、姚依林讲了几年毫无改进的「三角债」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
朱熔基自上海调升北京之后，雷厉风行，连续处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几大难题，诸如清理「三角债」，打击伪劣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破「三铁」（即铁饭碗、铁椅子、铁工资），强调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有显着的成就。使其不仅获得邓小平的赞赏，民间也是一片叫好声。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邓小平在北戴河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赞扬了朱熔基，他说：
「朱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
在国际舞台上，朱熔基以务实、开明的形象越来越受到重视，评论他是「中国行政管理能力最强的官员」。连海外那些批评、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也承认朱熔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异数。然而，在中共内部一种试图排斥朱熔基的暗潮，却在同时兴起。
明批暗斗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财政部的名义，炮制了一份调查报告，声称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年至九零年）期间，上海、天津两市问题最多，经济效益滑坡最显着，工业产值、利润、税收的增长率以及产品的成本，消耗、质量变动等生产指数，上海名列全国倒数第七，天津倒数第十一。
谁都知道，这份报告旨在打击「七五」期间主政上海、天津的朱熔基与李瑞环。在随后的筹备中共「十四大」过程中，有关人事的安排，成为中共内部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而朱熔基又是焦点中的焦点。
反对朱熔基的人最明显的动作是，制造一些不利流言，毁坏朱熔基的形象。而且这些流言，不断从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及一些部委中传出。
一则消息说，九二年五月二十日，中组部部长吕枫在部工作会上说：「人事调整的立足点是平稳。根据中央的精神、小平同志的指示，「十四大」中央领导班子除了年纪较大的要退下，一般不变动，不会有大起大落，更不会有三级跳。」
什么人会三级跳？吕枫没有说出口，但谁都知道，说的是朱熔基，他是中央候补委员，要进入政治局常委，就要跳过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两级。
四月初，中组部以所谓「部分部、委、省、市的情况反映」，向政治局上报，对朱熔基列出四个「不是」：一、在主管上海工作期间，成绩平平，被人吹嘘和抬举过高。二、讲得多、调子高、放空炮。工作不踏实，使一些事件的处理、工程建设造成积压。三、在原市委班子和市属部、委、局组织路线上，搞任人唯亲。四、对市属部、委、局企业党的建设工作放任，形成党不管党，市委书记不抓党的工作。
香港的《镜报》曾报导说，对朱熔基，陈云曾指出：「多考察，注重实绩」。李先念也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王震则说：「国务院对朱熔基意见不少，他的主观世界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少。」
斗争最激烈的阶段是九二年七月。当月九日，当时的中宣部长王忍之，在中共高级党校组织一个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及新华杜、广播电影电视部等单位的负责人。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朱穆之，以「通报情况」的名义传达了「一些老同志」
对当前工作（实际是对朱熔基的工作）的看法，朱熔基「过去犯过错误，谁也难说他今后一定跟我们党一条心了，政府的大权交给这样一位未经考验的同志手中，我们不放心。」
又说，「朱熔基去东北二省作关于三角债」问题的处理后，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同志也去了那边，从调查情况来看，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好，亏损的国营大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当然，这方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总不能说成是朱熔基的成绩吧！」
陈云的矛盾心理
与此同时，高狄在七月中旬《人民日报》的一次编务会上说：对朱熔基的新闻不宜处理太突出，在报导他是国务院副总理时，可别忘记了他还不是中央委员。有人当即反驳说：
「朱熔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人员了。」
《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张云声立刻插话说：「不是出席，是列席。我同意高狄同志的意见，朱熔基的有些新闻可以放在第二版或第四版，一般外事新闻可以抽掉。」
在那段时间里，细心的大陆人也都从每天收看的电视新闻中发现，朱熔基的镜头明显减少了。
中共国务院也传出消息说，从执掌国家经贸办的那一天起，朱熔基就继续表现出他在上海已经习惯了的我行我素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对同事、下属及副手批评毫不留情。不但是李鹏，就是身为经贸办第一副主任的李岚清，也已经对朱熔基的工作作风开始不习惯了。
九二年八月上旬，当中共政治老人们在十四大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时，高狄控制的《人民日报》突然在「党的生活」栏目里发表一篇通讯，介绍新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贸办的「党组织生活」。
在这篇千字小通讯里，读者们看到了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朱熔基「作风粗暴」，「与下属相处不好」等「缺点」。
虽然文章表面是在赞扬朱熔基具有「谦虚的自我批评精神」，知错就改，勇于向下属致歉，表示「愿意纠正自己的毛病」，但发表此文的真实目的，明眼人谁看不出来？
有人甚至抓住朱熔基五零年代当过「右派」问题不放，说不能重用「右派」分子。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已经陆续有几个五七年的「右派」，进入中央委员以上领导层，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却又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很快遗弃，显然中共元老人物对「右派」干部仍耿耿于怀。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大老陈云的态度是相当重要的。虽然有证据显示，起初陈云对邓小平提拔朱熔基一事有意见，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
陈云曾让秘书给他读过朱熔基的一些文章，对他的一些见解，比如调整工业结构资源优化再配置、企业实施承包责任制要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强化企业管理等，表示欣赏。虽然朱熔基当过右派，但当马洪向陈云介绍朱熔基当年是因为反对不实际的经济指标「犯上」
时，陈云也颇能理解，因为当年他也是反对「急躁冒进」者。
务实特色
再者，陈云也认为李鹏和邹家华，包括江泽民在内，都是搞技术出身，对于宏观经济理论一知半解，而朱熔基在现有中共高层领导中，应该算得上是理论素养较完备的一个。
朱熔基还有一项能够为陈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