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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文聘的那件事。那是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的事。5月,魏文帝曹丕死去,孙权乘魏国大丧之机,进攻江夏郡。(魏之江夏郡,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西南)。据《三国志·文聘传》裴注引《魏略》说:孙权率领数万士兵进攻石阳(今湖北应城东南),当时下了大雨,城墙崩坏,还没有来得及修补。江夏太守文聘正在屯守石阳,听说孙权来了,心想:“莫若潜默(潜伏、沉默),可以疑之。”于是命全城之人都不要抛头露面,自己也躺在屋子里不起来。孙权果然产生了怀疑,对左右说:“北方认为此人是忠臣,所以把此郡委任于他。如今我来了,他却不动弹。如果他不是内有密谋,就是外有救兵。”于是便不敢进攻而退走了。
这个记载虽然没有说是否大开城门,但既然说城墙已经被大雨冲坏,那就等于是对敌人敞开了城门。文聘对孙权故意示弱示虚,把城内的兵力都隐藏起来,又对损坏的城墙不加设防,目的是让敌人生疑而不敢进攻,而他的目的达到了,这应该算是一个空城计了。不过,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裴松之把《魏略》的这条资料注于《三国志·文聘传》以后,紧接着便说了一句话:
“《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为什么相反呢?《文聘传》说:
“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
可见,根据正史的记载,孙权进攻石阳时,石阳城墙并没有被雨毁坏,孙权围攻了二十多天没有攻下,便退走了。哪里有什么空城计的影子?所谓“不动”,是文聘坚守阵地、城地巍然不动,并不是他故意躺在屋子里不动弹。所以这只能算是《魏略》的作者所提供的一条错误信息,绝不是在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空城计。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1)
内容: 易中天对北宋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因为他被封为温国公,人称司马温公),颇有非议。他说:
“……我们不可迷信《资治通鉴》。这本书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编故事,但他可以选故事,还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除。孙权对鲁肃说的‘此天以卿赐我也’这句话,也被删除。曹操和吕布的‘乘氏之战’,则被他从两天改成了一天。《资治通鉴》的‘猫腻’如此之多,我们怎么能不多一个心眼?”(《品三国》202…203页)
作为司马温公的同行,我以为易中天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允的,我颇为他鸣冤叫屈,少不了要为他辩白几句。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堪称是我国古代史学、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司马光有感于古代史书卷帙浩繁,学者难以遍览,便立志编一部编年体史书,摄取各种史书(主要是十几部正史)的精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史实,着重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的借鉴。编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历时十九年,称得起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编撰过程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搜集资料,编成丛目,就是列出题目和提纲。第二步,考辩史料,进行编写,对史料进行粗加工。这部分文字数量很大,称为“长编”。以上两个步骤,都是司马光领导助手们共同完成的。第三步,由司马光对“长编”进一步考订和大力删减,写成定稿。此书问世后,对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震动很大,堪称是一部具有典范性的史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史书的体例上,使编年体的写作模式趋于成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思想性强,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能起到鉴戒作用,有经世济用的功能。甚至到了今天,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史学大师顾颉刚在其著作中曾谈过:毛泽东主席在案头最常读的两部书是《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是清人,此书是军事地理学著作)。可见《资治通鉴》的思想精髓,对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然有滋补作用。
作为一部脍炙人口,影响几十代人的史学巨著的作者,司马光的修史态度是严谨和公允的,绝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许多“猫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他对正闰的观念比较淡薄。古代史家往往有封建正统观念,认为在同一时期并立的国家,有的国家是正统,有的国家是闰统。拿三国史来说,西晋人陈寿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所以魏国皇帝的传记(包括曹操在内),便称为纪,如《武帝纪》、《文帝纪》等等;吴、蜀之主则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等。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其它史书参差不一。而温公在《资治通鉴》的史评中则认为:像周、秦、汉、晋、唐这样的朝代,都曾经使国家统一过,可以全用天子的制度君临天下,其它“地丑德齐”(地盘的大小相类似,德行也相同),而且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君臣,那就都算是列国,“彼此均敌,无所抑扬”。但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不能不有一个统一的年、时、月、日的观念,以记载事情的先后,那就应该用一个国家为标准来纪年。由于“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所以用汉、魏、晋的年号来记各国之事。也就是说:这纯属技术问题,是为了记事的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按照这种说法,司马光虽然用魏来纪年,曹丕纂位之后,称为《魏纪》,但对于蜀,吴的君主也没有岐视之意,只是称呼(符号)上有区别,并没有“正闰之辨”。易中天抱怨温公对曹操不公平,但以曹氏的政权来记年,虽说对魏、蜀、吴一视同仁,我总觉得魏比蜀、吴风光得多了,有什么不公平的?
第二. 记事秉直而书,用史料说话,并没有故意地抑此扬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就拿对曹操的记载来说,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止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共三十六年。我们把《三国志。·武帝纪》以及有关的列传、杂史等,和《资治通鉴》对照来看,凡是曹操露脸的事,只要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基本都记上了,并没有重要的遗漏。例如: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2)
内容: 曹操一出世,就记载了太尉桥玄和名士何颙赞颂曹操之言。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何 颙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先给曹操来了个开门红,挑帘彩!
又如: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卓后,济北相鲍信赞扬曹操说:“夫略不世出(有谋略的人非常少),能拔乱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启乎。” 曹操在酸枣,见到名为讨董卓的各路诸侯每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为他们做了军事规划。以及荀彧、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大长曹操威风的长篇谈话,司马光也照录不误。此外类似的言论还很多,就不烦引录了。再有,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长处,曹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如延津之战的饵兵之计,焚烧鸟巢军粮等等),也都披露无遗。一些有利于曹操的史料,何曾都被删除了?
当然,司马温公善恶皆书,一些不利于曹操的史料,也都秉笔直书,并没有曲意回护。如屠徐州,坑袁绍降卒,收扑董贵妃、伏后等逼宫之惨状等。
对刘备亦然。刘备围攻成都时,曾与诸将相约:“如果攻下成都,府库中的财物,都分给将士,我不干预。” 及至进入成都,士卒们把仓库抢光。以致使军用不足。还有人建议把成都的私人田宅分赐诸将,由于赵云的反对,才没有剥夺百姓的田宅。这些事原来记载在《三国志·刘巴传》和《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中,这都是一些对刘备不利的记载,使他的所谓“仁义之师”的形象大打了折扣,但《资治通鉴》还是照书不误的。
《资治通鉴》利用了大量的史书、浩澣的资料,但为了简化易读以及突出“资治”、“鉴戒”的主题,对资料作了大量的删削。上面提到:开始时所作的“长编”,份量很大,最后定稿时,则去其繁复,取其精华,因此才使此书成为一部史学名著。易中天孢怨《资治通鉴》删去一些有关曹操的资料,其实这不是对曹操抱有什么成见,而是出于编纂上的需要。不仅曹操的资料有所删削,刘备、孙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是有闻必录的?依我看来,有关曹操的资料,被删削的并不算太多,大部分主要的东西都保留了。
使易中天最为恼火的,是把乘氏之战从两天改为一天,把他所说的曹操的空城计改得无影无踪了。其实是因为所谓曹操的“空城计”出于《魏书》,《魏书》的记载与《三国志·武帝纪》不同而又不太合理,所以司马光采用了正史,而不用《魏书》,这是他的严谨,而不是什么“猫腻”。这件事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过多地重复了。
另外,在赤壁战前,孙权和鲁肃谈话,删去了“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句话,易中天也以为不妥。那么,我们且查查《三国志》的记载是怎么回事。
《鲁肃传》写鲁肃向孙权献策后,孙权最后以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而按《周瑜传》:周瑜从鄱阳回来向孙权献策,孙权最后又用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二者完全雷同,文字有些累赘,所以司马温公删去了对鲁肃说的那句,而保留了对周瑜说的那句。这是文字的风格与技巧问题,并没有什么深意。
第三. 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人自为传(或纪),有时看不出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次序;而编年体史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要求。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编写《资治通鉴》时,他所看到的唐朝和五代的史料,数量浩瀚,远远超出正史的记载范围,他把许多重要内容,编入了《资治通鉴》,所以研究唐和五代的历史,《资治通鉴》很有史料价值。而在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三国史资料,却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差不多是相同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那140多种古书,在宋代就基本上都失传了。所以《资治通鉴》所用的史料,我们在《三国志》正文和裴松之注中基本上都能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治通鉴》对于研究三国史来说,史料价值并不高。它对于史料的时间顺序的排列,可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这种编年,有的在《三国志》的正文和注文所引书中有眀确的说法,有的原文具有模糊性,就只能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理,推测,把它放在一个较佳旳时间段里。因此可以这样说:《资治通鉴》对三国史事的排列,有的是有出处的,有的是推论出来的,具有相对性,只能说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哪个时间段里,而不是确指。但尽管如此,也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我们读史还是很有作用的。易中天抱怨说: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3)
内容: “司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舍上做文章,还在时间的顺序上做手脚。……谁先谁后,也就变成了一种‘春秋笔法’。”(《品三国》203页)
这主要是指孙权联刘抗曹决策的过程说的。按照《三国志》的诸葛亮、鲁肃、周瑜各传,这三个人都劝说过孙权联刘抗曹,究竞谁先谁后,《三国志》的记载并不那么明确。《资治通鉴》把诸葛亮排在前面,易中天附合裴松之的意见,认为是抢了鲁肃的头功。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不再重复。
最后我要谈的是:易中天认为司马光偏袒刘备,事实并非如此。《资治通鉴》在写到公元221年刘备武担山称帝一事时,司马光紧接着便写了一篇很长的史评来谈正闰问题(我们在上面引述过部分內容),文中表示了他对刘备的汉朝宗室血统的怀疑。他说:
“昭烈(刘备在历史上称昭烈帝)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及晋元帝(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相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这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怎能说他偏袒刘备呢?
标题: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1)
内容: 在品读和研究易中天的《品三国》的过程中,我发现易中天的讲史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值得学习借鉴;而所谓的缺点,也许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和一孔之见,谨提出来与易先生及广大读者商榷。
一是风趣幽默。
通过现代视角讲史,有时也穿挿一些现代语言或者和现代事物相比附。这可以触动不同读者的某一根神经,使之哑然失笑。例如:说关羽、张飞、赵云对诸葛亮的话“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品三国》7页)说袁绍想当皇帝。” 人还在; 心不死”(《品三国》57页)。说刘备自已还是光杆司令,“给诸葛亮封个‘上校团副’之类的头衔,有什么意义?”(《品三国》160页)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非常通行的语言,可以触动50岁以上的人的神经。而对于50岁以下的人来说,则淡而无味,不知所云,就幽默不起来了。
再有,有一些时尚性的东西,可以引起青年人的共鸣。如说关东诸侯起兵讨董卓,“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品三国》46页)还插入一些民间谚语。如说官渡之战时,刘备从袁绍那里开溜,“很可能是已经预感到袁绍的失败。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他就像海轮上的那些耗子一样,知道这条船会不会沉。”“他之于袁绍,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品三国》89页)
还有,易中天还常用一些现代商业上的语言,以比附古人古事。如把某一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人物称作“老板”,说当时士人出仕都愿意找一个“好老板”。又把刘备比作“绩优股”,把袁绍比作“垃圾股”。(《品三国》132页)总之,易中天调动了多种幽默风趣的语言形式,以增加节目的可看性和书的可读性,使人兴趣盎然,不致犯困或改变频道。这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但搞得太多太滥,就是庸俗化和过度娱乐化。这些问题我们在下面有专章进行讨论。
二是荟萃众说,思想活跃。
三国史上有许多难解之谜(其它朝代的历史也无不如此),有一些问题历来就在学者中间争论不休。易中天能够荟萃众说,加以考证、对比,然后作出自已的结论或者存疑待考。他用力较勤,思想很活跃。他的讲述是开放型的,可以引导受众思考问题,起到一定的互动作用。这也是他走红的原因之一。
三是化简为繁,故弄玄虚。
搞学问需要深入,应该有创见,不能墨守成规,人云亦云。但深入和有创见,不等于哗众取宠和故弄玄虚。具体地说: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具体问题细碎化。
例如:皇帝问题,当时确有一定的复杂性;但也不是那么太复杂,好像没有必要用大量的篇幅翻来覆去地、多侧面、多角度地来叙述这个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把问题引入一个空前的高度,跨上学术的顶峰,实际上,对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玩那么多的花样吗?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逐渐烦琐化,有人解释《尚书》的“尧典”两个字(那是一个篇名),就写了几万字,至今成为文化史上的笑谈。易中天在解释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到东吴游说孙权之辞时,就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具体问题细碎化的倾向。特别是诸葛亮对孙权所说的开头的一句话:“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就解释得过于叮咛备至,好象诸葛亮所说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都可以奉为经典。我们知道: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以及赴柴桑和孙权谈话时,当时并没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场面,那都是史家事后的追忆之词,大致的意思可能是那样,没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去咀嚼,去死抠,只能“观其大略”,宜粗不宜细。否则就不是深刻,而是故弄玄虚。
再如:易中天提出了《隆中对》的四个版本以及刘备的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前者概念模糊;后者名词烦琐,彼此之间也不好界定,英雄之志与英雄之魂有什么区别?英雄之魂与英雄之气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名词越多越表示深刻,越表示水平高,那么我们还可以一口气再说上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