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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易书的译文是：
“黄祖一灭，就打开了一个口子，也就能乘胜西进。那时，我们的天地就广阔了，就连占领巴郡、蜀郡，囊括益州，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品三国》163页）
令我们非常困惑的是：“西据楚关”这句关键的话，竟没有在译文中体现出来，好象原文并没有这句话。按：楚关，一名扞（音汗）关，在今重庆奉节东，是进入巴蜀的咽喉要地。甘宁的意思是：只有“西据楚关”，才能“渐规巴蜀”。你把楚关弄丢了，从哪里西进巴蜀呢？
7． 两个“弗当”
据《三国志·刘表传》说：曹操率大军进攻荆州，蒯越、韩嵩、傅巽（音训）等人劝刘琮投降。在傅巽的说辞中，有这样的话：
“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囯家（疑漏字，请作者核实），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
易中天的翻译是：
“以人臣对抗人主，是以逆抗顺；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以弱战强；以刘备对抗曹操，是以卵击石。”（《品三国》183…184页）
我们和原文对照一下，基本的意思是近似的，但译文和原文对不上口，具体的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原文的两个“弗当”（不合适）不见了，却添加了“以弱胜强”、“以卵击石”之类的话，为原文所无。在利用古代资料时，把古人的话和自己的话混在一起，都当古人的话来介绍。我们说：这也是“弗当”的。
8． 脏刀与丢人
刘琮向曹操投降后，先是不肯告诉刘备，很晚才派宋忠去对刘备讲。刘备在盛怒之下对宋忠说了一番话，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汉魏春秋》。其中有这样的话：
“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
这话的原意是：我就是砍断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恨，作为大丈夫，在临别时杀了你们这些人，我也觉得是可耻的。
易中天的翻译是：
“于是拔出刀来对宋忠说：我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不过不想弄脏了我的刀，也不想丢我的人！”（《品三国》184页）
显然是与原文不符的。如果说“丢人”可以和原来的“耻”字挂钩，那么“脏刀”又和原文的哪句话挂钩呢？反复检视原文，没发现有这个意思。何况把“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翻译成“也不想丢我的人”，也和原文意思相距甚远呢。
9． 卿、仁兄
赤壁之战前，鲁肃建议孙权抵抗曹操。孙权叹息着说：
标题： 2 似是而非（3）
内容： “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见《三国志·鲁肃传》）
易中天翻译为：
“只有仁兄这一番话，才是深谋远虑，正和我的想法相同，这是上天以仁兄赐我啊。”（《品三国》202页）
廓开大计，指开拓性的大计谋，与“深谋远虑”的意思沾边，但不贴切。这且不谈，单说把“卿”翻译成“仁兄”，就不合适。卿是你的意思，多用于君对臣或夫对妻的称呼，在这里是君对臣的典范称呼。但把“卿”翻译成“仁兄”，则闻所未闻。古代等级森严，礼仪考究；当时孙权和鲁肃是君臣关系，他是不会称呼鲁肃为“仁兄”的。
在易书第二十四集，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例子。易书写道：
“如果这回曹操当真打的只是刘备，孙权恐怕就该说，瑜哥呀，你先打着试试看。打得赢就打，咱捞一把；打不赢就回来，咱不管那‘刘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国》214页）
这当然只能是易中天的话，而不可能是孙权的话。根据史书的记载来看，孙权称周瑜为“卿”、“君”、“公瑾”等等，而没有称呼过“瑜哥”、“瑜兄”，因为君臣之间是不能以兄弟相称的。尽管孙权的母亲吴夫人曾对孙权说过：
“公瑾与伯符（孙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
“汝其兄事之”，是要孙权看待周瑜像哥哥一样，但不等于说二人就可以兄弟相称了。
标题： 3 添字解经
内容： ——古文翻译纠误之三
在讲解经典著作时，讲解者把自己的话夹杂在经典的原文中，都作为经典来讲解，前人称为“添字解经”，是做学问之大忌。但这不等于说：解经时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可以发表，而且与原著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现象。但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意见和原著严格地区分开来，而不能把它混杂在原著中，使人误以为都是原著的意思。易中天在行文中就有这个毛病，下面就是其中一部分例证。
1．“一而再，再而三”
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袁绍的谋士许攸叛投曹操，一见面就问曹操军中还有多少粮食。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说：“不对，重说！”曹操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说：“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这后一句话，易中天翻译为：
“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说实话？”（《品三国》16页）
这“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添字解经，是原文没有的。而且这说法也不正确。到这时为止，许攸只是问了两次，曹操也答了两次，这是“一而再”哪里有“再而三”？
2．头上撒尿
曹操奉迎天子于许县后，自任大将军，又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袁绍因为自己的地位在曹操之下，非常气愤，大发牢骚。原文是：
“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易中天翻译为：
“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现在反倒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什么东西！难道他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品三国》67页）
把译文与原文对照，我们很容易地便会发现：“现在反倒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什么东西！”为原文所没有的意思，这不是袁绍的话，而是易中天夹带的私货。
3．三帖膏药
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时，贾诩劝张绣投降曹操。他阐明理由说：
“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主之志者，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三国志·贾诩传》）
易书在翻译这段文字时，逐条都在后面加了点东西。第一条加了个“有理”，第二条加了个“有利”，第三条加了个“有安全”。如果是以小注的面目出现，不管与原文是否贴切，作为一家之言提出来，自然是无可非议。但那是和贾诩的话混在一起，作为贾诩的话而出现的，那就大成问题了。
标题： 4 古事今讲要有游戏规则（1）
内容： 古事今讲，或云通过现代视角讲史，是易中天讲史的一大特点，是他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看待历史，不通过现代视角，难道应该仍然停留在陈寿、裴松之、孙盛、司马光的水平吗？那当然是不行的。因此，通过现代视角来看待历史，自然没有什么错。所谓现代视角，主要是观点问题，前面已经谈了很多；现在则主要是谈语言问题。在这方面，求新、求活、求可听性、求可读性，甚至求趣味、求娱乐，都是无可厚非的，不必以抱残守缺的态度横加指责。但也不能语无遮拦，也要有一个游戏规则。下面提出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第一． 站在主讲人的立场，从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叙述或评价古人古事，运用现代语言，比拟现代事物，只要贴切、合适，就是可以的。易中天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扣住了现代人的心弦，特别是引起了青年受众的共鸣。例如：说诸葛亮“粉丝如云”（《品三国》6页）；说诸葛亮也是一个“高干子弟”（141页）；说少年曹操是一个“问题少年”（22页）；说曹操所任的洛阳北部尉是“副县级公安局长”（41页）；说在皇帝问题上，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都是“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61页）；说曹操不能给杨奉当“后勤部长”（66页）；说古代的“君择臣、臣亦择君”观念是“双向选择”（144页）等等。
易中天还善于用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等语言资源。如说刘备对于袁绍“就像年三十的凉菜，有他过年，没他也过年”（89页）；说曹操也不能不“老鼠爬秤杆——自己抬自己”（22页）；说曹操刚刚踏入官场还是“出生牛犊，生瓜蛋子”（35页）。说刘表不图进取，“就是守住自己这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176页）；说袁绍得了传国玺，野心膨胀起来，“耗子腰里别了把枪，就起了打猫的心思”（56页）等等。易中天还利用文革时期通行的一些语言，如“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7页）；“站错队”（36页）；“上校团副”（160页）等等。
以上那些语言，绝大部分都是很鲜活生动，饶有风趣；有的（如文革时流行的一些语言）则因为打上了特定时代的标志，而别有一番风味；这都给易中天的讲史增加了许多魅力，使人喜闻而乐见。有人说这是娱乐化、庸俗化，其实有点娱乐成分，使人乐于接受，也没有什么不好。通俗化也不等于就是庸俗化，深入浅出，通俗一些，使广大的观众（读者）都能够接受，对于普及历史知识，又有什么不好？如果总是板着阴冷的面孔讲历史，史学怎能从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
第二． 要尊重历史，不能反历史。历史人物说现代的话，做现代的事，便是反历史。下面举几个例子：
1． 易中天认为古代的议郎，相当于现代的调研员（其实未必恰当）。“曹操当了议郎，心想：调研员就调研员吧，要好好调研。”（《品三国》36页）
那时曹操只知自己当的是议郎，怎么会想自己当了调研员？
2． “《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年轻时候就在京城广交豪侠，经常在那个豪门大院里开派对、办沙龙，迎来送往……”（《品三国》103页）
三国魏人王粲所著的《英雄记》，能有“开派对、办沙龙”的话吗？
在另一处，易书写道：
“关东军十几万人，按兵不动，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品三国》46页）
这种写法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站在主讲人的立场，从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叙述或评价古人古事，明白地指出：“用今天的话说”如何如何；而上一种写法则说袁绍是在“开派对，办沙龙”，那就是反历史了。
3． 关于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的原因，易书写道：
“有学者认为：曹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遇到了‘非典’或‘禽流感’，只好自己把船烧了撤退。这是有曹操的话为证的。”（《品三国》212页）
标题： 4 古事今讲要有游戏规则（2）
内容： 好么，这可是医学史上的最新成果，原来“非典”或“禽流感”在三国时期就有病例了。但究竟是哪位学者说的呢？易书没提，我们也无从对证。好在还有“曹操的话为证”，那话是写在《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上面的，那上面写着“赤壁之役，值有疾病”，《武帝纪》说是“大疫”，《先主传》说是“疾疫”，疫是瘟疫、即流行性传染病。但究竟是什么传染病，至今尚未搞清，恐怕不会有什么学者会认为是“非典”或“禽流感”吧？当然，这不过是在调侃，但如此混淆古今事物的调侃，是不合乎游戏规则的。
第三． 以现代事物比附古代事物，有时是可以的，我上边举了一些例子，就比较恰当。但这方面必须慎重。古今事物不同，有些事物又不能强行比附。例如：易中天好把古代的君臣关系与现代企业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来比附，还常用现代市场经济的事物来比附古代事物，如说诸葛亮要找一个“好老板”，刘备是“好老板”‘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诸葛亮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写法，偶尔用之尚可，可用得过多过滥，满纸“好老板”、“坏老板”，这个股，那个股，又是“买断”，又是“营销”的，就会冲淡讲史的气氛，而使人觉得不伦不类了。现在有一些书，用三国或其它古代历史故事、古典小说、古代策略思想、哲学思想、兵法等等作为素材或切入点来讲商业策略、人际关系、营销学、人才学等等，有的书名就叫《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对不起，我没看内容）。那些书不是讲史的，是利用历史或古代文化来讲其它问题的，怎么讲，怎么比附，甚至是生拉硬扯，都不干历史学的事。但《品三国》就不同了，是在讲史呀，张口“老板”，闭口股票，还有什么历史的味道？讲史好比做菜，不放点调味品不行，但放多了也不行。在网络上，有人为此叫好，打气、助威，但千万不要认真。林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树立自己的品位与风格，不能太“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