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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是坚决反对戏说的。我要大声疾呼：编剧先生、导演阁下：题材多得很，你们不要再拿历史开涮了，这么继续干下去，人们头脑中还能有真的历史观念吗？
那么，历史题材就不能用了吗？不，尊重历史，恢复历史原貌（当然是相对的），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尽管拍，有一些艺术上的渲染和加工是可以的，但不可游离“历史”这个坐标太远。好的历史剧，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戏说”是个内容问题，那么“趣说”就是一个形式问题了。我认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一些生动有趣的语言来叙述，甚至借鉴一些评书、相声的手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批评易中天讲三国是“戏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按照我们在上面所界定的标准，他是“趣说”，纪连海讲清史人物也是“趣说”。易中天好在讲史中混入一些现代名词、现代事物，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得太滥，不能造成古今观念的混淆和误导，这就需要有所选择，应该有个度。至于何者说说无妨，何者不可滥用；怎么说？造成一个什么语境？我在后文中还要和易先生商榷，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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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7 兼容并蓄，不拘一格
内容： 由于易中天在电视上的成功，便在人群中（主要是在易迷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好象讲史都应该像易中天这样讲，否则便算不合格。有的中学生听了易中天讲三国，便不爱听历史老师的课了，说是讲得不如易中天有意思。有的人在书店里遇到有关三国历史的书，翻看了几页，便不屑地说：“哪有易中天讲的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到底，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心理。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各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人们的选择和爱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求；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爱打拳，他好游泳；你爱喝热茶，他爱喝冷饮；你爱听越剧，他爱看二人转；你爱看书，他爱上网，怎能强求一致？拿讲史来说：易中天的讲法，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而且还是一种有争议的风格。我们撇开这些争议不谈，也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风格的讲史，就把其它风格的讲史都废除了，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易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讲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不同的功用，适合于不同的人群。你喜欢某种讲法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其它的讲法。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说：“易中天比我们老师讲的好”时，真想告诉她说：孩子，你们的老师和易中天没有可比性，在中学的课堂上，像易中天这样讲是不行的，中学教学有教学大纲，首先是有时间的限制。易中天讲赤壁之战，加上前因后果，一共讲了五集，相当于五个课时，而在中学课堂上，整个的三国史就只能讲一两个课时，赤壁之战顶多能讲上15分钟。就是在大学课堂上，拿历史学专业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来说，赤壁之战也只能讲一个课时。像易中天那样的讲法，在时间上就不允许。同时，中学是普通教育，所讲授的各科知识必须是已有定论的、没有歧义的基础知识；而易中天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什么四个版本的《隆中对》呀，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呀，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呀，诸葛亮要找的“好老板”是刘备呀……如此等等，是不能在中学的课堂上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会有不少麻烦，如会考、高考等怎样答题？学生的成绩不好，历史老师还能继续讲下去吗？或者被炒了鱿鱼，或者被“提拔”为教导干事或后勤人员。
在央视的屏幕上，还有一些讲史或讲古典名著的学者（如讲明清历史，讲《红楼梦》、讲《聊斋》等等），他们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也受到了不同口味的人群的好评。例如：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风格严谨、平实，语言精炼，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没有废话，也没有什么噱头，丝丝入扣，声声入耳，带给观众的不是什么娱乐的效果，而是知识的魅力，文化的品位。尽管思想不是跳跃式的，没有易中天那样活跃，但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却基本上是翔实的，因而也受到了对明清历史有兴趣的许多观众的欢迎。听他的讲史好象喝了一杯白开水，虽然喝不出可乐和果汁的味道来，却也不必担心防腐剂的含量会超标，可以保证是有益无害的。我的意思不是想把阎崇年和易中天作什么对比，他们二人风格迥异，适应的人群也不尽相同，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还有刘心武讲《红楼梦》、纪连海讲清代人物，也都各有特点，也不能简单地比较。我只是说：不同的风格，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欢迎其共存共荣，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风格的共同提高，才有利于学术普及工作的发展。
拿出版物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以历史读物为例，专家学者需要古典原著，一般读者也根据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有的需要通俗化的读物，有的出于兴趣，有的专门猎奇，有的志在秦汉，有的钟情唐宋，岂能完全雷同？说到底，人们的爱好不同，追求各异，只有采取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做法。
第二章 切磋30题
标题： 1 三国的年代
内容： 先讨论一个对广大观众（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年代学上的问题。要研究三国的历史，这个问题尽管枯燥，也是要首先解决的。
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开始，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国为止，是三国时代，共45年，这是传统的说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归入《汉纪》，算是汉朝；这以后归入《魏纪》，算是三国；直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才归入《晋纪》中。也就是说：司马光认为公元220－265年，是三国时期。以后中国的史书大都遵循这种划法，解放前后出版的大中学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年表，也大多沿袭这种划法。这是以汉朝皇帝的在位与否为根据的。
但当代史学界多认为这种划法有问题。自汉灵帝中平无年（公元184）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权已经逐渐名存实亡，国家分裂，皇帝逐渐成为权臣的傀儡，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三国开始的年代，不应以曹丕篡汉为标志，而应以东汉政权实际上的崩溃为标志，因而这个年代应该提前。而且如果三国从公元220年开始，很多史事和人物都不太好说。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而官渡之战发生在公元200年，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夷陵之战发生在公元221－222年，岂非只有夷陵之战才算三国时期的战争，官渡、赤壁二战都不是？再拿人物来说：吕布死于公元198年，公孙瓒和袁术都死于公元199年，袁绍死于公元202年，郭嘉死于公元207年，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周瑜死于公元210年，荀彧死于公元212年，庞统死于公元214年，鲁肃死于公元217年，夏侯渊和关羽都死于公元219年。另外，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是在曹操死后；如果说以上这些人（包括曹操在内）都不是三国时代人，那三国还有多少人物和故事可讲？
那么，根据史学家们的意见，三国史的年代究竟应该怎样划分呢？
三国史有个上限和下限的问题。关于上限的划法，史学家们意见不一，大体上有以下的一些划法：
1。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黄巾大起义后一年，东汉政权已经衰落。
2。 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董卓入京，控制朝政。
3。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关东群雄起兵讨董卓，军阀混战开始。
4。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开端。
下限主要有两种划法：
1。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
2。 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分归一统。
易书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为三国
时期，长度是90年。但这种划法虽然在史学界早有人这样主张，却是有缺点的。
先说上限。公元190年是董卓入京的第二年。这年关东群雄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与董卓的军队交战，却为了争夺地盘而自相火并，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但这还不能算是新朝代的开始，因为新朝代的开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 旧皇朝的皇帝被推翻或名存实亡；
2。 新王朝已经诞生或事实上已经诞生。
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公年190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当时小皇帝汉献
帝（只有10岁）被董卓所控制，而董卓还只能算是一个军阀，还没有推翻皇帝建立新王朝，不久就死于非命；而新王朝的魏、蜀、吴，这时还没有一点影子。曹操还是奉袁绍为盟主的一股不大的军事力量；刘备率一小股军队还在地方上游荡，上不了台面；孙坚还依附于袁术，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汉朝尽管已经奄奄一息，日薄西山，毕竟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到了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献帝定都于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魏国政权的奠基。这时候朝廷的第一把手，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包括汉献帝在内的整个朝廷，都要按照曹操的意志行事。那么，汉献帝是第二把手吗？不是，连第N把手也不是，他是傀儡，由提线人来摆弄，并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汉朝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仅仅是一个符号，毫无实际内容；而魏国的太祖曹操，已经为新政权奠了基；所以应该以这一年作为三国时代的开始。
再说下限。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晋朝。在两年前，即公元263年，蜀国已经灭亡，到这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变成了晋、吴南北朝对峙。因此随着新王朝的诞生，就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了。
易书以公元280年作为三国的下限，也是沿袭了已有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这时已经“三分归一统”，标志着三国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以前，还有吴国的存在，不能认为三国结束。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很多王朝，如东汉、唐、宋、明、清等，在建国之时，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以后经过若干年（长短不一），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例如清朝到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乾隆时，才基本上实现了统一）。所以我们不应以统一之年作为三国时代的结束，而应以晋朝建国之年作为结束。
总之，易书以公元190年和280年作为三国时代的上下限，虽然是沿袭了旧说，其实这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对比之下，公元196－公元265年的划法要更合适一些。这样说来，三国历史的长度就不是45年，也不是90年，而应该是69年了。
事实上，汉末、三国和晋初的历史共有100年左右，这百年历史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时期，即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整个历史时期，讲三国史的人（包括《三国演义》）都是把这百年历史联系起来讲的，只有这样，才能始终连贯，首尾分明。但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说，又需要划几条线，把汉朝、三国（魏）、晋朝明确地分开。
标题： 2 历史的三种形象
内容： 易中天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他又说：“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还原’，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二是要‘比较’，就是看看这三种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为什么会变成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项工作，来为大家品读三国”。（9页）
三种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他要做的三件事：还原、比较、分析，立意也很好。这样来品读三国，自然可以使问题更加深入，对读者可以大有启迪。不过，在这三件事中，“还原”和“比较”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有些史书和古代资料可以作为凭据，可以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例如：《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曹操和诸葛亮是历史形象，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写、以及戏曲舞台上所塑造的曹操和诸葛亮的形象为文学形象，（称之为文艺形象、似乎涵盖面会更宽一些）。我们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就可以和演义小说以及舞台上的文艺形象进行比较，二者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于是我们会发现：曹操的历史形象并不像文艺形象那么坏，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也不像文艺形象那么神。当然，这种复原只是相对的，只是一定程度的。覆水难收，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我们综览易书，发现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复原与对比工作，还是做了不少，这形成了易书的特点之一。当然，这两件事做起来也并不太难。
最难的是“分析”。所谓“弄清历史形象究竟为什么会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这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就拿《三国演义》的许多故事来说，它不是源，而是流。就是说：这些故事不完全是作者罗贯中主观编造的，而大部分是有所传承的，他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那么，从什么地方传承来的呢？除了史书之外，我们现在只能从比《三国演义》成书更早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元曲（元杂剧）保留到现在的少量剧本中得到一些信息。于是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如桃园三结义、王允巧使连环计、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古城会、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借东风、关云长单刀赴会、陆逊被困八阵图等等。在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中就有了。而这也不一定全是源，元曲和《三国志平话》也应该是有所传承的。但我们再往上推：宋金戏曲、唐宋传奇……可惜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佚失，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真是微乎其微，甚至是接近于零了。这件事，应该通过思想史、文学史、戏剧史、俗文学史、民俗史、甚至宗教史来进行研究。但既然没有资料，谁也难作无米之炊，怎么个研究法？
至于民间形象，易中天提出的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东西。比如曹操，我们通过史书，可知其历史形象；通过《三国演义》和戏曲，可知其文艺形象；但谁又知道曹操的民间形象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一个曹操的形象，那就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大白脸，其实也是从说书唱戏中得到的印象，归根结底还是文艺形象，并非另有一个民间形象。据我所知，民间关于关羽和周仓的传说甚多，在传说中，周仓是一条莽汉，关羽则是一位智者，他用智慧使周仓折服，周仓只好乖乖地接受他的领导。这应该算是关羽的民间形象吧，但这形象竟与那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关羽的历史形象大相径庭，和关羽的文艺形象也相差甚远，似乎只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传说，与历史形象，文艺形象并没有什么关系，很难说有什么演化的痕迹。
总之，易中天提出的三种形象的还原、比较和分析，分析是弱项，民间形象也没有什么着落。当然，分析历史形象怎样变成文艺形象和民间形象，只能靠资料来说话，不能光靠推理和臆测。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实在太少，除了有待于考古新发现以外，还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书中去发掘，那工作比沙里淘金还难，成本高、费力多、收益少，不用说像我这样年届八旬的人难以办到，就连年近六旬的易中天也以不插手为宜。只能希望有一天，有一批不计功利、甘耐寂寞、甘受清贫、甘愿为学术作出牺牲的年轻的仁人志士出来，在国家或某一大财团的赞助下，来干这件事，也许一生中翻烂了古书，会找出几条来（不会太多）。
现在的问题是：比较这三种形象有什么用？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易书在这方面语焉不详，我不妨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与易先生和同好者商榷。
一个历史人物，其最初的形象应为历史形象，他在同代人中的印象，一般地说，应与这历史形象没有太大的出入。后来有人编成了文艺作品，就有了文艺形象（或文学形象）。在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的辗转流传过程中，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想、好恶、审美情操等，对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不断地丰富、发展、修正甚至异化，便出现了民间形象。当然，也有原生的民间形象，不是来源于历史形象和文艺形象，而是由民间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自发地形成的。如解缙、徐文长、唐伯虎、刘罗锅（刘墉）等人，就都有其民间形象。而三国人物的民间形象，我们至今还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