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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上的资料来解读《述志令》，可以表明曹操并不是没有篡位称帝的野心，只是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篡位会在政治上造成麻烦，成为众矢之的，就像被放在炉火上烤一样。他已经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为什么非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不可呢。位还是要篡的，那就要留给儿子来干了。由此可见，曹操在《述志令》上说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乃是谎言，而且不是一般的谎言，乃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
例六：曹操马踏麦田，以发代首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出自《曹瞒传》（《三国志· 武帝纪》裴注引）易书也引用过，是做为正面的例子来引用的，说曹操的法令不仅是约束士兵的，自己也在遵守。其实这也是在做秀，如果你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叫“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精神，为什么不砍掉自己的脑袋？易中天认为：“其实割发在古代也是一种肉刑，叫髡（音昆）。后来曹操整崔琰，判的就是髡刑，可见也不完全是轻描淡写，装模作样。”（《品三国》114页）髡刑是全剃，周围留一圈，俗称“鬼剃头”，样子非常难看，以表示对人格的侮辱。而曹操割发，割多少？资料未提，但肯定不是“鬼剃头”，估计不过是割下几根，做做样子罢了。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象征性的而已。《曹瞒传》作者（不知姓名）的结论是：“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但他似乎说得有点重了。“以发代首”虽然不是“彻底革命”，但在古代将帅中还是很难得的。当时其他的将帅未必能做到，就是象征性的也未必能做到。但现在我们的节目不是“今日说法”或“法制在线”，我们讨论的是曹操是否常说真话？是否真实、本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曹操是在作秀。
曹操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他也说真话，也在一定的场合，对一些特定的人，说一些肺腑之言。但不能因为他说过真话，而忽略他也说假话，而且有时还是弥天大谎。在易书中，曹操说真话的资料很丰富，几乎是搜罗殆尽。而对于曹操说假话、不本色、作秀的一面却忽略了。因此我补充了几个例子，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比较全面了。在《三国志· 武帝纪》之末，陈寿有一篇评论，其中有“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的提法。什么叫“矫情任算”？就是克制自己的感情，充分运用自己的谋略。换句话说：他为了运用谋略，就要作秀；所谓“不念旧恶”，也是作秀。其本质不是真实的，而是虚伪的、造作的，绝非本色的。有实有虚，有真情有假意，有出自内心的，有徒具形式的；作为政治军事统帅的曹操，在三国那种极其复杂甚至万分残酷的环境中，不这样行吗？
标题： 6 曹操的复杂性格
内容： 关于曹操的性格，易中天说“
“他可能是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狡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看来，曹操好像有好几张脸，但又都长在他身上，一点都不矛盾，这真是一个奇迹。”（《品三国》20页）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也不神秘，人性中本来就有善与恶两种成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叫做“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不过易中天上面所概括的却更加生动有趣。
问题在于：只是把曹操的复杂性格，通过故事展现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增加人们的困惑。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复杂的性格，应该怎样解释？它是怎样形成的？根源在哪里？易中天在书后附录《我的历史观》中说：
“我‘品三国’，讲到最后，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在前期，是想把这段历史尽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来，结论是放在后面的。”（《品三国》224页）
可惜他的“品三国”下卷，现在还没有出版。对此我想先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与广大的读者（观众）共同思考，也许对易先生会有一些参考作用。
易中天在《我的历史观》里谈到了人性善恶的问题，我就以此为切入点，开始直抒己见。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在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毫无结果。直到近现代，由于资产阶级启蒙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现，才使人的思维方式有所更新，另辟蹊径。但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人性是善还是恶？我认为：人作为一种动物（尽管是高级动物），最初并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善恶，而只有本能，这种本能和其它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其目的是维护本身的生存和种的繁衍延续。老虎吃羊，对于羊来说不是好事，是残暴、是恶（姑且借用这些名词），而对于老虎来说，是本能的需要，最正常不过了，无所谓善恶。原始人吃鱼、吃动物，甚至在原始社会对同类的以强凌弱，都是本能，都是生存的需要，无所谓善恶。原生态的本能（包括人和兽）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自私、个人主义（顶多是亲族主义）和生存竞争，这不是恶，也不是善，是维护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孟子把“赤子之心”作为善的开端，不是的。所谓“赤子之心”反映的就是本能，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把几个一两岁的孩子放在一起，在他们都饥饿的时候，你扔下一块点心，保证他们会抢夺起来，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这就是本能。所谓孔融四岁让梨，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已经不是原生态的“赤子之心”了。
但人与其它动物不同，是社会的动物，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下去，人们组成了社会（氏族、部落乃至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保障全社会的利益，就产生了本能以外的社会规范（习俗、制度、道德、法律），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当人们服膺于社会规范，自觉地抑制本能、抑制个人主义膨胀的行为，就叫做善，反之就叫做恶。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那一天起，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虽然创造了许多社会规范，使人的本能受到了限制，本能意识逐渐让位于社会意识，但本能中的恶的一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大公无私实为大公有私。试问：有多少人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工资、职称、行政级别、汽车、房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私之心谁都有，但发展严重了就成为恶的根源。本能的自私心理和社会规范的矛盾，是人性中的主要矛盾。有的人完全（或基本上）克服了人性之恶，做到“从心所欲不逾距”，便是圣人；有的人虽然仍有自私之心，但能以社会规范为先，便是君子；能保持社会规范的底线，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便是常人；无视社会规范，我行我素，损人利己，便是小人。圣人和小人毕竟是少数，真正称得起君子的，人数也不算太多，大多数人是常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性中有善有恶。既矛盾，又统一；既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
归结到曹操，在他的复杂的性格中，便体现了善与恶两种因素的矛盾与统一。而由于他的性格是敏感型，开放型的，地位又比较特殊（易中天说他是准皇帝，我看他是太上皇，比皇帝还皇帝），处于一种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地位；而他的政治利益（主要是争夺地盘、篡权窃国），又经常面临着严竣的、激烈的挑战，就使他的恶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而随着权势的不断膨胀，愈往后便愈恶。从另外的方面看，他读了很多书，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诗文写得很好，颇有才华，也很富于感情。所以他人性中的那个天使，出场时光彩焕发，极富魅力，往往非常动人；而他人性中的那个魔鬼，显现时又异常狰狞，其坏无比，常常令人发指。这既是人性上的问题，也是制度上的问题，当然，制度后面还有更深的根源。因篇幅关系，不便展开讨论。
曹操为什么有时善，有时恶？对什么人善？对什么人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是有踪迹可寻的。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情况：一个是对自己有害的；一个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个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一个是由于感情的冲动。
曹操对于保皇派很残酷，心黑手辣，剪草除根。如对所谓“衣带诏”一案的处理，对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一案的处理，都充分显示其恶。对于杨修，说杀就杀，绝不手软，这是因为怕以后干预曹丕和曹植之间的嗣位之争。许攸和荀彧 都对自己有大功，但曹操竟也翻脸无情，除掉了他们。这都是认为对自己有害的，那就对不起，“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了。
陈琳替袁绍作檄文，把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但曹操却没有杀陈琳，还让他进了自己的写作班子。这是因为陈琳有才，对自己有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宽恕陈琳一事作秀，让冀州人看到；像陈琳这样的人我都不杀，你们还怕什么？不管你为袁绍干了什么，我都可以许可他重新做人（与之更始）。可见这也是策略上的需要。当然，这有一个前提：要认定陈琳是无害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量陈琳也不会兴风作浪。
魏种是曹操最信任的人，但他却去投了张邈。曹操非常恨他，声言不会饶了他。但魏种被俘后，曹操说：“惟其才也。”（他是个人才啊）“释其缚而用之”。别驾毕谌因为母亲、弟弟、妻子都被张邈劫持，逃到张邈那里去。后来被俘，曹操因为他是个孝子而宽恕了他，还用他做了鲁国相。因为他们都是老部下，原来对曹操很忠诚，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投了张邈，现在张邈已经一败涂地，不会再起来了，魏种和毕谌对曹操都是无害的，宽恕了他们既可为自己所用，又可以使自己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在策略上是大有好处的。至于边让的被杀，是因为他有才不为曹操所用，留他只能便宜了别人。
曹操屠徐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他的魔鬼的嘴脸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个例子。他打着“复仇东征”的旗号，颇有血亲复仇的色彩，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争夺地盘的需要。不发生曹嵩一家被杀事件，曹操也是要争徐州的，不过是这件事使他找到了借口而已。他屠徐州，当然和感情冲动有关，但这恐怕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时曹操既要对付吕布，又要争夺徐州，他的兵力和物力都比较紧张，屠徐州是为了削弱陶谦的人力物力（因为徐州百姓既是兵源、役源，又是赋税的来源），然而他却因此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善恶有凭，功过昭然。曹操的复杂性格其实也不难理解。
像曹操这样心黑手辣的人，竟然在《遗令》中不谈军国大事，写出“分香卖履”那样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话来，这是为后人所难以理解的。然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据明人孙能传《剡溪漫笔》记载：司马光对他弟子刘元城（刘安世，号元城）说：
“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汉朝皇帝把天下禅让给曹氏）？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标题： 6 曹操的复杂性格（3）
内容： 司马光的意思是：曹操故意这样做，其实是把天下遗留给子孙，自己则享有“汉臣”的名声。这样看来，如果司马光的发现是对的，那么曹操的《遗令》不过是虚晃一招，用婆婆妈妈、儿女情长的闲言碎语转移人们的视线而已，可谓欺世盗名了。哪里还有什么真实？怎么能算是“说实话”？
标题： 7 能臣·英雄·奸雄·奸贼
内容： 曹操去见汝南“月旦评”的坛主许劭，大约是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曹操想让许劭给自己下一个评语，以便炒作，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取得一些名声。但许劭一开始不想给曹操下评语，由于曹操威胁他（用什么手段威胁，今已不详），他便只好开口了。这个评语传留至今的，有三个版本：
1。 孙盛《异同杂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2。 《后汉书》：“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3。 《世说新语》：“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三个版本，实际上是两个版本，《后汉书》和《世说新语》基本相同。它们何者为真，后人看法各异。张作耀先生认为《后汉书》为准，易中天则认为《异同杂语》较胜。我个人也认为《异同杂语》应为正版，因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曹操想一下，在治世做个“能臣”固然很好，在乱世做个“奸雄”也没有什么不好。乱世嘛，你不“奸”也雄不起来。何况“奸雄”和“英雄”也没有什么泾渭之分，人嘴两扇皮，怎么说的都有。失败了，可以落个“奸雄”之名；成功了，谁又能说他不是“英雄”？曹操大约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听许劭说完后，便大笑而去。
这评语的本意应该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但易中天还有另外的理解：
“也可以理解为：“治理天下的能臣，扰乱天下的奸雄”。……至于是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则要看他是处在治世还是乱世，或者要看他想治理天下还是想扰乱天下。”（《品三国》25页）
我觉得后一种理解是与文势不合的。这三个版本虽属传闻异词，但文势是一样的。如果“治世之能臣”可说成“治理天下的能臣”，那么“清平之奸贼”能说成“清平天下的奸贼”吗？“治理”是一种动作，“清平”是一种状态。而且“想扰乱天下”云云也不合理，只能有人要治理天下，哪有人要扰乱天下的？就是有人真的在扰乱天下，他也不会公开承认是在扰乱天下啊。
在我看来，能臣、英雄、奸雄、奸贼等四个概念，在曹操的身上是可以相通的，这恰恰是他的复杂性格的具体体现。
曹操是“能臣”吗？
是的。在年轻时做雒阳北部尉，执法如山，不避权贵。任济南相时“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奏免其八。”“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三国志·武帝纪》）好厉害呀，这是说济南国十几个县的县令，县长（汉制：大县为令，小县为长），因为阿附贵戚，贪污腐化的，被曹操奏报朝廷，罢免了八个。济南国的不法之徒，纷纷外逃，境内的秩序非常良好。
曹操在朝廷中任司空，加强法制，广招人才，兴屯田，通河渠，使朝廷的直辖区（畿辅）秩序井然。
曹操不是“能臣”是什么？
曹操是“奸雄”吗？
是的。按照易中天的解释，“奸雄”是“奸”而“雄”者。曹操用尽奸谋独揽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消灭了二袁、吕布等军阀，当然算是又“奸”又“雄”了。
曹操是英雄吗？
是的。自己吾起兵直到病逝雒阳，三十多年来，南征北战，统一北方。当然算是英雄了。
曹操是奸贼吗？
是的。他挟持了天子，专断了朝政，在汉室老臣的眼中，是一个窃国大盗。据《后汉书·伏皇后纪》说：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曹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现在解释一下：自从献帝随曹操定都许县以后，仅仅守着那个皇帝的虚位，毫无实权。宿卫宫殿的禁军，都是曹操的党羽和亲戚。议郎赵彦，曾经向皇帝陈述时策，曹操犯忌把他杀了。其余内外之人，被杀的很多。后来曹操有事到殿中朝见献帝，献帝不胜愤怒地说：“你若能辅佐我，就应该待我宽厚一些，不然的话，请你开恩舍弃了我吧。”曹操闻言大惊失色，没过多大一会就告退了。按照汉朝的老规矩，三公领兵来朝见皇帝，要由禁军架成刀阵，朝见者从下面穿过。曹操钻出了刀阵，看了看左右，已是汗流浃背。从此以后，便不敢再朝见皇帝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曹操挟持皇帝，皇帝有如囚徒，他实在受不了啦，便请求曹操“垂恩相舍”。但那像匪徒劫持人质一样，岂能轻易放你？在《述志令》中，曹操说自己并无“不逊之志”，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更不用说杀死有身孕的董贵人以及害死伏皇后时，连她所生的两个皇子也被杀死了。
曹操最残暴的行为是以报父仇为名血洗徐州。此案共杀了多少人？史书记载不一。《三国志·武帝纪》说是“多所残灭”来个障眼法，显然是有意回护。《三国志·陶谦传》说是“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水经注·泗水注》说：“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由是数县人无行迹。” 《后汉书》说是杀了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参考了《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