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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60年代中国青年真正通过自由恋爱结姻缘的还是少数，而大多数人
还是由单位组织或介绍人出面介绍相识相恋的，在这种“介绍婚姻”的方式
中，无论是对象双方，还是介绍人考虑的择偶条件，除了品貌般配以外，最
重要的便是政治条件，这种政治联姻使得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一
度成为人们首选的择偶标准，而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成婚就非常困
难，在农村中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把这种畸型的政治联姻推向了极端。而进入到开放改革的80年代，收入或
财产多少或有没有海外关系又成了择偶的首选标准，此外，带有商业性的婚
姻介绍所，电视、电脑红娘相继出现，报纸、杂志的广告更成为男女青年相
识相恋的媒介，而大众娱乐方式和场所的增加也为独身者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创造了相识机会。
日本在择偶方式方面则融汇了东西方婚俗文化，成为东西合壁的典型民
族。日本社会除了像“媒人联合会”这样为未婚男女牵线搭桥使之成婚的婚
姻介绍所的形式外，其传统的沐浴约会也成为当代日本未婚青年交谊的最佳
方式，这种约会方式，源于日本传统的“男女同浴”，属于团体活动的一种。
顾客可以穿着泳衣入池，男女各据一方，但不许有暧昧的举动。男女池中间
用隔板打开，双方可以仔细打量对方的真实面目，对方的身材等，还可以在
具有浮力的桌上玩牌、饮酒或闲话家常，喜欢不喜欢可即刻定音。
东南亚地区也由过去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发展到二战后的自由择偶，如
缅甸现在有一句俗语：“女人的模样，男人的知识”，就充分体现了当代缅
甸男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新加坡的男青年除了“秀外慧中”的要求外，还希
望女方是独立干练的女性，如果有较好的学历及职业更佳；女青年则要求男
方有较好的学历和职业，或者家庭较富有。西亚地区大部分国家传承着传统
的婚姻习俗，婚事由父母包办。目前南亚地区有的伊斯兰教国家，如巴基斯
坦的一些城市也设立了婚姻介绍所，但仅限于为男女青年的父母建立直接联
系，特别是女方家长求助婚姻介绍所的为多，而青年人只有俯首听命，不得
违抗父母之命。
婚礼婚仪 男婚女嫁，天经地义，而婚礼婚仪的操办却大不相同。最为
简朴的婚礼婚仪要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移风易俗的新事新办了。在50年
代的大中城市里，人们以“革命同志”相称，男女双方经自由恋爱并领取结
婚证后，往往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仪式。在男女双方的同事和亲友们出席的
婚礼会上，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接着一对新人向领袖像或国旗行三鞠躬
礼，然后新郎新娘互相行礼，最后，一对新人双双向参加婚礼的来宾鞠躬致
② 资料来源：《日本的婚姻与家庭》，张萍，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 年版，第120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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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表示感谢。其间，招待来宾与亲友的喜烟和喜糖是必不可少的，给客人
点烟，剥糖块送入嘴中是新娘的职责；由新郎介绍恋爱经过也是婚礼仪式上
的一项重要内容，宾客们口中嚼着新娘送的喜糖，津津有味地听着新郎的“故
事”，分享着一对新人的快乐，一个个脸上喜气洋洋。有条件的地方，在婚
礼仪式结束后，宾客们伴随着留声机放出的音乐轻歌曼舞庆祝一对有情人终
成眷属。这时期的新房多是单位宿舍，家俱也都是公家租给个人使用的，由
于大多数人吃饭在单位食堂，因此房中陈设非常简朴，只是门窗上贴上了大
红“喜”字和亲朋好友送的必要的日常用品。一对50年代初结婚的老夫妻
回忆说，“当初我们就是各自带了被褥放到了一张床上。”这种简朴的婚仪
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而无大的变化。
与农村地区不同，在城市，50年代结婚基本上谈不上什么聘礼和嫁妆，
由于当时男女双方社会地位平等，又都从事革命工作，挣有工资，因此认为
应该和封建传统划清界限。但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聘礼的内容统一
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以后，随着1978年后改革开
放时期的到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老三件”又发展为新三件：“收
录机、照像机和黑白电视机，”到了80年代又变为“彩电、冰箱、洗衣机，”
以及录像机、摄像机、电话、空调等等；家俱亦由“木板床、双屉桌、小方
凳”经历70年代的以大衣柜为主的“十八条腿”、“二十四条腿”，发展
到80年代的“席梦思、组合柜、组合沙发”等等；婚礼后的摆桌设宴、大
吃大喝逐渐冲淡了简单的婚仪内容，到了80年代末，不少人家的婚礼酒席
也在20桌以上，每桌酒席一般都在150元至300元之间，有的大款户举办
婚礼要办40桌到50桌，并请乐队助兴，按4—8人组成的乐队计算，这笔
开支也在千元以上；70年代末迎娶新娘开始使用了现代化交通工具——小轿
车，到了80年代用车的档次也越来越高，且一般都在10辆以上，有的还用
带有公安车牌号的警车开道，新郎新娘乘坐的轿车用拉花、彩色绢条花装饰
得十分艳丽、豪华，然后各种轿车、面包车、大客车依次排开，浩浩荡荡。
轿车的档次不仅标志着主人的富裕程度，由于这些轿车大多来自机关和合资
公司，因此这又标志着喜事人家的权位及有着各方面门路的特殊身份。50年
代节俭、欢乐、祥和、热闹的婚仪已随着时光的逝去而鲜见于80年代末，
据湖南省常德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这个只有18万
常住人口的小城市，1989年平均每对新婚夫妇的结婚费用高达10883。5元，
比1986年增加5014。5元，增长85。4％，结婚费用最高的达15280元，最低
的也有602。5元。这其中平均每对新婚夫妇靠双方父母资助的资金达4640
①
元，靠个人储蓄只有2820元，余下为“借钱”或“靠亲朋送礼”。这种婚
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的畸型消费现象渐成一种社会时俗，使人身不由己不
① 《当前青年结婚高消费问题的调查》，夏智、李友芬，《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0 年第2 版，第70—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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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而为之。因此，作为对这种时俗的逃避与抵制，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年以
及再婚中老年倾向于参加由工会、青年团和妇联及各种婚姻介绍所组织的，
类似50年代婚仪的集体婚礼，或以简单随意的旅行结婚取而代之。
日本的婚礼婚仪既包括了基督教式的结婚式，而且也有佛前结婚式和日
本传统的神前结婚式，当前最流行的仪式要算人前结婚式，这种仪式多在公
民会馆或饭店举行。但也有30％的男女青年不举办任何结婚仪式。韩国人也
喜欢在教堂或佛寺举办自己的婚礼；蒙古政府则专门修建了“结婚宫”，为
青年男女结婚登记、举办婚礼和婚宴提供了一体化服务。
菲律宾是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因此教徒的婚礼举办得隆重、豪华、排
场；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的男女青年则按其宗教规定，到清真寺请阿訇
来为自己主持婚礼，并由阿訇签发结婚证书，在签订婚约的仪式上，新郎与
新娘背靠背，是不能见面的。在巴基斯坦，直至阿尤布·汗60年代执政时，
政府颁布法令，要求缔结结婚约者必须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这种情况
才有所改观。
印度的童婚举世闻名，即使在当代它也仍在拉贾斯坦邦和泰米尔纳德邦
的一些偏僻农村地区流行着。在每年四、五月举行的阿柯特节期间，成千上
万名还在父母怀抱中的幼儿即与别家的娃娃举行了婚礼。这种婚姻自然要经
过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最后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娃娃们的婚礼亦与成年
人的婚礼一样，三、四岁的儿童被打扮得整整齐齐，在大人们的指点下进行
绕圣火三圈，戴项链和手镯等仪式。还不会走路的婴儿则被放在一个金属制
的大把盘里，完成各项婚礼仪式。举行婚礼后的小夫妻并不马上生活在一
起，女孩仍然回到自己父母家中，直到十一、二岁时才正式和自己的小丈夫
圆房。1978年，印度中央立法院曾经修改了有关法律，明确禁止童婚，把男
女婚龄分别提高为21岁和18岁，但要想一下子改变这在印度延续了三千多
年的传统习俗又谈何容易，之所以如此，有宗教和经济上的原因，如有的人
认为，政府制定的法律可以变来变去，但童婚却是印度教经典所提倡的，而
宗教经典是永恒的。也有的人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因为童婚是廉价
的，而长大以后，一个女孩的嫁妆费用常常使女方家庭难以负担。
像童婚习俗一样，印度的陪送嫁妆的习俗也是举世闻名。按照印度的传
统习俗，女子出嫁时需要一份象样的嫁妆。嫁妆丰厚与否，决定着女子在丈
夫家的地位与待遇。倘若嫁妆不能满足夫家的要求，新娘过门以后将备受虐
待，甚至被活活烧死。
嫁妆习俗在印度由来已久。在古代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中，就有
关于嫁妆的描绘。最初嫁妆习俗只在信奉印度教的高种姓中流行，陪送嫁妆
是女方父母对自己女儿表示疼爱的一种方式。父母在女儿结婚时给一笔嫁
妆，一方面是对她婚后生活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女儿在婆家的
地位，使她得到婆家一家大小的敬重。但是这种陪送嫁妆的风俗却在印度逐
渐演变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从高等种姓传到低等种姓，又从印度教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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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锡克教、耆那教等其他宗教阶层，使嫁妆制度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风尚。
在一般印度人家庭，要是生了女孩子那算是倒了霉了。因为按照习惯，
如在青春期到来之前没能把女儿嫁出去就被认为是很不正常了。而如果在嫁
女儿的同时拿不出嫁妆，就只好把女儿嫁给不那么体面的家庭，这也就意味
着女儿在婆家将受到轻视和欺侮，甚至还可能酿成杀身之祸。因此做父母的
要为女儿出嫁之事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准备足够的嫁妆。古代的嫁妆是
牛、马、象，甚至是奴隶，现在的嫁妆可以是钱，也可以是住房、家俱、汽
车等各种实物。目前，一个大学毕业、又在政府机关谋得薪俸优厚职位的男
青年，大约可以获得10万左右卢比的嫁妆，当然如姑娘受过高等教育或曾
出国留学，也可折算成嫁妆。在印度，工程师、律师、医生等都可索取数万
卢比的嫁妆；小职员、服务员等低收入阶层的人，所得嫁妆一般为一万左右
卢比，而再低的阶层也可得几千卢比的嫁妆，总之，不管女方多么贫穷，嫁
女时都须陪送嫁妆。女儿多的家庭感到嫁妆制度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
山，因陪送嫁妆而负债累累的人比比皆是，因拿不出足够的嫁妆而在婆家横
遭迫害，或在婚后男方家无止境地向女方家索取嫁妆，以至妇女被烧死、被
谋杀或自杀的现象每年都有发生，1982年至1983年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就
①
发生了610起这类案件。 印度民族运动的伟大领袖、圣雄甘地曾抨击嫁妆
制度是印度社会的一个耻辱。1947年印度独立后，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嫁
妆；1961年，印度政府正式颁布了一项《禁止嫁妆法》，明确以法令形式禁
止嫁妆恶习；1987年初，印度政府又发布了一项严厉惩罚索要嫁妆行为的法
令，规定直接或间接索要嫁妆者为犯罪行为，要处以六个月至二年的徒刑。
但由于嫁妆习俗在印度延续了几千年，因此这种现象至今仍是屡禁不止，很
难一下子消除。离婚丧偶 俗话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在美国，自1975
年至1978年间每年平均大约有一百多万对夫妇正式离婚，那么亚洲呢？
在离婚问题上，二战后的日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1947年
到1950年这段时间，其平均离婚率约为1‰，其原因在于随着封建法西斯主
义的垮台，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再也不愿为家的利益维持没有爱
情的婚姻。根据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修改的民法《亲属编》废除
了过去那些男女不平等的离婚规定，使妇女增强了从丈夫的粗暴和公婆的虐
待下挣脱出来的勇气和信心，所以由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占有很大比例。第
二阶段是1951年到1969年的缓慢发展时期，这十几年中离婚率最高的年头
不超过1‰。最低的为1963年，仅为0。73‰，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以来的迅
速增长时期，到了1982年已比1965年翻了一番，其离婚人数为165000对，
平均每三分二十秒就有一对夫妇离婚，离婚率为1。4％。从年龄分布上看，
日本人的离婚案件也开始由无子女的年轻夫妇向中老年夫妇过渡。
印度妇女的地位更为低下，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嫁妆习俗上，而且还表现
① 见印度1983 年12 月22 日《国民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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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死后寡妇自焚殉夫的习俗上。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叫做“萨蒂布勒
塔”。“萨蒂”是“贞节女子”的意思，“萨蒂布勒塔”意为“贞女的行为”。
按照印度教的教律，妇女在其丈夫死后不但不能改嫁，还必须去掉艳丽的服
饰，不能继承丈夫的遗产，不能参加任何庆典活动。如果寡妇的娘家同意她
回家，那么她必须削去头发，睡地板、吃剩饭借以度过余生。而能够追随丈
夫而去以自焚殉夫的寡妇能够感动神明，从而超升天界。因此一方面对非人
的生活状态无法忍受，又一方面追求贞洁、高尚的名节，一些寡妇在印度教
婆罗门祭司的祈祷声中缓缓地走上了柴堆，直至烧死为止。就是在当代，这
类寡妇自焚事件也时有发生，1980年，印度拉贾斯坦邦一位16岁的少年寡
妇身着盛装，面对在场的上千名虔诚的教徒，坚定而无言地走上了火场中
心，然后大家一齐高唱颂歌，向火堆中抛撒鲜花，为其送行。当时有摄像记
者摄下了这令人瞠目场面的整个过程，并通过电视转播系统向全世界播发，
数以亿计的各国观众为80年代的印度竟还存在如此陋习而震惊和唏嘘。
印度政府和广大人民其实对此种残忍的习俗早有抵制。随着时代的进
步，在德里、孟买等大城市，人们对寡妇的态度已大有转变，一些上层种姓
中的寡妇常常能找到好的工作，还可以改嫁。但是在一些文明程度很低，宗
教势力很强的偏远地区，这种残害妇女的陋习至今仍然束缚着包括寡妇自己
本身的大多数人的头脑。
（4）非洲
同亚洲一样，非洲也是人类最早居住的地区，北部的古埃及，是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由于近代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土地贫瘠等原因，非洲
又是当今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大陆。在这块土地上，现有居民5。8亿（1987年），
分布在53个国家和一些地区。从人种上说，除了黑种人、白种人和黄种人
外，还有各种混血人，据前苏联学者1975年的统计，非洲的民族 （包含部
族）约有250个，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83个，千万以上的有9个，至
于部落的数目，则多得不可胜数。
由于非洲居民在人种、语言及其起源和历史遭遇方面各不相同，他们所
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也多种多样，有的民族（部族）至今仍然停留在原始氏族
社会，过着采集狩猎的群体生活；有的已是数百万人的部族乃至数千万的现
代民族，因此从婚俗上说，当代非洲婚俗可以说得上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