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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先生不折不扣是“赤手空拳”起家，他起初很穷，摆路边摊，后来赚了点钱才改行当纤维批发商。到了父亲望安先生这一代，才以贸易商发迹。他以衣料为主，在东南亚做贸易而发财，在新加坡商店街的中心，盖了一座相当大的办公楼，手下雇用的办事人员，多达 100多人。
第三代的李钜明先生，也是继承先人“血统”的典型华侨商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一天到晚都在动脑筋赚钱。虽然偶尔打打高尔夫球，但他的兴趣完全在于“工作”，整天汗流浃背，不停工作，也仍然笑口常开。
他心里想的，是关于新工作的计划，可以说尽在想如何赚钱。跟人见面，当然也是为了工作。
华侨只要能赚钱，什么苦都能吃，对华侨来说，要想赚钱就得把事业一个个发展下去，所以没有时间休息。
新加坡人口约有 25O万。其中 76％，约 19O万人属中国派，也就是华裔新加坡人。有人说新加坡是出现在东南亚的“第三个中国社会”，也有人说它是“华侨王国·总部”，在李光耀总理的领导下，有了惊人的繁荣和成长。以裕廊（Jurong）地区为中心建设了工业区，开发工业，促进贸易，这里已成为亚洲美元市场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
华侨城成为新加坡经济繁荣的原动力。对于散居东南亚、主要经商、不屈不挠的华侨而言，国际地理位置条件良好的新加坡，正是他们的王国，这意味着华侨总部的诞生。
一般来说，华侨积极投资在商业上，对大工业比较不感兴趣。这是因为工业上的投资额，数目非常庞大，风险也太大。不过，在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这种重商主义的华侨商法，已慢慢有了改变。
新加坡华人知识水平很高，对资源贫乏已能适应，所以电脑信息工业，将来可以会有高速成长。同时，英语为新加坡的官方用语，他们对以英语为基础的电脑语言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他们占了很大的便宜。
华侨能掌握情报，以应付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动，而且对未来一直有长远的计划。
“情报靠腿赚钱”，这句话李先生一直身体力行。
三、24小时搜集情报
三、24小时搜集情报向 100位东南亚事业有成的人士展开调查。
调查项目第一项是几岁离开家乡，第二项是多久才成功。
结果所得到的答案是，在 70％的人，13岁左右离开家乡，
136到了 40岁前后才发财，而能过着安定的生活。换句话说，这些人少小离家，出外奋斗了约 25年之久，备尝辛酸，才成为有钱人。
这些华侨赤手空拳跑来东南亚，一年到头努力工作，从不休息，省吃俭用把钱慢慢存下来，才积攒了今天的财富。他们在语言、习惯、文化都不同的异域所尝到的苦头，及长达 1/4世纪所作的努力和勤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
有一位实业家，在香港也是个知名度很高的珠宝商，虽然现在很有钱了，但还是开了一家小吃摊。他的资产达数十亿之多，但为了不忘过去的辛苦，尽管现在已家财万贯，还是弄了一个小吃摊，交给最小的儿了去经营。
他忘不了自己从痛苦中熬过来的体验，也要让儿子亲自去吃苦磨炼。这一点正是华侨过人之处。
岁月流逝，华侨现在已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然而，投注于赚钱的热情，仍未见稍减。
一个华侨青年来自泰国曼谷，今年 25岁，人家都叫他索姆山。他是华裔泰国人，中国名字叫卢镇温。
卢镇温的祖父是潮州人，在本世纪初，拎着一件行李到泰国来，听说吃了很多苦。第二代——他的父亲，现在在曼谷经营建筑业，事业做得很成功。索姆山是第三代。泰国这个国家，承认在泰国出生的人即为泰国人，所以索姆山也拥有泰国籍。
现在掌握泰国经济实权的，是华裔泰国人。大致区分来说，具有中国籍的纯粹华侨第一代，约有 30万人；在泰国出生的华裔泰国人，约有 400到500万人。
此外，还有第二代的子孙。这些都早就同化，满口泰国话，被认定为纯粹的泰国人，其人数无法估计。不过有人估计，大致占泰国总人口的 1/5到1/4。
索姆山的父亲是中国籍，母亲为华裔泰国人。他在台湾念中学，在东京完成专科教育，所以他能讲国语、潮州话、广东话、泰国话、英语、日语等数种语言。
他跟五位朋友合资，在中华街开了一家餐馆。每人各出资 3O几万铢，租了一栋两层建筑的店面，就做起了生意。开业以来，一直蛮顺利的。
跟他合伙的几位，都是到日本留过学的。店里请了 2O个帮手，一二楼可摆 200桌，午餐时间都坐得满满的。这个店座落在闹区中心，可能是因为地点好，生意才这么好吧。华裔劳工工资高，所以他请土著的泰国人，用人费用少，这样比较合算。
后来，他经常到日本，跟人家谈生意，这期间，他接洽一笔生意，要把两辆 T公司制造的中古小型公共汽车，和三辆 M公司制造的中古吉普车，从日本运到泰国去。
手续相当麻烦，谈了大约一年才谈妥。这笔生意，索姆山似乎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在曼谷，除定期上线的公共汽车外，还允许个人经营不定期路线的公共
汽车。一般来说，华侨拥有小型公共汽车，租给个人营业的司机，再按营业额抽成。他餐馆搞了两年多，才赚到足够的钱，做下一步工作，迈出贸易商的第
汽车。一般来说，华侨拥有小型公共汽车，租给个人营业的司机，再按营业额抽成。他餐馆搞了两年多，才赚到足够的钱，做下一步工作，迈出贸易商的第位 25岁的单身汉，事业上稳扎稳打，信守诺言，懂得做生意。有人说，华侨两个人在一起就谈生意经，而索姆山对生意的观念，就是
脚踏实地。索姆山到日本，谈起话句句不离生意。所讲的话不外是：“我要电动游乐器中古货 15O部，哪里买得到？我跟朋友合伙，打算引
进泰国。”“请带我到秋叶原去，我想看看冷却器的中古货。还有，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位咖啡店的室内装潢设计师？”
他从早忙到晚，专心做事业，不停动脑筋，常有新点子。他随身带着一本笔记簿，上面写满了每日的行程、成就和省思。进行得顺利的工作，就特别用红笔划线做记号。
索姆山似乎在无意中体现了中国商人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点实
在颇饶趣味。他一刻也不忘记赚钱，往往专注地搜集赚钱上的情报。虽然他是华侨第三代，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是老华侨一脉传承下来的。
四、具有世界眼光
四、具有世界眼光
比如：华侨会让家人移民到世界各地去，如果他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那么他可能让女儿分别嫁到旧金山、新加坡或是去美国、日本等地留学；儿子呢，可以一个留在新加坡，其余两个放手让他们去美国和印尼闯天下。这样，就会在世界各地设下据点，建立根据地，慢慢攒钱以聚成大笔资金，同时，由于四处投资，全球各地搞产业，那么就会将破产或倒闭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
又比如华侨决不会坐井观天或画地为牢。他们认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日本不行，那就去美国；大阪不行，那就去旧金山。他们的观念无国境之分。
只要是条件更好、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距自己安身之地有十万八千里，他们也会毫不迟疑，打点行装，背起行囊便“开步走”。
有人因华侨的这种做法而称他们是“缺乏稳定性而好迁徙”，“吉卜赛人似的”。
此言差矣！
他们并非是好迁徙或缺乏稳定性。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迁徙，是因为他们只要看中别的地方更有开发价值、更有前途，就迁移过去。而且，他们一旦决定扎根某地，便会毫不迟疑地从头干起，刻苦耐劳，费尽心血，从一点一滴做起创建自己的事业。
而且，一旦觉得移居之地适合自己，他们便会落地生根。毫不动摇，即使自己千辛万苦耗尽心血建立的事业并未成功，也“虽九死其犹未悔”，一切从头开始干，此种相同情况下的日本人，只会无可奈何地来个“宁可玉碎，不求瓦全”逃走了事。相比之下，华侨的做法自然明智而有实践性。
故有人评论说华侨似乎天生就具有世界主义的细胞。国际视野非常开阔。这方面，最佳的例子可能当属日本的华侨林以文先生。
林以文，出生于台湾，现在是日本数得上的豪门巨富。作为旅日华侨的领袖，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作为惠通商事、惠通观光、惠通不动产、惠通建设等公司的董事长，在日本新宿、涉各、池带等地拥有多家“地球会馆”——综合大厦。而且，他是个极讲义气的人，因此和东南亚及美国的政界要人、经济界权威等都交情颇深。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林以文都应该算是个成功的大商人了。那么他就此止步了么？
不！
有些下属发现，林以文经常自言自语地不知在念些什么东西，有人好奇地去问他，才发现他是在学习国语和英语。原来，生于台湾并长于台湾的林以文，从小只会说闽南语和日语，而二战结束后，1945年，台湾由日本人手中回到中国手里，台湾开始普遍使用国语，因此，林又文便开始认真地学习国语。而英文则是越来越流行世界的“世界语言”，所以林以文也下决心要掌握它。
他开始学华语和英语的时候多大年龄？
年逾 40岁！
试想我们，在学外语时总会抱怨：太晚了，我都 20多岁了，再学也来不及了，算了，干脆不学得了！
这种态度，跟林以文孜孜不倦的态度相比，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
地上，——没法比！另一个例子是在东京市场经营套房出租业的蔡明裕先 1968年世界华侨
商会在东京召开时，5O多岁的蔡明裕适时提出一条建议：建立世界华侨商业银行。这条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此后，5O多岁的蔡明裕多方奔走，四处
筹资，终于以香港和瑞士两地为主要根据地，设立“世界华侨信托公司”，为世界华侨商业银行的建立打下基础。经过他的多方努力。1984年，世界华侨商业银行终于在美国洛杉矶宣告成立。毫无疑问，该银行的设立，对世界各国华侨和华裔投资贷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华侨就是这样，看准了事情，不在乎其位置，只要是在这个地球上，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动身前往。而且，他们做事一般眼光都很远，绝对或很少局限在一个国家，从全球的眼光出去考虑事情。这样，他们做事的潜力和后劲往往很足，而风险又相对地少。
□追踪热门情报华侨们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什么同乡会、同业会、亲善会、国庆联欢会等等名目繁多的集会他们都要主动参加，他们认为：虽然集会浪费时间和金钱，但这却是消息的最大来源。
集会上，即使没有好消息上门，他们也会耐心地与他人交谈。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集会充满了消息的来源，与这类人在一起交谈，会有很大收获的。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这个时代，情报比金钱还重要。如果情报就是金钱，那么在经济上或情报搜集上，必须要以等价互惠为原则。
如果你手中没有第一手的情报，那公司内外也没有能力弄到第一手的资料。总是谈些稀松平常的新闻材料。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厌烦了，不会有人再愿意接近你，你就更无法弄到第一手的材料。
手中的材料情报的多寡，重要与否，决定你搜集情报的数量及重要性。所以，华侨们为了搜集第一手情报，都广结人缘，广布眼线，广开门路。华侨在交换情报时，坚持一个原则：让别人先说。华侨们认为，交换情报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内容
是否重要。集会中，毫无条件地就把商场上的秘密告诉别人，那简直是傻瓜、白痴。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先开金口。
他们在交谈中，总是小心翼翼的，以免说出被人看作是暗示或启发的话来。华侨对情报是敏感的，他们能从细微之中见真情。当你说出带着启发暗示的话来，即使以后，你三缄其口，大沉默而特沉默，也无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后果。
损失财产不说，而且还会被人看作“轻浮”，不值得信任。所以，在华侨之间，无论是集会上，还是在交换情报时，即使谈得很愉快，他们也会说些不痛不痒与事无关的话。愉快的气氛是人际关系中的润滑油，聪明人是要使大家在愉快的气氛中交谈，从中获取情报。
华侨之间，交换情报的数量相当庞大。他们动用大量的人才、物力、财产搜集各种情报，有时候这些情报简直可以用“堆积如山”、“汗牛充栋”来形容。
华侨之间经常开办各种集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进行情报的交
华侨之间经常开办各种集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进行情报的交
侨金融界国际会议的开始，从 1969年在檀香山的第三届开始，更名为世界华侨金融联谊会。联谊会是由政府支持，局限于华侨之间的集会，它每年举行一次，场面
越来越大。1983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华侨金融界人士的国际会议，可谓盛况空前。那次会议在东京一家大饭店举行，为期两天，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中，
有数百名代表，来自 20个地区，济济一堂。代表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当地，也许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次会议的召集人是日本华侨金融协会会长蔡明裕。
这是各地金融巨子聚集一堂的大会。菲律宾的薛西善集团的核心——中兴银行的总裁高祖川、太平洋银行副董事长林温、及董事长蔡文华、美国国泰银行董事长程达民、中华开发信托公司董事长林永栋等社会名流，都云集东京，参加这盛况空前的金融巨子的集会。
大会以“如何才能集结全世界的华侨资金，以贡献社会”为主题提出三项议题，召开小组委员会认真讨论。一、如何促进各地区的华侨金融机构因各国际经济的景气而复生的趋势，强化对华侨事务的服务，协助发生业务。二、如何强化华侨机构的联系，以共同出资方式设立贸易公司，协助华
侨创业，促进事业发展。三、如何集结华侨的金融力量，加强中日贸易关系。会议其间、华侨们彼此热心交谈，潜心研究，认真讨论，既交流了感情，
更交流了情报。
华侨们除了参加这种国际聚会外，还经常设家宴招待客人。其间，许多华人都会携夫人一同参加，这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太太开开心，有时自己的夫人还可以从其他夫人口中得到一些情报，有助于丈夫的生意。于是，有些丈夫鼓励太太说：“去参加一些宴会，散散心，调剂调剂吧！”
情报的交换是多种多样的，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违法的。。然而，利用聚会收集情报，不能不说这是华侨的一个长处。
□奉公守法，小心谨慎华侨在异国他乡，总是先完完全全地了解该国的法律规定和禁忌，小心翼翼地奉公守法，以免被人抓住辫子，造成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而这些纠纷和麻烦，当然会扰乱自己的心境，自然而然对做生意不利。
所以经常有人说：华侨真是老实。美国新闻机构的民意测验及官方统计资料也表明：在多种族、多民族的美国，华裔的犯罪率最低。
绝大多数华侨奉行“可以出钱，但决不过问政治”的信条，在居住国全精力地投入自己的生意，秉公守法，尽量避免卷入政治，视政治为危途，谈之色变。
当然，近年来，华侨对政治不加过问的情形有了些改变。在美国，以赵小兰、陈香梅为首的一些华人政治家亦活跃于美国政坛，引人注目。但是，
华侨对政治普遍的情绪依然是“远离”，这种情形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在日本，华裔的犯罪率最低，不少日侨也以此为自豪。在经济方面，华侨的态度一直是：老老实实地守法，认认真真地赚钱。在日本，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位日侨，开了家酒店，很是赚钱，一年下
华侨对政治普遍的情绪依然是“远离”，这种情形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在日本，华裔的犯罪率最低，不少日侨也以此为自豪。在经济方面，华侨的态度一直是：老老实实地守法，认认真真地赚钱。在日本，曾有这样一件事：有位日侨，开了家酒店，很是赚钱，一年下
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果然最后来查帐的人，在查完后不得不向他道歉。
关于纳税，华侨一般不会像别人那样拼命钻法律的空子，偷税漏税，能少交就尽量少交。他们认为：自然谁都不喜欢过高的税率，可是纳税是必须的。既然政府有法律明文规定，那我不如早早交上，也免得天天记在心上，弄不好税局的人来催或是查帐，自找麻烦，累人又累己，多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