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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长史①朱买臣、王朝和边通过去都曾当过二千石的官，也都是因事贬官为丞相府长史。他们当二千石时，张汤还在当小吏。张汤曾多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事，他知三长史原来都是贵官，故意凌辱他们，以部下僚属之礼待之，因此三长史都怨恨他。他们对丞相说，“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因派狱吏捕捉、审讯与汤有关系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认与张汤勾结、汤欲奏请的事，信常先知消息，以囤积居奇致富，与汤均分。武帝听说此事，问张汤：“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既未申辩，也不谢罪。减宣又奏汤与谒居合谋事。武帝以为汤怀奸欺君，派遣使臣责问汤，汤自陈无此事，不服。武帝乃令赵禹责汤。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意思是，你杀人甚多，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审处。张汤乃上书皇帝，指出：“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居官廉洁，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皆得之于赏赐，别无其他产业。他的子弟准备厚葬，他的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名而死，何厚葬为！”乃以牛车送葬，有棺而无椁。后来武帝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武帝对张汤之死深为惋惜，对其子张安世多加照顾，擢升其官；昭宣时竟至拜相封侯。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
第二节杜周执法以“当时为是”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杜周（？—前95），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义纵任南阳太守时，“以为爪牙”，推荐他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他为张汤服务，汤称赞之，官至御史。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问题。他在查办过程中，严格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加以重用，同减宣更替任御史中丞十余年。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①，以“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 年）病死。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
①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杜周列传》和《汉书·杜周传》。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为九卿之一。第二十章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大文学家。司马迁还是当时的大历史学家，大天文学家。
第一节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司马相如的早年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②。少时好读书、击剑。因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名相如。大约生于汉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为郎③，为武骑常侍，侍卫景帝。这个职位（秩六百石）对能文能武、年轻的司马相如是合适的，但他并不乐意。景帝七年（公元前150 年），梁王入朝，随从人员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辞赋家。景帝不好辞赋，对他们并没有注意，而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却很喜欢。司马相如托病辞去侍卫的职务，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国的宾客。梁王令司马相如与诸先生同游共处。他已有辞赋的修养，又与众多的辞赋家相处，他的创作欲望和才能自然地增长起来。过了几年，他写了一篇《子虚赋》，盛言齐楚两国国王奢侈田猎状况，借以讽谏梁王。又有《美人赋》，写司马相如与梁王对话，言己不好色之经历，以讽谏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 年）梁王卒，游士们多散去，司马相如亦回成都。这时他已三十多岁，家居贫穷，无以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马相如应友人临邛（四川邛啵В┫亓钔跫星巴仝觯鲆欢斡肓仝龈蝗俗客跛锕雅木陌楣适隆Ｎ木贡枷嗳纾嗳缬胫酃槌啥肌Ｗ客跛锎笈桓木啤Ｎ木胂嗳缤仝隹频辍Ｎ木艟疲嗳缬肱疽黄穑党の梗鲈邮隆Ｗ客跛镂胖晕埽坏靡选胺钟栉木装偃耍偻颍捌浼奘币卤徊莆铩Ｎ木擞胂嗳绻槌啥迹蛱镎蝗恕！本暗勰┠辏ü�141 年），司马相如已年近四十，虽有名气，仍在成都赋闲。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①。但这个小组里面，不可能有司马相如。
武帝好辞赋。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即位后，即以安车蒲轮征召著名的老年辞赋家枚乘来长安，枚乘奉诏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读《子虚赋》并以为好，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恨，经过狗监蜀人杨得意的介绍，便召来司马相如。相如见武帝后。承认自己是《子虚赋》的作者，并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赋》。武帝又加称赞，并赐给相如笔札，任相如为郎。《子虚》、《上林》都是大赋，是司马相如对辞赋的开拓和独创，表现了一代汉赋的新风貌。
武帝即位后，通过各种形式，选用人材。在宫廷内，即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备使用。其中尤亲幸者，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① 司马相如的材料，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者，不另作注。② 《史记》、《汉书》传俱未叙述司马相如家世，其家为蜀郡本土人，或迁自“秦晋一带”？近人王瑶持后说，参看其《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中国文学论丛》。
③ 《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42 年）五月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注：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又《汉书·文帝纪·赞》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注：师古曰：中谓不富不贫。”据此，景帝初年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则其时为中民之家，有赀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贫。
① 《汉书·循吏·文翁传》。
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①，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
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始改换服装，在长安城西南一带地方游行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武帝年富力强，好登临险阻，亲自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以为这里有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谏猎书》是短篇散文。武帝赞赏他的谏言。回来过宜春宫，这里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赋》，是短赋，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于此可见相如侍从武帝所尽力的一斑。大约不外文字讽谏。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武帝听从番阳（江西波阳县）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发动一万多巴蜀民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巴蜀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恐怕巴蜀民变，就命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符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这时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武帝认为这话有理，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汉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三个副使。他们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谈判，并用巴蜀地方官吏赠送的货币财物以安慰他们。这里是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欢迎，县令背着弩矢走在前面开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为荣。卓王孙和临邛的一些豪绅都通过司马相如的家人献牛酒以结交友好。卓王孙不胜叹惜，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与女儿文君财物，和给男儿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和西南夷谈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回朝报告，武帝颇为高兴，就在西南夷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
但是事情还有些曲折。司马相如奉命出使的时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赞成，以为西夷地方没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为蜀郡父老的意见对。相如当时① 《汉书·严助传》。
也想进言劝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议起来的，因此又不敢进言。于是设辞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责问辩论，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动向，令百姓知道这原是天子的意图。此文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
不久有人上书告发相如使蜀时受贿，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园，并改为一个县。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别墅，是武帝集中“豪杰”及“乱众之民”的禁区。相如为郎后，侍从武帝，大概就住在这里。
司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武帝复召他为郎。从郎官到郎官，十多年来，司马相如官未有进，他已五十多岁，不年轻了。这时公孙弘、张汤逐渐得势而为高官，他们都善于体会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强汉朝的专制统治，自皇亲国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司马相如仍从武帝，只是备员而已。他与卓氏婚，家有余财。有“消渴疾”，常称疾闲居，以为文著书自娱。
乐府工作和孝文园令汉初已有草创的乐府（音乐歌舞机关），主其事者为夏侯宽。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礼仪，由于制礼作乐的需要，正式成立乐府，扩大其组织，充实其内容。一方面命使者采集南北各地方曲调歌谣到乐府里来诵读歌唱，一方面又选派他身边的辞赋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备合乐歌唱，司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他没有具体的官职，为乐府制作一些诗歌是可能而合适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总领其事。他精于音律，能创作新声变曲，为武帝所喜爱。司马相如为乐府偶然制作几首歌诗①，实际地位和生活并没改变，还是很清闲的。
后来，司马相如由郎官转为孝文园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务。
由汉宫武帝身边出来，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闲了。但他专业始终不离辞赋。他见武帝又好讲神仙之道，就对武帝说：“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相传神仙都居山泽间，形容清瘦，这不是帝王应有的仙意，于是写成《大人赋》。相如奉献了《大人赋》，武帝大为喜悦，读了《大人赋》好像自己飘飘然飞上了青云，遨游于天地之间而成神仙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要劝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结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乐，更好讲神仙之道了。
又后来，相如因病辞去孝文园令，得到武帝的允许。于是他家居茂陵养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书，并说若不去取，后来遗失很可惜。于是就命所忠这人前往相如家取书。所忠到后，相如已死，家中无书。问其妻文君，文君说：“长卿家中从来没有书，他常常著书，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没有书。长卿在死前，曾为一卷书，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即以此卷进献。’此外没有别的书了。”此卷遗书，讲的是帝王封禅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禅书，武帝大为惊奇。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终年六十左右。
①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天马》十（其一）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可能出于司马相如之手。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是西汉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和辞赋，而以辞赋为大宗。他仕宦于景帝及武帝前期约四十年，终不得意，“盖雄于文者，常桀骛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①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文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武帝从政治需要出发，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