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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初举孝廉，得到司徒胡广征召，举高第，升任青州刺史，地方长官怕他严明，多望风弃官而去。后为渔阳太守，不久转为蜀郡太守，调任护乌桓校尉。鲜卑来骚拢时，他常亲自率军迎击。后因公事免官，退居于颍川郡纶氏县，教授学生常达千人，为世人所仰慕。南阳人樊陵求为他的学生，他不接受。樊陵后来因阿附于宦官，当上了太尉，仍为志节之士所羞。荀爽拜谒李膺时，因能为他驾驭车马而特别高兴，并宣传此事。有的士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可见对他为人仰慕之一斑。
永寿二年（公元156 年），鲜卑寇掠云中郡，李膺任为度辽将军，担任抵御任务。由于他抵御得力，寇掠者惧怕，放还一些被掠的人口，边郡得以稍稍安宁。
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为河南尹。当时宛陵大姓羊元群从北海郡罢官归来，偷偷地带回“奇巧”财物。李膺揭发之，并想查办其罪。羊元群向窃据大权的宦官行贿，反使李膺坐罪，罚到左校（官署名）做苦工。
起初，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立志纠罚奸倖之徒，而这时冯绲、刘祐也因获罪在做苦工。司隶校尉应奉了解其情，上疏桓帝为李膺等说情，认为李膺等人素有功绩，秉公执法，百姓称许，反而受罚，应当宽恕，以免激化矛盾。李膺等人才得以免刑。
使宦者畏惧李膺又被任为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首领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誉。这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闻知李膺严厉，惧罪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知道张朔的罪状，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立即处决。张让为弟向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而亲自诘问为何擅自诛杀官员。李膺据理对答，还要求给五日期限，追查首恶分子。桓帝觉得李膺无罪，不再追问，便让他退出。从此宦官都小心翼翼，不敢再出宫门。桓帝觉得奇怪而问其原因，都说害怕李膺。
经历两次党锢事件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李膺等捕杀与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反扑，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随从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也被捕。审查此案经过三府（汉代的太尉、司徒、司空所设的府署，合称三府）时，太尉陈蕃认为李膺等颇有声誉，罪名不实，不肯“平署”（联合签署）。桓帝大怒，将李膺等人关进了属于黄门署的北寺狱，株连达二百多人。外戚窦武等出面援救，桓帝才将李膺赦免，“禁锢终身”，不许做官。官府中还记录有党人名单。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回乡后，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山中，士人“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等到陈蕃免了太尉，朝野之人都属意于李膺。荀爽担心李膺因名高而致祸，写书劝告他明哲保身。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外戚窦武为大将军，名臣陈蕃为太傅，两人共掌朝政，合谋诛除宦者，重新任用名士，任李膺为长乐少府。但因宦官势大，一时未曾动手。宦官却在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先发制人，迫使灵帝收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后，宦官得势，又肆意逮捕“党人”。乡人劝告李膺逃匿，李膺毫不畏惧。结果，李膺及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同时受株连而被处死、迁徙、禁锢者“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李膺的妻子迁徙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李膺的门徒景顾因漏名而未被处治，其父景毅不愿苟安，上书请求免去侍御史的官职而返回家乡蜀郡。
时称“李、杜”
杜密（？—169），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据传，“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为其属县长官有奸恶行为者，都收捕查办之。
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范滂、张俭、贾彪范滂严整疾恶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发，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首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党事发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郭泰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发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第六节“党人”评论“党锢”人物，首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支持，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第一节郑众专谋除窦宪郑众（？—11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首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啵绾睿骋匾磺灏倩Вê笥忠娣馊倩ВＳ纱顺２斡胍槁壅拢夯鹿俨握哟丝恕�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114 年）。
第二节蔡伦改进造纸术蔡伦（？—121），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105 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114 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孙程、曹腾谋立皇帝孙程设谋立顺帝孙程（？—1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125 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