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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经学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①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②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①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① 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② 《汉书·元帝纪》。
① 《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在秦始皇下禁书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禁书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② 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发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发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①。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① 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① 《史记·陆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①。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① 《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①。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②。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① 《后汉书·儒林传》。
② 《后汉书·儒林传》。
③ 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①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②。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 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