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纯此亩印Ｎ以诒鸫π垂说恼庵痔龋绕涫嵌源说奶龋撬谛娜狈ψ孕诺囊恢直硐帧Ｋ匦胗胨衔歉鍪О苷叩亩颖３志嗬耄赡苁撬庵中奶挠忠槐硐帧４笪辣救瞬幌Ｍ爰胰擞泄嗟那３叮司〗杂遥硕哉庵职才乓踩肥岛苈狻�
60年代中期，艾萨克离开杰特鲁德与孩子们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从未离开过大长时间，最多一个星期，但因为接受的演讲不断增多，他经常不在波士顿，也经常去纽约的出版社，并到全国各地参加科幻小说聚会。
艾萨克不喜欢旅行，并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从不乘坐飞机去办事。唯有在军队中服役时，他有过一次乘飞机的经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飞机旅行。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在波士顿方圆二三百公里外举行的科幻小说聚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法与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和同事见面。
多年后，好莱坞曾多次邀请他任电影顾问写电影剧本，但因为他痛恨飞行，不得不谢绝这些赚钱的买卖。同时，他也因此无法去拜访远方的密友。自他的双亲于60年代末迁居佛罗里达前，他一直没能去探望他们，直到1969年他父亲去世。罗宾去佛蒙特上大学时，艾萨克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去那里看望她。固此，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必须优先考虑艾萨克的这一飞行恐惧症。罗宾上大学后，他不认为“我只要逼着自己坐飞机就行了”，而是想“我见不到罗宾了，除非她来波士顿看我”。
由于经常不在家，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开始疏远。早在60年代中，杰特鲁德就怀疑艾萨克在纽约有个女人了。这种疑虑与日俱增。实际上，他当时与众多女人有着婚外关系。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艾萨克只与送上门来的约10％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实很简单，艾萨克既有机会又有动机。随著名望的提高，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不缺女人。她们都愿意与他这位著名的、成功而又富有的知识分子上床。阿西莫夫曾尝试过背叛的禁果，发现性生活其实远不像他婚姻中的那么苍白。他是个风流成性的情场老手，只要有机会，他从不会放弃。
显然，艾萨克继续千方百计地欺骗着杰特鲁德。朋友们说，她的怀疑不时地爆发出来，但只要阿西莫夫让她相信自己并没有背着她图谋不轨时，她又平静了。
60年代中期，因为要赶写接手的大量作品，艾萨克的压力不断增大，他热爱写作超过了其他一切，并以此为乐。写作意味着赚钱，但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出版社的合同项目很精彩，他便无法拒绝了。他写作的速度很快，而且多才多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任何作品几乎都能自动卖出。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工作淹没了，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正如阿西莫夫本人在其第一百本书《作品100》的引言中写的：
给一位写作成瘾的作家当老婆，这种命运比
死还悲惨。因为你的丈夫虽然身在家中，却经常魂不守舍。再没有比这种结合更悲惨的了。①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主部分第16页，波士顿率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尽管艾萨克宠受罗宾，但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不喜欢旅行并痛恨被人从打字机边拽开去度假。即便当他同意与家人去度假时，他也总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陆路旅行；第二，他们进行太阳浴或观光时，必须让他工作。
不难想象，在整个60年代，随着婚姻的破裂，杰特鲁德一定是越来越失望了。一方面，事实明摆着，丈夫在外面至少有一个女人，尽管他坚决否认；另一方面，一家人并没有享受到艾萨克的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他们也没有搬到更繁华的街区，住更宽敞的房子。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一家已经非常富裕了。艾萨克每年都能赚10万美元。他们的存款至少有25万，但他们仍住在波士顿一个极为普通的郊区住宅区中的一套一般家庭住宅里，并且从未出国旅行过。
尽管杰特鲁德不断提出抱怨，艾萨克仍拒绝搬到波士顿别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在他离开波士顿学院不久，他就已经对这个城市感到厌烦了，只迫切想搬回纽约。他是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只有在那里，他才真正觉得是到家了。况且，一旦已在西纽顿舒适的楼顶办公室安顿下来，他就不想再挪地方了。他不愿意仅仅为了搬到波士顿的另一个地方而移动他的书房及那些正在创作的文稿。
杰特鲁德沮丧极了。他们应该住更大的房子。她想扮演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富人及名流们来往，实现每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贫穷移民都曾做过的美梦但这梦想却一直都未能成真。杰特鲁德所能享受的只是照顾孩子们，而艾萨克则去参加各种聚会和会议，并与她所能想象到的至少一个女人鬼混。
这对夫妻在60年代中似乎达成了一份无言的协议，同意在孩子们长大成人能照自己后再离婚。同时，他们还将维持是幸福一对的表面现象，仍住在西纽顿。只要不搬家，杰特鲁德可尽情享受条件许可范围内的一些小奢侈。他们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很多朋友，艾萨克尽可能频繁地与他们联系。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让杰特鲁德高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许多对他越来越重要的友谊。
除了在60年代末那次彻底毁灭他们婚姻的恶战外，1965年夏到1966年春是两人关系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当时阿西莫夫正在创作《神奇的旅程》。
这一事件是由1965年4月班腾图书公司的一个请求引起的。该公司获得了将好莱坞影片《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权力。这部影片当时正在制作中，他们提出以5000美元的价格，请阿西莫夫将剧本改编成小说。阿西莫夫自然拒绝了。班腾公司再三请他重新考虑，并提出见面深谈。阿西莫夫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块吃顿饭，谈谈此事。
在餐桌上，班腾派来的代表提高了稿酬，甚至考虑给阿西莫夫版税的可能性。吃完饭时，阿西莫夫至少同意了看一眼剧本。
《神奇的旅程》是关于一台能将物体缩小的机器的故事。因为使用这种机器，一艘潜艇及船员都被注射进一位患者的身体内部，开始了船员们在人体内的探险历程。他们缩小成微型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时间一到，机器就会产生反作用，潜艇便要恢复原形。自然，如果他们不想把续局搞得一塌糊涂，就必须在时限之前离开患者体内。
在理论上，这是个很好的构思，但当阿西莫夫看到剧本时，却发现情节中有许多致命的错误。其中最糟的莫过于当微型潜艇上的船员逃离患者体内后，潜艇却留在了那里。阿西莫夫明确指出，潜艇恢复原形将使患者丧生，但好莱坞的剧作家却争辩说潜艇将被白血细胞消化掉。对此，阿西莫夫称，白血细胞不能消化金属，就算真的可以，构成潜艇的单个原子也会扩大，给患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阿西莫夫错就错在看完剧本后，尽管这个故事缺乏科学性，但他却很喜欢它并且不想让别人将它改编成小说。他后来大言不惭地声称，他认为别人都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最后，他对制片商和班腾公司说，如果让他在书的结尾将潜艇从患者体内处理出来，他就同意合作。他们同意。此外，他还声明，好莱坞可以随便改动电影，但不能对这部小说指手画脚。
朋友们说，阿西莫夫与班腾及好莱坞最终达成这笔交易非常赚钱，给他带来了远不止5，000美元的收益。尽管如此，阿西莫夫还是很痛恨这个项目。在长达一年的小说创作及电影制作过程中，他不停地与制片人及原剧本作者发生争执。当然，他不愿旅行，因此也不能去好莱坞据理力争，只能通过第三者或电话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且，因为是在改编别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很压抑。
书出版后，电影也终于上映了，但影片前端所列的姓名表中，根本没有阿西莫夫的名字。好莱坞甚至还拒绝了原先达成的将此故事在《幻想与科幻故事》杂志上连载的交易。他们认为杂志社出的钱太少，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当时阿西莫夫正在此杂志上发表专栏作品，这个交易就是他给牵的线。这令他大光其火。几周后，他又得知原剧作者与《周六晚间邮报》做了笔好买卖，这家报纸出多少钱购买连载权虽未透露，但据说数额巨大，这更令阿西莫夫感到没面子。但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人家合情合理地给了他一笔钱。
总而言之，从经济角度来看，《神奇的旅程》这个项目还是收益颇丰的，但对阿西莫夫本人而言，却使他觉得有一科极为受挫的感觉，有时甚至觉得受了侮辱。朋友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艾萨克有过像那个时期那么坏的脾气。这显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使得全家人都惴惴不安。艾萨克花许多时间在纽约改编小说，杰特鲁德对其不忠的怀疑也达到了顶峰。
阿西莫夫夫妇勉强维持着他们的关系。艾萨克从写作中及好友那里寻找安慰。但在60年代里，他生活中真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珍尼特·杰弗逊。正是这个女人，在他与杰特鲁德彻底决裂后，帮助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1956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迷聚会上，艾萨克初次遇见了珍尼特。她是个科幻小说的老书迷，并认为是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结束》使她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与许多后来成为情人甚至有时成为终生伴侣的人不同，珍尼特与艾萨克并没有在初次见面中撞出火花。
1957年，艾萨克说，自己根本记不清两人初遇时的情景了，但这正可能是他选择记忆的一个例子——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流的记忆力。而珍尼特则记得，第一次相遇时，艾萨克简直有点令人讨厌。
当时，她递过一本《基地与帝国》请他签名，他在书的扉页上龙飞凤舞地签上了大名，甚至没抬头看她一眼，就问她是干什么的。珍尼特答道：“我是个心理学家。”
“好极了，”阿西莫夫马上接口说，“咱们上床吧。”①①《欢乐永存》第66页。
珍尼特“啪”地合上书，转身就走了。这以后许多年，她都一直认为阿西莫夫不过是个卑劣的下流胚，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他。
艾萨克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次在珍尼特身上碰了壁。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却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即便是他的非礼往往招致反面效应。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
“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这次他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长了点儿记性，以后再没拧过她的屁股，但这并不妨碍他去拧其他女人的屁股。
一位纽约的编辑回忆到，早在50年代早期，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秘书中就已享有“千手男人”的称号。
尽管如此，阿西莫夫仍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情场老手，任何稍有姿色的女人，他都能游刃有余地与之调情，并为此深感自豪，有一次，一位侍者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他答道：“和女人在一起时才是。”
阿西莫夫怎么会这样呢？一些人认为在他轻浮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缺乏自信的心。他很有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这个相貌平庸的名人看上去对女人更有吸引力，而处心积虑地扮演舞男这个不合适的角色。他显然是在20岁出头初遇杰特鲁德时发现这一公式的，并意识到了调。情的力量。在他名利双收后，他根本没必要再这么做，但多年以来习惯于伪装的一面已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想抛弃已没那么容易了。另外，从50年代初，阿西莫夫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性生活方面。他被拒绝的次数可能要比被接受的次数多，也可能因此令许多女人义愤填膺；但如果他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所提供的证词是真实的，那么，他的战果也是够辉煌的。
当艾萨克与珍尼特开始接触时，他们的关系似乎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友谊上的。自那次初遇后，他们有两年半时间没见过面。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神秘作家协会举行的晚宴上，他们又相遇了。这一次还是在纽约。
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开心。艾萨克告诉珍尼特，他对他们的初次相遇没有一点儿印象，并且在多年后把自己在1956年初遇到的那次无理归咎于肾结石造成的疼痛。肾结石造成的痛苦确实陪伴了他一生，并使他多次住院。
第二次见面时，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彼此情趣相投，整个晚上都在一起，顾不上理睬别的客人，这个晚上结束时，艾萨克甚至握住了珍尼特的手，而她也没有不快的表示。
60年代，两人的爱情还是纯柏拉图式的。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珍尼特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学识丰富，喜欢自然与历史，精通文学与神学。艾萨克难以相信自己的好运，竟能找到这么位女性朋友，聪明灵敏，善解人意、与她在一起时，他总倾吐自己的心声。一旦他摘下了令人讨厌的假面具，与她正经地交谈时，珍尼特完全被他吸引住了。相比之下，杰特鲁德没有一点儿学术气质，尽管她也很聪明和擅长交际，但却对任何与知识有关的东西缺乏悟性。艾萨克除了与她谈谈家庭琐事外，从未能再谈点儿别的东西。新婚之初，他被杰特鲁德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没有考虑到两人的关系缺乏坚实的基础。
40年代初，艾萨克曾认为年轻的杰特鲁德酷似奥丽维亚·德·哈维兰。珍尼特虽不具备杰特鲁德年轻时的美貌，但艾萨克认为她拥有许多令人想往的气质，而这正是杰特鲁德所缺乏的。另外，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婚姻几乎是一场无性生活的婚姻，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到了何等岌岌可危的地步。
岁月催人老，艾萨克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日益发福了。可笑的是，这竟然使他平添了一副令许多女人都喜欢的小笨熊模样。她们往往将他视为无恶意的玩具熊，而那些与这只玩具熊做爱的女人常觉得他很顺从。战争时期，杰特鲁德身材苗条，但35岁时她也开始发胖，到40岁时已经是个大胖子了。
杰特鲁德有抽烟的习惯，艾萨克则痛恨抽烟，由此滋生出了他们婚姻中更大的麻烦。无论他说什么都没能劝她把烟戒掉。艾萨克越发认为杰特鲁德的这种态度是她不再爱他的表现。他理论道，如果她不能放弃那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那么是她根本不在乎他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将艾萨克对此事的愤怒理解为他企图以此为借口将婚姻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杰特鲁德。不论她是否抽烟，事实上他才是背叛者，而他以为杰特鲁德不能戒烟就是不再爱他的标志，这种想法只能表明他的幼稚。在西纽顿的家中，杰特鲁德并不快乐，她希望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过更充实的生活。她不能改掉一个终生养成的习惯，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由此我们大概能看出，杰特鲁德至少已从下意识里认识到了丈夫的不忠，从而将这点习惯视为了她生活中的最后一丝自由，除此之外，均是丈夫的意愿和决策主宰着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艾萨克确实对家中经常有股弥漫不去的烟味痛恨万分，烟味甚至蹿到了顶楼他的私人禁地中。尽管他应该对此习以为常，或者把它作为妻子的一个小缺点而接受下来，但事实却在那明摆着，珍尼特就不抽烟，而且与艾萨克一样憎恶这一习惯。如果杰特鲁德是借此来展示其最后一点个性的话，她最终将引火烧身。
形势显然已对她很不利，但杰特鲁德还蒙在鼓里。艾萨克与珍尼特对生活中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都有着相同的见解——政治、音乐、食物、科幻小说，甚至珍尼特比艾萨克还更喜欢文学。她看过许多现代与古典小说，而阿西莫夫则没看过多少现代文学作品。
珍尼特有点健康狂的倾向，艾萨克对此则无甚兴趣；珍尼特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而艾萨克则从来不关心自己吃什么，只要好吃就行。在其他方面，两人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和她在一起，艾萨克就不用再扮成意大利人；有她在身边，他就有了安全感。他们的友谊源自于感情与智力上的依托和支持。
尽管两人如此投缘，但珍尼特与艾萨克很少见面。他去纽约时才去找她。两人更多地是在聚会与会议上碰头。珍尼特的弟弟约翰在波士顿学院学医，有时她也去波士顿。每逢此时，两人便一块儿吃饭、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