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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往往由跟墓主本人或者墓主的后代有密切关系的人来写。墓主的后代请人写墓志，自然会把先人的事迹告诉他。因此，除了跟墓主有直接交往的人写的材料之外，最可靠的就是墓志了。李白的墓志也是唐代人写的，作者叫范传正。李阳冰和魏颢掌握的材料，是李白直接告诉他们的。范传正的材料，是李白的后人告诉他的。从来源上看，都是最可靠的。这三篇文章内容出入不大，都说李白是陇西人。
“商人的儿子”李白
我们说某个唐代诗人是哪里的人，往往指的不是出生地，而是他的郡望，他的祖先、先人是哪个地方的。李白说自己是陇西人。“陇西”可了不得，潜台词是：我跟唐玄宗是亲戚。
李白说自己是什么人的后代呢？南北朝时期，北方有一个割据政权——北凉。北凉有一个武昭王，姓李名暠。这个人既然姓李，李白就自称是他的九世孙。北凉武昭王恰好是李唐王室的祖先。李白这样一追溯，那他和唐玄宗岂不是成了亲戚？
李阳冰和范传正都明确指出，李白的先人是在隋代末年“被窜于碎叶”，也就是说他是因为犯罪被流放过去的。
陈寅恪考证李白是外国人，便是以李白生于碎叶城为根据。唐代的碎叶，就是从前苏联分出来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北部的托克马克市。从出生地来看，李白不就是老外吗？我们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说他是外国人，从情感上，接受起来有点困难。
碎叶在唐代是个很著名的地方。郭沫若说碎叶城是唐高宗时期建的，那时候碎叶城才在唐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内。在这以前，唐朝是不能把犯人流放到那里的。郭沫若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就算碎叶作为一个城，设置得比较晚，那个地方却是老早就有的。李白追溯先人的事情，完全可以用“碎叶”这个地名。况且，唐初的情况非常复杂。唐王朝和东突厥之间，长期争夺西北边疆一带的控制权。碎叶一带，有时候在唐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就在别人手上。
此外，“唐初”不就是隋末吗？隋末是一个乱世，以前讲《瓦岗寨演义》，讲十八路反王，他们之间的恩怨特别多，互相砍来砍去。有一些人失败后，就跑到西北的突厥去了。《新唐书》和《旧唐书》都记载了唐高祖武德年间，很多战败的军阀逃到了突厥，例如刘武周。《旧唐书·突厥传》还记载武德年间，窦建德送隋炀帝的萧后去突厥。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有不少人从中原跑到西域去了，有一些人就到了碎叶。
商人的儿子李白
为什么李白的父亲是商人呢？
这跟李白的先人在隋末“被窜于碎叶”有关。安西都护府正好是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那一带的商业非常发达。
李白自己说祖上是“被窜于”西域的，说明他们家是罪人。罪人被流放到边疆去了，靠什么谋生？在仕途上肯定已经没有希望了；当地又是以游牧为主要谋生手段，中土之人不一定擅长。但他是从中土过去的，对中土有什么物产，西域有什么物产，都比较清楚，做生意顺理成章。李白的先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生存方式，最合适的就是做商人。
李白的父亲叫李客。这个名字我们一听就知道，哪有自己给自己起名字叫“客”的？“客”就是客人，是土著对外来人的称呼。你说自己姓李，那你不叫“李客”，叫什么？
李白家经商。有一段时间，这个观点太流行了。1971年，郭沫若出了一本书——《李白和杜甫》，对李白和杜甫做了如下判断：李白代表了新兴的商人阶级，杜甫代表了没落的地主阶级。郭沫若除了说李白的先人是商人外，还说李白也是商人。他说李白做官的时间很短，可是他从来不缺钱，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就是做生意挣来的。
郭沫若说，李白家是大资本家，李白的第一桶金是父亲给的，到晚年都是兄弟在养他。郭沫若还举了一个例子：李白晚年参加永王璘幕府，最后在寻阳，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被当做政治犯关进了监狱。在寻阳监狱的时候，李白写过一首题为《万愤词》的诗，里头有一句“兄九江兮弟三峡”。郭沫若据此大做文章，说李白有一个哥哥在九江，还有一个弟弟在三峡。长江上游和中游最重要的码头，被他的哥哥和弟弟垄断了做物流生意。他家里人不是商人，是什么？
林庚先生也讲李白是商人阶级。但他讲的不一样，他讲李白的“布衣感”。什么叫“布衣感”呢？就是以一个平头百姓的身份平交王侯，也就是杜甫写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要保证自己人格的独立，保证个人的精神魅力。什么人的人格最独立？当然是商人。商人比农民自由，也比官僚自由，所以林先生也说李白是商人出身。
林先生是我太老师。我对李白的理解，受林先生影响很大。直接得出李白是商人的结论，有些牵强，但是说李白出自商人之家没有关系。而且李白对商人的生活非常了解，他跟商人的关系比较密切，在他的诗里就描绘过商人的生活，他写过一篇很优美的《长干行》，里面就讲到做生意。
李白为什么不参加科举考试？
在李白的生平里，有件事非常可疑——他终生不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李白自己说：我是天才，天才哪有参加考试的？果真如此吗？
一个唐代的读书人不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唐代人要出人头地，通常有两条途径：你本来就是王公贵族的后人，可以享受到特殊照顾；万一你不是这个出身，又想上进，正规的渠道就是考进士。
唐代的进士文化，对诗人的人格影响太大。哪些人诗写得雍容华贵，哪些人诗写得苦大仇深，都跟考进士有关。像王维那样一考就中的，诗肯定写得雍容华贵。诗写得苦大仇深的，要么是没考上，要么起码是经过“八年抗战”才考上的。杜甫的诗为什么苦大仇深？考了两次都没考上。孟郊更惨，考得心态都扭曲了。为了考进士倾家荡产，把家具都典当了，“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多伤心啊！孟郊46岁终于考上进士了，心花怒放地写了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前我是无名之辈，你们看不起我都是应该的，可现在我是新科进士，我要把长安所有的青楼逛遍，把所有的妓院头牌都叫过来陪我喝酒。
唐代考上进士之后，有两样最荣耀的事情：一个是慈恩塔上题名。白居易就写过“慈恩塔上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还有一个就是游街。放榜之后，所有的青楼张灯结彩，夜夜笙歌，都是新科状元来游。孟郊能把大把的钱往这里头扔，我估计背后也有很多厂家赞助。当时的大族选女婿，都瞄着新科进士。因为一个人能在唐代考取进士，如果又能做翰林的话，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做宰相。
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读书人必须走科举这条路。李白凭什么不走？当然他有自己的说法：我是天才，我懒得考进士。但这是托词；实际上李白有难言之隐。他根本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跟他的身世有关。
在唐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白居易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组文章，叫《百道判》。唐代科举考试，到中唐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考进士要考判案的能力。白居易特聪明，他自己做模拟题，就编了100个案例，然后事先把答案做好。其中有一道“判”，讨论的是：商人的儿子能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白居易说可以，他希望政策能够开明一点。白居易专门做这样一道模拟题，说明按照唐朝的惯例，商人的儿子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唐代考进士，先要通过资格审查。审查的时候，要注明：一、“郡县乡里名籍”，就是要注明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二、“父祖官名”，就是你的父亲，还有你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此外还规定，如果家里是做买卖的，或者关系比较近的亲属是做生意的，就不能来考进士。当然，罪犯的后人更没有资格。
李白的身世，恰好两条都占了：一是罪人之后，二是商人之子。想考进士，连门儿都没有。你已经把我的资格都剥夺了，我还会奴颜婢膝地求你吗？天才李白绝不会这么干。他就说：你不让我考，我还看不起你进士考试呢！我不考科举，我就靠自我炒作，炒出大名来，让你皇帝老儿亲自把我请过去。这是李白的情结。
商人家世对李白性格的影响
商人家世对李白的性格的影响，有非常明显的三个表现：一、思乡观念淡薄。四川那么好，养育了李白，可是李白25岁从四川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二、家庭观念淡薄。李白诗集里那么多文章，都是写给达官贵人，写给社会名流的。却没有一篇是写给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三、喜欢到处浪游。
李白的家庭观念，跟中国的传统观念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活得特别累。在儒家背景之下生活的中国人，身上的担子非常重，家庭的、国家的，最后都要由你来扛。就算本来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你也会很自然地把它揽过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杜甫。苦大仇深的杜甫，养家不容易，到后来，连他的儿子都饿死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觉得整个国家的苦难，都应该由他来承担。其实他只在朝廷做了三年小官，这个苦难轮得到他来扛吗？
中西文化不同，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传统文化轻个体。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特别适合传统中国。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你都必须担当。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活得非常累。他们的精神向哪个方面发展呢？比如杜甫，只能向苦难、沉重与深厚的方向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缺少那种向外发散的，高大、飞扬的自由精神。只有很个别的例外，比如庄子，比如李白。庄子的老婆死了，他兴高采烈，鼓盆而歌。李白的父母老早就去世了，他也没有兄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身上的担子轻，所以他有自由。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他能自己减负。中国文化是需要减负的。李白和庄子，是中国文化里的两个偶然，跟正统文化不大一样，然而，极其光辉、璀璨。
我有时候觉得，李白之所以如此独特，就和他家庭观念淡薄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里，到小说和演义的时代，有两个著名的象征：一个是孙悟空，一个是哪吒。他们身上有李白的精神。我认为，孙悟空和哪吒是对中国文化的暗喻，他们代表叛逆和自由。到了明代，毕竟思想解放有些苗头。那个时候的小说出了这两个形象，不是偶然的。
孙悟空是个什么人？我们看他的背景，他既无父又无母，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我觉得孙悟空代表了作者的一种希望，他想：如果我也无父无母，我也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我也可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的精神就是绝对自由的。孙悟空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自由解脱的象征。但是一有牵绊，就不一样了。孙悟空后来也要报恩了。为什么呢？如来佛把他压在五行山下，压了五百年。是唐僧解放了他，他欠唐僧的。这就又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母题。儒家文化的传统母题就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欠父母的。西方的基督教讲原罪，其实儒家也有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欠了一笔债，必须还。孙悟空遇到唐僧之后，完全不一样了。观音给孙悟空戴了一个紧箍咒，你再牛，唐僧给你念两句，你就不行了。我们读《西游记》的时候觉得非常奇怪，孙悟空没做唐僧的徒弟之前，本事特别大，谁都打不过他。做了唐僧的徒弟之后，好像没那么厉害了，经常都是和妖怪打个平手，还要请帮手。而且做事也拖泥带水了，打白骨精也打得不痛快。为什么呢？所有的负担、所有的牵绊都来了，都拉住你。你要往前跑，你想冲刺，可怎么冲？有绳子捆着你。中国文化是有紧箍咒、捆仙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象征小说。
中国文化，儒家是主流，但是还有一个支流——皈依前的孙悟空，还有庄子和李白，都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我非常喜欢这个支流。我总是哀叹为什么我不是李白。中国文化太累了，《诗经》里有八个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诗经·小雅·苕之体》）我每次读到的时候，为之愀然不乐，甚至要为之落泪。现在讲《诗经》，我老讲两千五百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总想从“思无邪”的角度，尽量把它讲得轻松。可是《诗经》里也有厌世情绪，胡适老早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呢？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欠了那么多，万一又赶上乱世，家累那么重，国家危难当头，那他就必须担当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委屈，在别人面前就必须坚强。可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脆弱的，都是触摸不得的。当面对自己的时候，只能说“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孙悟空之外，还有一个哪吒。《西游记》里面，哪吒跟孙悟空关系不错。他也是在明代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我看哪吒的故事，最感动的是“剔骨还肉”。因为他闯了祸，牵连到他父亲李靖。这在中国文化里是最不可原谅的。做子女的，怎么可以给父母带来忧患呢？不得已，他只能“剔骨还肉”，让龙王爷息怒，不去追究他父母的责任。等他在莲花中重生之后，哪吒才更加强大。哪吒重生之后，一度痛恨父亲，但是最后两人还是和好了。李靖是托塔天王，他的塔也是观音给的，专门用来镇压哪吒。你做儿子的，怎么可以不听老爹的话？曾子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你要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不能给父母带来一点儿忧患。中国有句古训——“侍父母几谏”，父母做错了，你要和颜悦色，想办法委婉地去劝说。他们不听，打你，你也不能怨恨，还要感恩戴德，还要再想别的办法去感化他们。这是中国文化。
反叛是极少数的。而且反叛的人容易遭迫害，下场都很悲惨。庄子是一个不得势的人；李白也好不到哪里去；孔融更惨，被砍了头。孔融不就是说了两句话吗？他说，如果父亲是个混蛋，我宁愿把饭给路上的乞丐吃也不给他。他还说，子女从母亲的子宫里生出来，不就是从容器里倒出一个东西来吗？什么父亲不父亲的，他不就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性欲吗？凭什么要孝呢？孔融的话，乍一看太无人情。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部分人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真相，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面，看到了中国文化对人性的扼杀。要讲人性解放的先驱，我想这些人才真正是吧。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剔骨还肉，藏在这两个俗文化故事背后的，是一个伟大的解放的象征。
出生在商人之家，家庭观念淡薄，造就了李白，而且是绝无仅有的李白。杜甫是可以重复的，是人力可及的，只是度的差别而已。但李白却是不能重复的。是唐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四川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商人世家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李白，这三个要素缺少一个，那就是想做李白也做不了了。
我们说李白人情方面太淡漠了，但这恰恰代表了另外的一种境界。杜甫代表的是人世的、人伦的境界。魏晋风流常讲“游方之内”和“游方之外”，杜甫代表的就是“游方之内”，是规矩之内的普通人的生活规则。李白是天才，天才的生活规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拿普通人的生活规则去要求一个天才，这样做是不公平的。
时代对李白太不公平了，这一点杜甫看得最清楚。杜甫到晚年，虽然走上了跟李白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杜甫是李白的知音。他写李白，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所有的人都觉得李白该杀，这样一个无情无义、反复无常的人，留着他干什么呢？但是杜甫非常伟大，作为儒家的中坚力量，他说：我懂李白，李白是天才。一个天才容易吗？不只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问题。中国五千年文化，就两个天才，一个庄子，一个李白。你还要去杀他？
李白代表的是宇宙境界，天的境界。他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藏云图明崔子忠来的。他不歌颂自己的父亲，不歌颂自己的母亲，不写自己的兄弟姐妹，跟老婆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情。可是李白歌唱月亮，那是明亮的象征，那是人心更高的一种境界。
“商人的儿子”这一身份，给李白带来了绝无仅有的契机。使他能够走出儒家的规矩，去过一种可能性的生活。我们在当代中国，研究李白也好，研究儒家也好，研究道家也好，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性的生活，而且是一种良性的、审美的、令人向往的、让人有幸福感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李白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