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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何曾有家
旧时称“某家”均冠以姓氏，如“张家”、“赵家”等等，然而我家很难冠以姓氏，我家姓氏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反正我没见过这么乱的。我父亲姓李，我母亲姓崔，我当然应该姓李。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所卖，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我改姓了吴。
我三姨觉得八十块钱卖的忒便宜了点儿，借钱赎回卖与京城大户“同仁堂”的东家，卖
了个高价二百块，而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
我亲母于我父死后，无有生计又将我亲姐卖掉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而且一年后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我母亲不堪忍受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三十年以后才知道。据我养母说，我两岁卖到吴家不知何故终日嚎啕，被吴家厌弃。当我三姨把我抱到郭家时见面就笑，指着电灯泡乐不可支，很有些“宿命”的色彩。养母买我自然为了传宗接代，承袭遗产，因为我养母以二十六岁妙龄出嫁时，乐四老爷年已七十，不能生育，而在那样的一个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
但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我养母自然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买我先以为娘家买子为由，寄养在她母亲膝下，暂称养母姑妈，我称其母为奶奶。等她母亲去世后，把我接到乐家，随后便母子相称，我却仍随母姓姓郭。时已解放，族规的继承法不攻自破，我养母多次提出要我改姓乐，由于我当时思想进步，蔑视商家子弟，誓死不做剥削者的继承人，一心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但拒绝改姓，也拒绝了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此着实伤透了我养母的心。
我自幼在小学老师侯远帆的调教下一心想做话剧演员，这又被养母视做下九流的戏子。我厌恶商家，养母唾弃戏子，成了一个无法对话的家庭。尽管我变成了少爷，但在宅门中我的心情始终压抑。我知道自己并非正牌的少爷，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不明不白地进了大宅门，为诸多少爷小姐所不齿。养母严格地向所有的人保守我出身的秘密，为此从一九四二年起养母每月要向我三姨付五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成为五元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四年间（我十二岁到十五岁）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我的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她住在天桥，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我经常闹着要去看高大妈，因为每去必要逛天桥，喝碗豆汁儿或吃碗老豆腐，还可以看“飞飞飞”和套个圈儿什么的。那真跟过节一样，关系融洽，大家都没有什么防范之心，但好景不长。我长大了，逐渐懂事了，我曾问我的奶奶我爸爸哪儿去了，怎么总也看不到他？奶奶恐怖地用手比了个“八”字说我爸爸是“八路”，千万不要再问，说出去是要没命的，我自然信以为真不敢再问。直到我报考初中口试时仍向老师说我的爸爸是“八路”。
解放后，奶奶去世，我再问任何人，都无一人知道此事，在我心中升成疑团，而且我每问及亲朋好友不管是谁，都面呈惶恐之色。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循例又去高大妈家送“保密费”。
我哪里知道这是“保密费”，只知道高大妈很穷，住在天桥福长街三条一个大杂院里，两间低矮的破土房，进门就是一个大土炕。姨奶奶（我三姨的婆婆，是我奶奶的亲姐姐）耳聋
眼花，身体不好，成年偎在炕上，这是一个京城最贫穷的底层市民家庭。我作为一个豪门的少爷一进门自然被视为上宾，那种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因为这是我在豪门中感受不到的。在家里没人理睬我，孤寂而又压抑，这也是我每次都要争着送“保密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送钱，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白儿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我的三姨夫）反对，说要在家吃打卤面，还有好多话要说，高大妈反对，两人争执了几句，忽然高大爷激动地满脸涨得通红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道：“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愕然，这没头没脑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屋里立时静了。突然姨奶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又是沉默。高大妈不由分说，拉着我去逛天桥了。可高大爷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感到蹊跷，感到一个大大的谜团露出了端倪。
回家以后我坐立不安，忍不住跑到厨房询问在我家打了近三十年工的老保姆“当初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惊愕万状，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便躲避瘟疫一样地逃出了厨房。过了没一会儿我母亲把我叫了去，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家的情况，话锋一转问我“当初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保姆已经汇报过了，我闯了祸，我如实讲述了经过。我分明看到我母亲的眼里露出了少见的凶光，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叫我去玩吧，没事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不久，便见我母亲换了衣服，拿着手提包匆匆地出门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我十年以后才知道，但从这天起，我完全失去了送“保密费”的资格，改由保姆的儿子或我母亲自己送去。三年以后“保密费”突然终止。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夕，高大妈来了。高大妈和我母亲一见面，我母亲便述说生活之艰难、大宅门里之经济窘迫、开销之大年关不好过等等，于是高大妈几乎没说什么话便起身告辞。
我送她到门口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宝，你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先说了一通她怎么难，我知道这是堵我的嘴。宝，你去跟你妈说，这个年我过不去了，我就借四十块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去说，我等着，你知道高大妈疼你。”
我二话没说返身回屋向母亲陈述了她的话，母亲非常愤怒：早知道她来要钱的，不给！一个子儿都不给！我站着没动，母亲突然目光犀利地望着我问：“你说呢？”我说：“何必呢？她挺难的，那么大岁数开个口不容易！”母亲沉吟半晌终于拿出十块钱，“给她！这都是看你的面子！”我没有接这十块钱，我感到尴尬、难堪，我觉得拿这十块钱无法面对高大妈。
我突然转身从我的床底下拉出一个小木箱，里面是我攒的私房钱，大部分是崭新的硬币
，约四十余元，我抱着小木箱往外走。“站住！”妈妈厉声喝住我，我回头分明又看到母亲眼中露出了少有的凶光：“你干什么？”“我给她还不行吗？”“你坐下。”
母亲两眼望着窗外出神，当时我完全蒙在鼓里，后来一切都明白了再回忆当时母亲的神情和心境，真是叫人心碎。母亲终于拿出四十元钱：“给她！下不为例！”我当时只觉得母亲不尽人情，当我把钱交给高大妈时，她老泪纵横不住地说：“宝！大妈没白疼你，你救了我了……”我也不知为何竟涕泪纵横起来，此后与高家再无来往。我与母亲也有意避开高家之事不谈。
一九五九年夏，我报考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遇见了我童年时的一位邻居，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我脱口而出：“她在家呢！”他说：“那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此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位亲生的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到哪里去找。
直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前，高大妈忽然来送信儿说姨奶奶不行了，死前一定要见见我，于是我与母亲一起要了出租车来到天桥的这个大杂院。我当时已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学生，我穿了一件非常名贵的狐皮大氅。大杂院轰动了，都跑出来看我们母子俩。
一进屋，姨奶奶正趴跪在炕上用扫炕笤帚扬场似地扫炕，从炕席上涌起一片灰尘，嘴里不住地喊着：“宝啊！快来！我们家还没你们家的茅房干净呢！”我有洁癖，一见灰尘立即捂着鼻子站到门口。高大妈埋怨着：“别扫了，暴土狼烟的干什么！”姨奶奶扔了笤帚伸出两手在空中乱抓，我才发现老人家已双目失明，我忙把手递过去，她一把将我拉到怀里，紧紧搂住我，直到我走始终没有放开。我已感觉不到童年时的温馨，我浑身不自在，我觉得我的大衣上沾了灰尘，我闻到满屋子都是劣等烟草的气息。我偷偷看了一眼母亲，忽然发现她眼睛里充满了冷漠和仇视，那眼神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母亲心领神会，起身说该走了，姨奶奶像受了惊吓一样死命抱住我：“走？别走！我再见不着你了吧！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啊！死以前就见你这一回了吧，啊？……”在高大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挣脱出来。果然这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一九六四年元旦刚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终于把我卷了进去。我被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改。出身不好是我被劳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阶级成份论”十分猖獗的年代，我忽发奇想，产生了一种极其龌龊的心态，假如我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是否可以减免我的刑罚？一种卑劣的投机心理，使我完全不顾我母亲的痛苦和感受，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向我母亲发难。十二点一到先向母亲叩头辞岁，母亲给了我个红包儿，这是“压岁钱”。我不敢正视我的母亲，我难以开口，最后鼓足了勇气问我母亲：“我亲生的父母、我家的亲人还在
吗？”我母亲着实惊呆了，两眼发直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我发现母亲很快平静下来：“你不是要去理发吗？去吧，回来我再跟你说。”我是下午才从劳改农场赶回来，拿了个理发号是夜里十二点半。
理发回来已近一点，母亲在屋里等我，我再次发问，母亲却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很愤怒，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母亲忽然说：“你爸爸早死了才把你卖到郭家，你妈前两年也死了。”我追问卖身契，母亲说，你妈死了，留着没用，烧了！我完全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母亲却出奇地平静，那口气完全是像说死了一只鸡、烧了一张草纸一样。母亲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说：“知道那个高大妈是你什么人吗？”我茫然。“那是你三姨！你的亲三姨！”说毕拉开门回自己的北屋去了。我惊愕了半晌，终于趴到床上痛哭失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一早儿我高大妈便来登门拜年。我母亲脸色不好，大概和我一样彻夜未眠，不时用眼观察我，我自然不能有任何亲热表示。那局面十分尴尬。高大妈还蒙在鼓里。高大妈走时我送她到门口，突然悄悄地告诉她，叫她到儿童剧场门口等我，我有话要说，高大妈奇怪地问我什么事？我说待会儿再说。我回房故意磨蹭了一会儿，说要去王府井书店，便忙溜了出来。
走到儿童剧场，果见高大妈站在路边等我，问我何事？我开门见山便问我父母何在，她睁大了眼惊奇地说你妈在家呢，怎么问我？我说我问的是我亲生母亲。她两眼发直地望着我，掩盖不住的惊慌与疑惑，忽然说：“甭问！我也不能说，你这孩子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我咄咄逼人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她气冲冲地说：“你知道什么？”我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我三姨！”她完全傻了，突然伸着胳膊大叫：“老天爷呀！这是怎么啦，你是怎么知道的？坏啦！我的亲妈呀！”三姨自农村来京，长期混迹于底层市民，嗓门儿之大完全没有环境感，这一喊几乎惊动了半条街，无数来往行人都惊愕地驻足观看，我闹了个大红脸，忙拉着她向王府井走去。在一个珠宝店门前，我把她推到墙角毫不客气地叫她快说！
“我家人在哪儿？”
她战战兢兢地说：“你爸爸早死了，你妈还在！”
我大惊：“那为什么我母亲说她死了？”
三姨说：“记得十年前你姨夫说了句‘当初不该送你走’？你回家就跟你妈说了吧？她带着人打上门儿来了，差点儿没把我们家砸了。还有一回你亲妈来北京找你，跟你母亲碰到一块儿了，没把我吓死！后来没辙了，我就编了个瞎话，说你亲妈死了，这才叫你母亲放了心，打那以后就没再上我家来过。”
“我家还有什么人？”
“你有个大你三岁的哥，还有个妹。”
“他们在哪儿？”
我分明看见三姨的眼珠狡猾地转动了一下。
“不知道！没联系！”我郑重地向三姨说：“求您一件事，帮我找到我的家人，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三姨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大宅门》
节选——
大兰心急地向来路张望。
天意背个书包匆匆走来到兰前。
大兰：“什么事你弄得神神叨叨的？”
天意：“我想问问我爸我妈还活着吗？”
大兰大惊故意打岔：“你这孩子，你妈不在家吗？”
天意口气强硬地：“我问的是我亲妈！”
大兰无法回避了：“天意，我告诉你，甭问，我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懂吗？”
天意：“你不说我也知道。”
大兰气哼哼地：“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你又知道了你！”
天意狠狠地：“你是我二姨！”
大兰魂飞魄散地大叫：“哎呀我的妈呀！了不得啦！你怎么知道的？坏啦！”
两旁行人惊讶地驻足而望。
天意：“别喊，喊什么？”
大兰无法控制地大叫：“这是毁我呀！这是谁说的？啊？！”
天意狼狈地看了一眼周围的人，拉起大兰就走。
天意大步将大兰拉进胡同，停在一个拐角处。
大兰胆战心惊地：“妈呀，你吓死我，这要叫你妈知道，我可就全完了。”
天意：“说！我爸、我妈还活着吗？”
大兰：“天意，天意，你可别再问了，我不知道，天意……”
天意突然眼冒凶光，抓住大兰肩膀狠狠地撞在墙上。
天意凶狠地：“说！今天你不说，我就不客气，你也甭想回家！我亲爹亲妈在哪儿？”
大兰吓坏了：“你爸爸早死了。”
天意：“我妈？”
大兰：“还活着。”
天意：“那我妈为什么说她死了？！啊？”
大兰惊慌地：“那是我骗她，她整天老疑神疑鬼地找我麻烦。”
天意：“我们家还有什么人？”
大兰：“还有……还……”
天意又用力一撞：“说！”
大兰：“一姐姐，一哥哥，你姐小时也叫你妈卖了。”
天意：“我妈现在在哪儿？”
大兰两眼乱转了一下：“不知道！”
天意：“不知道？”
大兰：“她打从张家口逃回老家就断了联系！”
天意：“既然断了联系，我妈，还找你什么麻烦？”
大兰的眼珠明显地狡猾地转动了一下。
回到农场我立即向管理人员汇报了这些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情况，谁知那位黄管理员说你两岁卖给资本家，吃的是剥削饭，流的是资本家的血，长的是资本家的肉，你早已变质，出身救不了你，你是一身的反骨，只有认罪服罪脱胎换骨才是惟一出路！得！我费尽心机弄明白了身世，却并未给我带来什么好运，这是对我投机心态的一次重创。
我并未死心，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级组织都在动员资本家放弃股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堂房二哥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首先带头放弃了。我又感到立功的时刻到了，便坚决动员母亲放弃股息。母亲不从，经我苦口婆心劝告终于答应放弃一半，当我再次劝说时，母亲终于翻脸了，她感到受了巨大的污辱：“宝昌！你不就是觉着当资本家可耻吗？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你可以不认！你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若还念及母子之情，你有空儿回来看看我，你不愿意来也无所谓！”真如晴天霹雳，这不明明把我赶出家门吗！我从小就是个混不论的孽障，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前拽下一句话：“我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儿！”
“文化大革命”来也！劳改农场断绝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宣布为无期徒刑。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劳改农场散了摊子，管理人员纷纷被揪斗，我被遣送回电影学院，又被关在牛棚里一个多月。
一个极寒冷却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被叫到工宣队“反革命专案组”，竟然宣布我没事儿了；等着和毕业班同学一起下干校，我可以自由地上街、回家了。我心惊胆战地走出电影学院大门，没有听到“站住”那像吆喝牲口般的吼声。我兴奋而又凄惨地望着久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