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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上马《大宅门》，再次请侯咏合作，侯咏欣然答应，拍了三集多，由于十分“肮脏”的原因（可惜这件事又是无可奉告），《大宅门》中途夭折。四年后再次上马，侯咏由于已重任在身，不能全程兼顾，出任了《大宅门》的摄影艺术指导。他兢兢业业 ，有时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和摄制组的人同甘共苦，冒着严寒吃着盒饭不曾有过一句怨言。
不管外界如何传闻，我与 “五代”精英交谊甚厚，是交情，是友谊。我们曾一起共事，一起患难，一起搏击，一起创作。谁对谁也没什么恩，谁对谁也无恩可报。有人说是我成就了“第五代”，这十分荒唐，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帮点儿忙，也是做师兄的责任，“五代”也帮我不少的忙，难道我也要报什么恩吗？至于张艺谋、陈凯歌也说过一些话，不过是溢美之词，不能当真的，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料，我已是老牛，遇见虎知道躲着了。
“五代”的崛起自有其成因，我帮过很多人，大多业绩平平，为什么？“五代”有自身的优势：才华横溢，意志坚强，勤奋刻苦，敬业有加；他们有着顽强的创新意识和叛逆精神，具备精英的素质。不是什么人帮一下子就可以起来的，具备这样素质的人不多，帮与不帮金子总要闪光。我向他们学习的正多。
我倒是以为，从艺者，特别是年长几岁的从艺者，要经常注意知识的更新，注入新鲜的血液，吸取青年人的活力，才不至于落伍，才不至于过早地被淘汰。我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真心话。有一些话也并非表白之意，发一发十几年来心中的愤懑而已。
相识“第五代”，挺好的！
第四部分
戏迷传
说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戏迷，概念上来说就是现在的“追星族”。我们当年也不过是十四五岁，若说追星，现在的小青年比起我们当年来恐怕还差一大截子。当时还没有流行歌曲，偶有港片，也有年轻人学着唱“三棒鼓”、“三炷香”之类，但形不成气候，更多的是京剧迷。当年我们追星之痴迷、之疯狂、之惨烈，现在和年轻人说起来，都表示愕然，至于吗？京戏有什么好看的？你别踩乎我，你现在追歌星，我很理解，那些“哥呀妹呀”、“你情我爱”呀，很适合你们这种年龄人的心态，你们有了一个情感发泄的渠道，这太合理、太正
常了。而我们当年对戏的迷恋，那是因为京戏（实际上可说是戏曲）太有魅力、太有学问、太美了，你看不出来那是因为你不懂。
我一直纳闷儿，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不增加戏曲常识课？有位首长说“京剧要从娃娃抓起”，那指的是对演员的培养。我想“戏迷”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开戏曲课，叫孩子们看录相，告诉他们为什么《三岔口》两个人摸黑打架，却不把舞台灯光全关掉。告诉他们为什么《秋江》的老艄翁拿把船桨和陈妙常晃来晃去，就让你感到满台都是水，这都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孩子们求知欲强，有好奇心，你引导了，他就会去看、去学。要培养出一代代的戏迷，京剧才有观众——没有观众弘扬什么民族文化？
我从小最早接触的舞台艺术就是京剧。我家是大宅门，在北京重要的戏园子里都有我家的长年包厢，平时是空着的，只有重要演出，我们老爷子老太太才去看，那空着的时候，就成了我的世界。年龄小，看不懂戏只看个热闹，最不爱看的就是青衣咿咿呀呀没完没了，只喜欢武戏，特别是猴戏。高小以后喜欢花脸，继而老生，中学以后迷恋上花旦、青衣，不懂没关系，架不住长年熏陶、耳濡目染，不但入门儿，而且会唱了，《武家坡》、《坐宫》、《卖马》……一段儿一段儿经常被大人们点唱，后来就专门学花脸了。
我当年嗓子好唱到六半儿调，为一般戏迷既羡慕又嫉妒，于是组织业余京剧团、拜师。高中以后才品出京剧之博大精深，学问无穷，钻到里面出不来了，这是大海，一辈子也研究不透，至今也不过学点儿皮毛而已。大学以后我做了约十几万字的笔记，可惜“文革”中全遗失了。
我这个戏迷与别人还不一样，我什么都迷。除每星期至少看五场电影以外，还要看三至四场戏。
话剧，我几乎视做老本行，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最少看过三遍，多则五遍。我能把《茶馆》的整个剧本背下来，于是之、英若诚、方琯德、舒绣文、胡宗温等等都是我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形象。
芭蕾，除“芭校”、“芭团”的全部演出外，外国访问团体如“新西伯利亚”、“蓝伯特”、“松山树子”以及“乌兰诺娃”专场我无一漏过。
曲艺，我是“前门小剧场”的常客。那时还是计时收费。不但听相声，还多次上台说相声，特别是天津曲艺团，骆玉笙、花五宝，都是叫我魂牵梦绕的巨星。花五宝一曲梅花大鼓《探晴雯》叫我三日不知肉滋味。评剧，新凤霞的《无双传》，她在台上热泪盈眶，我在台
下掩泣呜咽。我从画报、报纸上剪下的新凤霞、李忆兰的照片、剧照赫然贴在我的床头。
歌剧，从初期的《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到后来的《茶花女》、《货郎与小姐》我一场没落过；李光羲、娄乾贵是我心中之偶像。当时每年都有很多外地剧团进京演出，没有两下子的敢进北京吗？
婺剧晋京，我连看了一个星期，学校的晚自习全去他妈的了。
川剧晋京，我追着一直看到他们离京，晓艇、晓舫、周企荷使我神魂颠倒。秦腔、汉剧、粤剧、越剧、高甲，真是看不过来的精彩纷呈。
扬剧晋京，使我看得目瞪口呆，回到学院向老师建议鼓动同学都去看，结果学院决定把扬剧团请进门演出了专场。一出《鸿雁传书》倾倒了全院师生。
可以说没有什么我不看的，而且看了就入迷，我属于那“全面追星”一类。
如此这般，还有时间上学吗？没有！“正经事”还干不过来呢，哪有时间上学！于是逃学、旷课、写假的假条，而且带了一帮戏迷逃学。前不久与中学几位同学聚会，他们还说：“郭宝昌！我们那会儿逃学全都是你带的！”
光看戏还问题不大，都是晚上或星期天日场，顶多晚自习不去，可要看戏，就得买票；你要买好票，就得白天提前去排队，好戏则更要提前，否则你根本买不到。
所谓“提前”这个概念不是提前一两个小时，而是十几二十小时。我最长一次排过二十八小时，从早上八点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那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揣上个干烧饼，往剧场门口售票处一坐，苦不苦？苦，可苦中有乐。
提前这么久排队买票的都是大戏迷，久而久之这些人都成了熟相知，偶尔有谁没来，大家便会关心地询问，是否有事？病了？而且还要在排队的登记名单上先给他排个号。然后坐在一起开始侃戏，梨园界的种种奇闻轶事全在这里集中，精神大会餐，名角儿们便成了大菜。谁谁创了新腔，谁谁台上出了错，谁谁排新戏了，谁谁跟谁弄了一腿正闹离婚呢。先是十几人侃，继而二三十人，最多能有六七十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侃。一般来说我是主侃，还有一位住在南池子北口的姓穆的胖女人也是主侃之一，她最舒服，一天两顿饭家里有人送。我则不行，因是旷课，根本不敢叫家里知道。其实我家是大宅门，与梨园界交往甚多，每到重要演出都有人送票来，而且家里很少有人去，这个票我是不要的，必须去忍饥挨饿地排队买票，这不贱骨头嘛！可就是为了享受那点儿苦中的乐。不是戏迷那是很难理解的，而且得迷到一定的程度。
这是一种什么程度呢？一九六一年初春，梅兰芳先生在吉祥戏院“贴”演《穆桂英挂帅》，谁也没想到这就是他生前对外公演的最后一场。我没有票，早早儿地便跑到“吉祥”门口，等退票，从东安市场门口到“吉祥”门口等退票的简直是人山人海。也怪了，这天竟然没有一个退票的。忽然看见了马连良和言慧珠过来看戏，因为都很熟，马先生叫我小弟弟，问我是否没票？我说有，他说没有就和我一起进去，我仍说有，在等个朋友。马先生进去了，我立即被等票者围了起来，说我等的那人若不来则把票让出。我忙说我没票，但没人信。
一个矮个子的东北人问那不是马连良吗？我说是，他说你没票为什么不跟他进去？我说只想过一过等退票的瘾。他仍不信，拿出了两张火车票说：“同志，我从东北来，你看，这张是来的，今天中午到北京；这张是走的，明儿一早儿的火车。这次专程来看梅先生，没想到，还没上火车的时候，北京的票就卖完了。你行行好，把票给我，我只进去看一眼，只要看见梅先生在台上一摆，我就出来把票还你，要不然我还有什么脸回东北。”言辞恳切，周围的人也都帮他说情，我说我真没有票，要不这样，只要有一张退票，不管谁拿到都让他进去看一眼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东北人很感动。
开演了，等退票的人走了不少，剩下的也还有百十来人，只要有个过路的，都会围上去问有无多余票。那个东北人焦灼不安，显然耐不住了，就跑到入口处求看门人，能否让他进去看一眼梅先生，只看一眼就出来，看门人不允，东北人说就一眼，说话算数，要不就让看门人押他进去，看一眼再押出来。这引起了所有等票人的同情，都帮他说情，看门人不耐烦了，说绝对不行，要是都进去看一眼，剧场不乱套了吗？大家立即喊道：“我们不进去，叫他进去，叫他进去！”看门人无动于衷。我愤怒了，振臂高呼：“叫他进去看一眼！”所有人全都响应，振臂高喊：“叫他进去，看一眼！”很像当时的反美示威游行，看门人吓坏了，以为要“暴动”，连忙退了进去把大门关上了。东北人垂头丧气，看来毫无希望了，这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
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匆匆走来，非常漂亮，到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下，好像找什么人没有找到，便走到一边慢慢踱起步来。我知道外国人都非常懂礼貌，戏已开演绝不会中途进场，肯定是等中途休息再进去了。她肯定有票，但没有敢上前问。我也无聊地在边上踱来踱去。旁边的一间小铺的收音机在播放裘先生的《铡美案》，我一边走一边小声地跟着唱。那女郎便不时地扭头看我一眼。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有点儿模样，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穿一件进口的日本风衣，蛮帅，也不时地回头望一眼女郎，打住——只是友好地望一望，绝无别的意思。
上半场结束了，剧场门开了，有些观众走出来透风，等退票的只剩了四五十人，只见一人手持一张戏票走出，人们立即围上去，那人却向外国女郎招招手。女郎走过去和他说了几句什么，显然那人是翻译，大概是她不看了，周围的人立即伸手抢票，我还远远地站在圈儿外，只见女郎突然回身向我招手。我受宠若惊地走上前，她向翻译示意把票给我，那翻译惊愣地望着我把票递给我，我连忙道谢，女郎摇摇手微笑着走了。所有等退票的人都羡慕地、嫉妒地、惊诧地望着我。我一回头看见了那个东北人，他正企盼地看着我，两只眼瞪得跟灯
泡似的，我立即把票给他说：“你进去吧，别看一眼，十眼八眼都行，看够了本儿再出来，这戏我看过。”只见他接过票，登时热泪滚滚，一下子跪了下去喊道：“恩人呐！”弄得我心里酸酸的，忙拉起他叫他进去了。这一动作使在场人无不感动，本来乱哄哄的，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
没一会儿只听有人叫：“同志！同志！”大家忙四下张望。吉祥戏院里面的厕所就在售票亭旁边，墙顶上有个很小的窗户，很高。只见那位东北人趴在小窗口向我招手，我忙走过去，他把手里的票扔了下来，人又消失了。他是跟着外面休息的观众乱挤进去的，那张票根本没撕。我忙走进去，他从厕所中出来又道谢，我说你没票往哪儿坐？他说剧场后面、走廊两旁都站满了人，都没票，叫我不用管他。
戏又开演了，我的座位在楼上一排正中间，真是好座儿啊！周围坐的全是外国人，那位翻译就坐在我旁边，他仍满腹狐疑地望着我问：
“你认识她？”
“不认识。”
“她为什么把票给你？”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她。”
“你是干什么的？”
“戏迷！”我十分自豪地说。
演戏中间，我看见旁边的外国人都不时低声问翻译什么，大概他不懂，总是摇头显得有些狼狈。他突然扭头向我问：“嘿，戏迷，上边儿唱的是什么？”我立即解答，他便扭头向外国人翻译，我索性把演员的表演动作、唱腔板式、龙套的调度、锣鼓的象征含意一一讲给他听，他便不停地翻译，直到终场。翻译高兴了，他说“你肯定是唱戏的，你把我救了”，周围的外国人也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我等退票的经历中最得意最好玩儿的一次。假如我从家里拿一张票或跟着马先生走进剧场，那还有什么乐儿？你说什么程度——到了这种程度那才叫真正的戏迷！其乐无穷啊！
每天早上上学前头一件事是先看刚来的报纸，如无什么可看的戏则骑车上学，若有好戏，对不起，蹬车买票去了。有时碰到先后两天的戏都在同一天卖票，那就难了。有一次正赶上首都剧场是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团的《唐·吉诃德》，而人民剧场则是俞振飞、言慧珠的《奇双会》，上哪儿？夜里十二点我先奔了人民剧场，已是人头攒动，排了一会儿队心里不踏实，终于当场五元钱雇了一个人帮我买，我又蹬车去了百货大楼。真奇怪，在首都剧场演却在百货大楼卖票。到了王府井已是夜里两点，队已经排得很长。第二天中午总算买到了，这样，两边儿都没耽误。
最惊险和好玩儿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演员阵容一个不落地囊括了在京的全部大腕儿，那还了得，整个儿北京炸了窝了。可奇怪的是报纸上就是不登在哪个剧场演和哪天卖票。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怕出事。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帮戏迷哥们儿急得直尥蹦儿。第二天肯定卖票，否则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约有二十人吧，决定夜里分兵一半儿守在报社门口，另一半儿分守在十个剧场门口；报纸一出门儿，看准了地方，立即分头通知各处哥们儿到卖票的地方集中，跑不出这十个剧场。至少我
们有一个人先守在那儿了，就好做手脚了。我是守在长安戏院的。
大约清晨四点钟左右吧，一哥们儿蹬车飞快而来，大叫：“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快我们的人在天安门前集中了。排队的已有上百人了，我们立即登记造册。我拿个本子逐个儿写上姓名，而且每隔十人便留一个空号，以备我们再有人来，没人来也可以重复买票，买得多就可以拿两张次票换一张好座位的票。每半小时点一次名，一次不到则除名。我只管前一百名，后边的人让别人张罗去了。上午十点来了很多警察，站成两排把买票的人夹在中间。十二点卖票了，一反惯例，不许挑座，每人两张，把钱扔进去，两张票扔出来，走人！
演出当晚，中山公园从里到外人满为患，拿着票往里走那真是威风啊，无数冒着火的眼睛盯着你呢！有倒黑票卖高价的，懂行的看准一个人捅一下，相跟着走到僻静处安全交易。有不懂行的，刚喊出俩字“谁要……”立即有七八十人拥上，如打群架一般乌烟瘴气，地覆天翻，最后根本不知道票上哪儿去了。等人散开，再看那卖票的，毛发直立，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衣衫破烂，还丢了一只鞋。这是我见到的最悲壮的抢退票场面。我的座位在十排中间儿，我拿两张票想换个前排的，居然谁都没有。进了剧场才明白，前九排根本没卖。朱德、周恩来……大概除了毛泽东，中央首长全来了，简直能开党代会了。
买票当然是乐儿，真正的享受还是看戏。还没走进剧场呢，先听见里边儿锣鼓响了，立即顺着尾巴根往上长气，腰也直了，胸也挺了，这一天又不白活了！听戏最过瘾的是叫“好”，这是在戏院里可以和台上演员直接交流的机会。看电影行吗？你叫“好”，演员也不知道啊。喊“好”，学问大了，“好”字一出得兜足了底气，干脆果断，恰到好处；早了不行，晚了把后边的戏搅了；“好”字得叫得台上的角儿听得见。听戏的一听你叫“好”，就知道你是内行还是外行！喊的不是地方，观众会嘲笑你、瞪你。弄不好还得叉架。
当时我们一帮小哥们儿正在捧马长礼（即后来样板戏《沙家浜》中演刁德一的演员），有一天在北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