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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特别是在A．H．列昂节夫、Л．B．赞科夫、Г．С．科斯丘克的学术著作中，已经对有关思想和思维的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做了极精辟的论述。我深深地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而同时始终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一个人民教师。我，还有许多教师都觉得，怎样把科学的原理变成我们的创造性劳动的活的经验，这是一个科学跟实践相结合的极其复杂的领域。科学家所做出的发现，当它活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不断地激发着新的思想和情感的产生的时候，它在一个教师的面前就成为一项复杂的任务，这项任务可以用许多方法来解决，而教师的创造性劳动正在于选择方法，把理论性的原理实际体现到人们的活生生的思想和情感中去。
校长、副校长、课外活动的负责人，都应当成为教育科学跟教育实践之间的中介者。他们不仅应当宣传和把科学知识推广到实际工作中去，而且要用自己的创造性的意图和思想把全体教师组织和联合起来。
我向教师们介绍了我研究词的教学和发展儿童言语的工作情况，我觉得这好像是把一颗灵感的火星传给了他们。同事们对于所谓“到活的思维的源泉那儿去旅行”的做法很感兴趣，他们也开始带领孩子们去参观旅行了。在小学各年级，词的教学跟儿童的观察和积极活动融合起来了。 逐渐地，词和思维相统一的思想被全体教师接受了。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经常谈论这件吸引人心的事。我们的谈话是友好的，同志式的。我们也激烈地争论，而在争论中逐渐地辨明真理。当然，这些真理在教育学上早就是已知的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真正的发现，是我们的发现。词——这是极其重要的教育手段，它是任何别的东西不可取代的。自然界——这是思维的取之不竭的泉源，是发展智力的学校。不要消极的感动，而要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积极而有效的认识，——只有在这个非常精细的活动领域里，才能找到智力丰富和智力发展的取之不竭的泉源。
这些真理逐步地变成了全体教师的教育信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小学各年级的所有教师，都有了写小作文的本子。我们开始分析儿童在各个季节里到自然界去参观（譬如春、夏、秋、冬到果园里去参观）时，他们能够掌握哪些词汇。我们把可以在观察过程中引进儿童的积极词汇的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都写出来。然后教师们再向大家介绍自己进行有趣的试验的情况。这些介绍使大家感到激动，我们都受到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探索的鼓舞。
深入探索儿童思维奥秘的活动（可以这样来称呼我们的探索和发现），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了。通过集体的工作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已经成为可能。到现在，我们进行这种有意义的集体劳动，已经有15年以上了。曾经一度在教师集体中存在的因循守旧的情况没有了，大家都对自己的工作发生了兴趣。现在我们在研究一个新的问题：思维和情感的问题。我们越来越深入地从教学论方面钻研课的细节，我们在研究各个教学阶段上的思维方式。
92、我的简单经历、在职进修和我们办学的一些成绩
学校工作，教育儿童成了我的天职。起初我在小学里工作，当了两年小学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后来我考进师范学院，通过函授学习了3年，又在面授站学习了1年。这时候我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学校工作是最有意义，最令人向往的工作。
热爱儿童，这不是在任何学校里，从任何的书本中所能学到的。这种能力是在人参加社会生活，与别人发生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教师的日常工作——每天跟儿童交往，则能够加深对人的爱和对人的信心。对教育活动的志趣，是在学校里、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我怀着亲切的心情怀念我在那里毕业的波尔塔瓦师范学院，怀念给我们讲授教育学、文学、历史的教员们。在那里，教育学不是讲些枯燥的结论，而是生动活泼地谈论教育的艺术，探讨影响学生的意识和情感的方法。在这里教会了我热爱语言。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当时是怎样写关于晚霞、关于正月的暴风雪的作文的……
我在语言文学系毕业后，怀着激动的心情踏进中学的校门。我教的是高年级学生，而同时我感到离开年幼的儿童就无法生活，于是我担任了一个少先中队的辅导员，帮助总辅导员工作，带领孩子们去远足旅行。
现在，当我思考着教师的工作时，得出一条结论：只有你自己依恋孩子们，离开他们就感到无法生活，只有在跟他们的接触中你才能找到幸福和欢乐的时候，孩子们才会依恋你。当然，在刚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初几年里，我并没有想过这条规律性，我只是喜欢孩子而已。当学年结束后，我跟孩子们一起去远足旅行，——到田野里去，树林里去，河岸上去。对我来说，跟孩子们在南方的灿烂的星光下过夜，煮粥吃，讲述神话故事和一些书的内容，确是一种幸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孩子们才满意地背负着沉重的背包，在炙热的阳光下行军。
当我被任命为校长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有了可能跟全体教师一起实现我的教育信念，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成了我的学生了。这是伟大卫国战争前夕的事，当时我有5年当教师的工作经验，而向前看，我的终生都是跟儿童不可分离的了。
当时的（战前年代的）苏联学校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在我们祖国的命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战前年代里，我们学校的每一个班级都有一块园地，学生们在那里培育果树的幼苗；少年技术员和设计师在教学工厂和操作室里劳动；到了暑假，高年级学生就顶替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的工作。我们学校在战前六届毕业生147名男女青年中，有42人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阵亡。
战争一开始，我就到了前线，参加了斯摩棱斯克方面、莫斯科近郊和加里宁斯克前线的战斗。1942年，我在尔热夫附近受重伤，在乌德穆尔齐亚的一个小村子乌瓦的野战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当我出院的时候，我被作为残废军人复员了，于是我担任了乌瓦中学的校长。那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但是那一年半的学校工作还是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当我们的村子刚刚解放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家乡的学校。德国侵略者在这里占领了29个月，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迹。我们在战前曾经那么爱护地所创造的一切——实验室、图书馆、宝贵的果园，都被毁坏了，甚至课桌都被烧光了。我和教师、高年级学生们一起，花费了巨大的劳动，修建教室和实验室准备上课，调查登记所有的学龄儿童。
在我们国家里，对科学、知识、学习和教育的热爱风气，是由整个社会生活的制度造成的，而培养儿童的学习愿望则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有赖于教师。掌握知识应当给儿童以欢乐和充实的精神生活。滋养儿童对知识的热爱的第一个源泉，就是教师，首先是校长的高度的智力素养。不具备教学计划里所列的各门学科的知识，就没有可能领导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从我担任校长工作的最初几天起，我就开始学习物理、数学、化学、地理、生物、历史，我用了3年时间，自修完了学校所有学科的教科书和主要的教学法参考书。我在数学上花了特别大的功夫：我把学校教科书里的全部习题都解答出来，还从补充习题集里演算了许多题目。渐渐地，在我的练习本里，把各种习题按章节和课题分别写出，直到现在，每一个练习本里每年还补充进去新做的习题。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就是要不断注视跟学校教学大纲有关的那些科学的最新成就和进展。特别重要的是要了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电子学的新成就。在我的实验室里（我给自己的工作室起了这个名称），放着一堆堆的笔记本（每一门科学或者一个科学问题分别使用一个笔记本），里面都有几千条从杂志里摘录的材料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资料。我的这些兴趣和爱好，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教师间接地传给了我们的学生。
例如，我有一阵迷住了研究土壤里的生化过程。国内外在这方面进行的试验，为提高农作物的收成开辟了极其广阔的远景。我经常跟几位爱好植物栽培和园艺的教师谈论这个有趣的问题。渐渐地，生物教师和几位低年级教师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又给孩子们讲述土壤生活的诱人情景，讲述那些在土壤里帮助制造养料的奇特的微生物的情况。这个问题吸引了孩子们，他们在生物室、绿色实验室、教学实验园地和温室里搞起了各种试验。对校长来说，这又是跟学生进行精神交往的一个领域，又是通往最难教育的学生的心灵的一条途径。
我带着强烈的兴趣阅读遗传学、自动学、电子学、天文学方面的科学著作。物理教师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本新书能够逃脱我们的注视。我跟物理教师的每一次谈话，都要出点什么新的主意，订个什么新的计划。我喜欢到操作室、专业教室里去，那里是少年自动化和无线电子学爱好者小组、少年电工和无线电工小组、少年天文学家小组活动的地方。我跟孩子们一样怀着浓厚的兴趣装配仪器和模型，装备我们的听音室。我跟学生们一起建造气象站和儿童天文台，跟他们一起怀着激动的心情观察行星和星系，幻想那些遥远的世界。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盼望着土壤在春天的苏醒、树汁在春天的流动，盼望着长出第一批绿叶和开出第一批花朵。在我们的学校果园里和教学实验园地上，进行着许多试验，培育着几十个品种的谷类作物、技术作物和果树。在春、夏、秋三季，我们有好几个少年植物考察队要出发到野外去。我们挑选小麦和其他谷物的耐旱的穗子进行育种，收集土壤标本，寻找能够提高土壤肥沃性的新的（也许是科学上至今还未知的）有益的微生物。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在我们的温室和柠檬苗圃里，芬芳的鲜花仍在开放，金黄色的柠檬正在成熟。这些鲜花盛开的角落，吸引着那些应当用劳动的美来引起他们的兴趣的学生。
我是文学教师，我承认我热爱自己的学科。我的文学教学体系的基础，就是要学生学会阅读、理解和感受文学原著。在我们学校里，我们认为文学教学取得成效的决定性条件，就是要热爱语言，感受语言的美。全体教师都在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水平。文理不通、言语不清和表达笨拙，在我们这里就会被人看做是无知。“你要正确地遣词造句：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意思，不会挑选需要的词就等于在图画课上用钉子代替削尖的铅笔。”——在教员休息室里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经常写着这一类的话，张贴一些发展言语的材料（好的课堂记录，剪报等）。
我有一个丰富的藏书室，我只选购那些有重大艺术价值的作品。我想让这个藏书室成为审美修养的标准。教师、学生、家长都到我这里来借书。跟读者的每一次见面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彼此交谈起来，我从这些谈话中了解到许多有趣的生活故事，借以扩充我的教育学眼界。
照料一棵结满果实的葡萄树，朗读几首写人状物的抒情诗，也都给我以巨大的享受。我也写作，不过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教会我的学生使用语言。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这些年份里，我写了1000多篇小作文，这些小作文有的是描写自然现象的，有的是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体验的。 我把自己写的小作文和短诗读给学生们听。我喜欢跟他们交流关于周围世界（自然界、人）的思想和印象。我看到，当儿童从作文里和短诗里发现了他们也曾有过这种体验的东西时，这样的作文和短诗就使他们特别激动。当我的作文或短诗触动了儿童的心弦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努力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对词的感觉、想用词来表达人的最细腻的内心活动的要求，这正是一个人的真正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
对于语言教学，我不能设想它没有到家乡各处去旅行和参观，没有对自然景色的观察，没有用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河岸边，在田野里，在夜间的篝火旁，以及在淅沥的秋雨声中坐在帐篷下的时候，我教给儿童怎样说出关于他们周围的事物的思想。使我高兴的是，我对语言的热爱传给了孩子们，占据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他们感受到了词的美丽、清香和细腻的色彩，他们也写起关于自然界的小故事，作起短诗来了。
当你看到，到处都有你的学生——有在你身旁的，有在学校工作的，有在医院工作的，有参加集体农庄生产的，你会感到高兴。我们的10个毕业生，在读完高等学校以后，又回到母校来工作。当地医院里有3个医生是我校过去的学生。还有我们“共产国际集体农庄”的总农艺师，区农业管理处的总工程师，荣获“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称号的生产队的队长，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来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村的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从1949年到1965年，这个村子有611人受完了中等教育，他们当中已经受完高等教育的有242人，正在高等学校里学习的有143 人。我们村子约有居民6，000人，但是其中出了工程师84人，医生41人，农艺师38人，教师49人，其他专家30人。在革命前，这个村子从1867年到1917年的50年间，只有7人受过中等教育，1人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高兴地看到，个别家庭里，一家就出了好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粮食收购站的一个工人家庭里，四个儿子都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后来又都上了大学，都当了工程师。一个普通的农庄庄员，大女儿是医生，二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工程师。这样的家庭我可以指出几十个。对于我们这些人民教师来说，共产主义建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在培育、教养和把他们领进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93、关于和谐的教育的一些想法
在某一个学校里，八年级学生米哈伊尔成了使全体教师感到担忧和头疼的人物。他是母亲的独生儿子，高高的、匀称的身材，长着一双蓝眼睛。他像水银一样好动，眼光里总是带着嘲笑的、乐观的意味……啊，就是这一双好奇的、故作天真的、不信任别人的、顽皮的眼睛，常常把教师们惹得大发雷霆。早在五年级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大名在外”了，都说他是一个没法改正的、无可救药的而且是狡猾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懒汉和游手好闲者。他被勉强地“连拖带拉地”跟班升上来，但仍不免留过一次级。这孩子长成了少年，又长成了青年……
离八年级结业还剩下3个月，米哈伊尔跟母亲一起来找校长。米哈伊尔显得特别沮丧，一语不发，而母亲央求说：“请准许他不要再继续上学了，我想给他随便找个什么工作去做……”
米哈伊尔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作文。小伙子跟语文老师尼娜·彼特罗芙娜之间发生了一场难解难分的冲突。在他看来，作文真是一种高不可攀的智慧的顶峰。女教师在教室日志里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打上“两分”。于是，米哈伊尔他就不再交作文了。在尼娜·彼特罗芙娜的课堂上，他开始“搞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女教师气得面孔发白，在课间休息时回到教员休息室，双手颤抖着。同事们都愤慨地说：这究竟要容忍到什么时候才算完结？当知道米哈伊尔要离校参加工作的消息后，同志们都向尼娜·彼特罗芙娜表示祝贺……
由于工作繁忙和要操心的事很多，也就没有时间再想到米哈伊尔了。有一天，尼娜·彼特罗芙娜的电视机出了毛病。她打电话给新近在区中心开设的电视机修理部，请他们派一位手艺高的师傅来修理。她还再三叮咛说，不要随便派一个马马虎虎能应付的修理匠，而要派真正顶用的老师傅，电视机已经修过3次了，还是不好用……修理部回答说：一定派一位真正顶用的师傅来，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手艺高超的师傅。
尼娜·彼特罗芙娜刚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听见敲门声。站在她面前的正是米哈伊尔。他穿着一身朴素的但是非常好看的工作服，手里提一只小箱子。尼娜·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