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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被通知回了公司。蓝经理对我简单地考核了一番仍不信任似的让我暂且坐在一个办公桌旁。两天后，他扔给我一批加工2000件女睡衣的订单，并让我到厂子里跟单。工作虽然繁琐复杂，但我干得一丝不苟。
有一天傍晚，蓝经理请客吃大排档。晚上9点多钟，酒足饭饱后雨仍没有停，我们钻出饭店就一路狂奔。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几个朝宿舍的方向跑去了，我却一个人拐向公司，因为我突然想起公司样品室的窗户好像没关。等我收拾好淋湿的几件样品关好窗户走出大门时，远远地，我看见蓝经理站在门外。我跑过去，他微笑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他就那样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对总经理说的那番话并非浮夸之辞。一个比别人多走一段路的人，一个注重行动的人，是一个离成功最近的人。好好干吧，小伙子。”望着蓝经理，我使劲地点点头。我很欣慰，付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
接下来的日子，在蓝经理的帮助下，我的业务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期间，章浩仍在厂子里“实习”，孙则因“无所事事”而自动“走路”了。
有时，去工厂办事，碰见章浩时，他总是以惊羡的口气说：“真佩服你那两下子……”我回答道：“其实，我就会‘一下子’而已，那就是我比别人多走了一段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我的话。
欣赏自己
我进这家报社以前有一个小插曲，正是这个小插曲，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刚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去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心情颓废到了极点。在我租住的四合院里有一个捡破烂的中年人，很憨厚的那种，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但腰杆却永远挺得直如笔管。
那时候我的小文章开始见诸于全国各大报刊，这是唯一让我骄傲的资本，但那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却时时困扰着我。我无人诉说，唯有那个中年人碰面时冲我点点头。
后来，我失业了。两个月，我闭门不出。
有一天黄昏，那个中年人家来了一位客人，其实也是一个捡破烂的，正好碰见我，竟握着我的手，一口一个“宋记者”，说尽了感激之话。
我被他搞得一头雾水，不知该答应还是不答应。
最后，我说，我姓潘，不姓宋，而且我不是什么记者。
终于他信了，却说：“你们长得太像了，他就在你们这一带租房住，很年轻，心眼却出奇地好。有一次，我们家乡一个捡破烂的被车撞伤了无处讨公道，多亏他一连几天明察暗访给我们写了一篇报道，这才引起了上面的重视……”
看我手里拿着一本书，说：“你也会像他一样有出息的。”
也许没有人会相信，这个陌生人轻描淡写的几句话竟在我心中掀起了波澜。于是我不再怨天尤人，笔耕不辍。半年后，我凭着绝对优势进了这家报社。
现在我已是这家报社最出色的记者之一。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报社根本没有一个姓“宋”的记者，但这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一种生存方式——欣赏自己。
螺母与废铁
临下班时，一个女孩找到我，说机器上的一个螺母掉了。我漫不经心地拿着扳手、钳子和一大铁盒新旧不一、型号各异的螺母去了那个女孩操纵的机器旁。
刚欲动手，车间下班的铃声骤响。由于机器没有什么别的毛病，只是换一个螺母而已，我不想为了换一个螺母而把手弄得脏兮兮，所以我收拾好工具准备下班。
我打算明天上班时把它换上。
第二天刚上班，车间主管找到我，高声数落我最近种种松懈的表现，我不想争辩什么。工厂忽视了我这样的人才，是它的一大损失，那时我一直这样认为。
走出主管室，我看见那个女孩的机器旁边正站着一个矮瘦的男人，我一惊，是那个台湾老板。女孩在一边偷偷抹泪。
“你必须在一分钟内让机器恢复运作。”老板盛怒地对我嚷道。
拿来螺母盒和扳手，我想一分钟之内换一个螺母还不是小菜一碟。
却不料，一盆子的螺母竟没有一个与螺钉的尺寸、型号搭配得当的，我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之中。最后老板一字一顿地说：“对于这台机器而言，那个与螺钉吻合的，才叫螺母，而你盒子里全是一块一块的废铁。工厂就好比这台机器，工人就好比一个简单而不可或缺的螺母。”
其实，没有人能忽略你——只要你用行动去证明，你是一个叫“螺母”的铁，而不是一个叫“废铁”的螺母。
会飞的猪
有一只生活在山谷里的小猪，面对四周侧立千尺的大山，总想知道山那边是什么，于是它问飞过头顶的小鸟，问吹过脸旁的风，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等你长了翅膀飞过山那边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故事到这儿就完了，后来呢？没有人知道，至少被“涛之声”广告公司同时录用的几个人中，没有知道的。这个故事，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安总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我一直搞不明白，安总讲这个故事是何用意，和我一同应聘进来的死党阿良就敲我的脑袋说：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一头猪。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涛之声”在这座海滨城市的广告界中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从文化路这头，到那头，10公里。夜幕降临，次第亮起的灯箱上，你除了“涛之声”3个字，绝对看不到其他公司的名字。灯箱设计也别具一格，是立体动感的惊涛拍岸的画面，走近细听，涛声入耳，煞是壮观。能来这家广告公司，我感到很自豪。
我和阿良是学设计的，但每天仍和其他同事一起为广告而四处奔走。安总曾说：那个口口声声说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家伙来了，拉不成广告也得另谋高就。这就是涛之声的用人之策，连广告都拉不来，还做什么广告人。
两个月后，我们业务四部在全公司八个业务部室中排了倒数第二。安总为此开了一个专题会议，会议倒是很有趣，安总没有大动肝火，相反地，他笑嘻嘻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下个月，咱们争取拿个第一。我们悬在半空的心这才落了下来，可还没放安稳，他又说了第二句话：倒数第一。
真佩服安总，不多一语，不着一迹，却让我们感到芒刺在背。开完会的第二天下午，我回办公室，安总一人在。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公司总经理章总径直进了我们办公室，对着安总一通歇斯底里的责骂：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给迪迪乐园的广告报价那么高，而且巨幅广告牌还计划设在郊区山跟前，明白人都看得出那个牌子的设立是在浪费客户的钱……
偷偷瞥了安总一眼，平常那么成竹在胸左右逢源的人竟也无措起来。没等安总作任何解释，章总气急败坏甩手而去，丢下一句：谁拉的广告让他立刻来我办公室做个交代，简直是胡闹，业务额没完成也不能狗急跳墙。
安总掏出烟，默默点上。听说，其他部室几个业绩不错的同事对安总的位置虎视眈眈了很久，加上安总的业绩相比其他几个部室经理有些差强人意。刚刚投资在郊区兴建的迪迪乐园是一个大客户，安总在投资商有投资意向前半年就四处奔走，可能那是他孤注一掷的赌注。
看看安总皱成地垄的眉，我站起来了，主动请缨：让我去吧。他自然于心不忍。我去，以小卒对“敌”，保住“主帅”，这样“主帅”才有力保“小卒”的资格。我把这一想法说给安总听，他没有劝阻。
被章总训得狗血喷头，安总适时地“挺身而出”说我刚出道，以为捞到了“肥肉”，太心急了。最后章总下了最后通牒，马上去迪迪乐园，不管用什么方法，拉回客户就既往不咎。
末了，他又命令司机立刻带我过去。天啊，我对迪迪乐园广告业务一无所知，这不是赶鸭子上架，自寻死路吗？
心虽忐忑，步子还是迈得坚定。
见了迪迪乐园的孙总，他大手一挥下了逐客令。脑袋上淌出了汗珠，但我仍寸步不让：孙总，广告价格还有商量的余地，之所以报价不菲，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方式出乎您的所料……还没有说完，他就生硬地打断我：是出乎我的所料，把广告牌从市繁华区挪到郊区山跟前，你们节约了投入，可我还要支付更昂贵的广告费，当我是3岁小孩吗？
我语塞。突然想到来“涛之声”报到当天安总讲的那个故事，再联想到迪迪乐园选址在郊区那座山外，一个大胆的计划应运而生。我微笑着对孙总说：我们是这样策划的，从市里繁华路段开始的灯箱，广告画面设计成各式各样憨憨可爱的奔跑的小猪。当然，孩子们喜欢的小动物还有很多，但小猪做主角，正是我们有创意的表现。因为，各种奔跑的小猪一路“跑”到郊区的山前，这时巨幅广告牌凌空而起——画面是一座看似高不可攀的大山，山前，一只长了翅膀的小猪飞了起来，要飞过山那边去的样子，用一句话做旁白：山那边是什么呢？
孙总怔了片刻，随之笑声朗朗，我知道我成功了。
在安总随之召开的表彰大会上，他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会飞的小猪的。
其实，在社会上我们总要面对一个个像山一样的困难，我们就好像是笨笨的小猪，如果没有一双翅膀，那就从现在开始面对山，要么把山推倒，要么用步子跨过去。
喊错的名字
有一天，我突然对按部就班的工作厌倦了，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广州的繁华与残酷一样地令人瞠目结舌。一周之后，我追寻的那个梦想开始一点一点地凋零。一半是理想的火焰，一半是现实的海水，我茫然四顾，举手无措。
幸好，命运在不轻易青睐一个人的同时，也不忘给落水者一根稻草。而我手中的“稻草”就是我行囊中保存完好的那摞文学作品。这样，在几乎走投无路之际，我被一家规模不算大的报社录用了。
我先被安排做校对工作。虽然这工作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繁琐复杂可我完成得还是一丝不苟。
报社总编是一个50多岁的人，我见过他一面，但不知他姓啥名谁。想向别人打听，但初来乍到，且报社里每个人都是板着脸孔一副严肃状，只好作罢。只偶尔一次，在走廊里，我听见一位记者喊他“于总”。
而我和于总面对面地讲话却是在我上班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当时我正在校对一则有关医院安置起搏器的广告。本来，这则广告没有出现什么文字问题，但我留意到这则广告在介绍起搏器的安置过程中有一个程序颠倒了。我也是有个大略的印象而已。我便找主管，主管没好气地对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只管校对就行了。”我有些生气，便理直气壮地回道：“这关系到医院的名誉，也关系我们报社的声誉，怎么与我无关。再说你只要找广告承揽人向医院核实一下，也很简单的嘛。”面对我的“嚣张”，主管显然也是始料不及，脸色铁青：“你爱管闲事，去找总编好了。”顿了顿，他一副冷傲又不屑一顾地嘲笑我说：“不过是个打工仔，你以为你是谁？”
我的气顿时不打一处出。打工仔怎么了，打工仔就没有认真做好工作的权力了吗？一气之下，我摔门而去，径直走到总编办公室。说心里话，举起手敲门时，我还真有些胆怯，毕竟我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我不能让这个错误发生，哪怕我是多管闲事小题大做。
“于总——”我支支吾吾。“有事吗？”他抬起头温和地问道。我便简单地阐明来意，末了，我还一再声明，我也不确定那个程序的对与错。
当天下午，于总找我。我胆战心惊地进了他的办公室。事情没有我想像的那么糟糕。原来，一切正如我所预料的。于总对我大加褒奖了一番，又告诉我那家医院本来做完这笔广告业务之后就没有再在我们报社做下去的打算，因为我的认真与敬业避免了医院的损失，他们这才把来年的广告仍交托给我们。
最后，总编拍着我的肩头说：“年轻人，你做得好，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干一行就要尊重这一行，尊重你的职业，就是尊重你自己。”那一刻，总编善解人意的一席话让我心中所有的委屈与懊恼顿时烟消云散，因为我得到了尊重。
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总编笑着对我说：“我想告诉你一声，下次把我的姓氏给校对一下，我不姓于，姓徐。”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两次对话中，我一直“于总于总”地叫个不停，原来——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喊错我的名字不要紧，别认错了自己的责任心才是最重要的。”多年来，徐总意味深长的话仍在我心中萦绕，我知道，那个喊错的名字，叫尊重。
与气候较真
装着一支笔，跟随自己多年的一支极普通的笔——曾经，用它写过许多文章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过——虔诚地去面试，那家杂志社却毫不留情地拒她于门外。理由很简单，她不会用电脑。
从那家杂志社出来后，她就随便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大酒店里做迎宾小姐，赚很少的钱。第二个月开始，钱有剩余，她报名进了一家电脑学校。两个月的学习，她不但可以熟练地打字，还掌握了许多电脑知识。于是，她开始再找机会。
那是一座干燥的城市，住惯了四季湿润的海滨城市的她有些不适应。偶尔她会想，放弃家乡舒适的工作环境，是不是错了？第二天，她依旧信心十足地走进一家一家报社、杂志社。如今她的口袋里没有那支有些秃的钢笔了，可是希望就如同乌云遮住的星光，她看不到。
半个月的奔走，她的信心被一点一点地磨掉；由于气候的干燥，她的鼻子开始出血了；想打电话回家对着妈妈哭诉，接通了，却问：家里还好吗？不等妈妈说什么，她就说我很好。挂了电话，泪就不听话地流了一脸。她觉得自从离开家后，事事不如意，就连气候也跟她作对。空气干燥，她的皮肤在几个月里像失去水分似的，不再光鲜；口腔溃疡的老毛病一犯再犯，如今鼻子还时常会流血。她希望老天给她一点希望，哪怕把空气变得潮湿一些也好。
她只是一百个一千个为了梦想跋涉在路上的普通女孩，她开始经历的也是一千个一万个被一点点现实比如气候百般为难的平凡女孩。我不给你讲她之后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只是想把这最真实最让人熟悉的经历展现给你，然后告诉你，直到两年后，她终于去了一家报社，四年后她升为编辑主任，八年后，又做了报社副总编。
有人认为，她这么年轻就做了报社副总编，最初的奋斗一定充满智慧之光。在别人想知道她是靠的什么来汲取那些智慧时，她只说，如果非要说智慧的话，那么我的智慧就是，与气候较真，我们可以将干燥的空气变得湿润起来，或者流泪，或者流汗，选择权在自己手上。
最后一堂课
直到今天，回想起那一段经历，我仍心存余悸。
那时候，她教古汉语，那是我们中文系一门很枯燥的科目。因而几堂课下来，我就在感觉索然无味之后，开始赶写自己的稿子。
一次，她突然叫我起来，提了几个很费解的问题，在我一段很久的沉默后，她铁青着脸说：“潘同学，请你到讲台边上站着听课。”几个同学露出幸灾乐祸的“笑脸”，我感到莫大的耻辱。
我抬起脸，硬邦邦地说：“请问老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有！”她的脸更红了，一字一句地说：“那就是，你走出教室，这学期我的课你不用上了。”
那几张“笑脸”不见了，他们一定也开始为我担忧。在他们的注视下，我不假思索地推门而去。
转眼半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常在自责与不安中度过，心里再也没有那份骄傲与不羁了。
只剩下最后一堂课了。那天，我早早地进了教室，心里是一片波动不止的湖。
她走上讲台，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显得有些苍白，我为自己当初的冲动而后悔不迭。她环视教室，就在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匆匆相对的那一刻，我看见她黯淡的眼神有一丝光亮，而且脸上悄悄地绽开了一朵微笑，只有我能看见。
那一堂课，她讲得很生动，我也听得很专注。
就在离下课只有十分钟时，她说：“同学们，剩下的十分钟可不可以给我？”同学们都不解地看着她。
“半年前我让潘炫同学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她开门见山的表白让我无所适从，“半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一份歉意中度过，看着他空空的座位，我常常自责。请同学们原谅，因为我的错，更因为我不敢承担自己错误的后果，一再地推卸责任。感谢潘炫同学这节课能来，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而我呢？我又何尝不是在自傲与任性中一再地推卸我的责任。我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