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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不免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身上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自己是“班长”，有责任好好帮助他。他语重心长地说：“子凡呀，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好站在落后群众一边想问题，而且任性，固执。看问题要看主流，学习上级文件也要吃透主要精神，不能断章取义。你好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喝过几年墨水，肚里有点学问，就提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
杨旭说得语重心长，诚诚恳恳。鲁子凡在认真思考着。
杨旭进一步强调说：“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也不能浮皮潦草地就事论事地检讨。要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挖根源。不然的话，就找不到病根儿。”
别管怎么说，承认与检讨错误，是一件痛苦的事。鲁子凡的思想是矛盾的。有时觉得自己做得对，用文件一对照又觉得错了，常常陷于矛盾之中。
这天晚上组织与会人员看电影。他没心思消遣，也就没去。想学习，心里乱糟糟的。于是，就去城关中学找妻子张习之。他来县城开会虽然两天了，由于会上纪律严格，有时晚上也安排讨论，就没顾上去看她。两口子一个多月没在一块儿了，吃过晚饭就去了。
张习之知道鲁子凡在县里开会，报到的那天晚上就等着他，同屋的苗老师也搬走了。等到半夜他也没来。她想，会上第一天事情多，可能抽不出时间来。第二天又等，还是没来。张习之沉不住气了，就去向校长打听这次会议的内容。校长说：“这次会议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整顿思想，开得非常紧张。”张习之也就没了什么非分之想。这天晚上，她与苗老师正在批改学生作业，听有人敲门，心里一动。开门一看，果然是他，不由地一阵惊喜：“你们开会不是挺忙吗？今天怎么有空了？”
苗老师见张老师的爱人来了，就说：“哎呀，鲁区长，这几天张老师光念叨你呢，我给你们腾地方。”说着，就赶紧收拾东西。
鲁子凡不好意思地说：“苗老师，我这一来，又该叫你打游击了。”
苗老师笑笑说：“我那位来了，张老师也打游击呀。”说着，匆匆走了。
鲁子凡问习之：“歌今好吗？”
歌今是他们的宝贝女儿，三岁多了。由于工作忙，鲁子凡很少来看她，他真想孩子了。
“上幼儿园了，晚上不回来。”张习之说，“幼儿园伙食不错，比过去胖了。”
鲁子凡并没有因女儿胖了，表现出高兴。那张胡子拉茬的脸上写满愁容。张习之关切地问，“闹病了？”
“没有。”
“你脸色不好。”
“工作太忙了。”
“都说你是个工作狂，可要注意身体呀！”
鲁子凡笑笑说：“基层工作不比县里有时有晌，有时任务一紧，就不分什么黑价白日了。还经常遇上一些挠头的事，想歇也歇不了。”
“不行就调上来。”习之说，“县农林局长不是叫你来跟他搭伙吗？”
“在下边成天忙忙活活，倒挺充实。上来了，还不一定习惯哩。”
两口子说了一会儿话，习之发现鲁子凡情绪不好，便问：“碰上什么烦事了？”
鲁子凡本来不想跟她说什么，可她一个劲儿地问，就把区里近来发生的一些问题和这次会的内容说了。习之叹口气说：“你办事太认真，又好坚持自己的意见。最近，跟老杨的关系怎么样？”
“老杨就是好大喜功。我不图什么名利，倒没有什么大矛盾。”
张习之从老鲁的口气里听出些问题。关切地问：“你俩闹意见了？”
“也说不上闹意见，就是在一些事上看法不一致。”
“这是何苦呢！”张习之抱怨说，“老杨是书记，他说咋办就咋办呗！”
“我要对群众负责。”老鲁心情沉重地说，“下面明明问题不少，能说形势大好吗？”
“你这脾气不改，非吃大亏不行。”习之规劝说，“看风使舵的人多会儿也沾光，你得学滑点儿。”
“我学不来那一套。”鲁子凡倔倔地说，“我是党员干部，说话办事要讲良心，不能对不起老百姓。”
张习之试探地问：“听说这次会来头不小？”
鲁子凡点点头：“看来上级对合作化的进度不满意。可我总觉着进度已经不慢了，有的地方已经出了问题。如果再加快步伐，恐怕要出乱子。”鲁子凡说着，长叹了一口气，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你不能只看你们区那儿巴掌大的地方。”
“我也这么想。领导站得高，看得远。”鲁子凡说，“可一联系我们区的情况，就觉得对不上号。”
张习之见他如此执拗，规劝说：“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干。随大流，不挨揍嘛！”
鲁子凡叹口气：“难啊！”
张习之见他挺伤感，便说：“轻易不到一块儿，干嘛说这些不愉快的。你也累了，咱们睡吧。”说着，就去打铺……
大会最后一天，县委书记陈列夫作大会结论。会前，他把杨旭叫到家里，问他能不能在办高级社上给全县带个头？杨旭不假思索，就拍着胸脯答应了。他没跟鲁子凡商量，就在全县大会上明确表态，不仅要把办社进度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还要创办彻底消灭私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讲的不多，但情绪激昂，说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这位区党委书记紧跟县委前进的决心。
杨旭的表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和县委书记陈列夫的表扬。这像给他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散会后，他嘱咐石大夯：“一定要在办高级社上带个头，在全县树一面旗帜。”
在这次会上，大夯没有转过思想弯子，一直懵懵懂懂。杨旭让他带头办高级社，他想不通：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这不等于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白白收走了吗？杨旭反复给他讲当前形势，讲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意义，他才似懂非懂地勉强接受了任务。
石大夯回村以后，立马召开党支部扩大会，传达县委会议精神。人们听说要办高级社，并没有表现出兴奋，内心反而有一种丢掉土地的空虚，谁也不言语。韩天寿觉得土地不分红太吃亏，大骂石大夯拿着社员的利益出风头，换荣誉。但这话只能说在心里，不敢说出来。散会后，他找到李万福，如此这般地煽动了一番。李万福就气呼呼地去找大夯，哭丧着脸说：“支书，土地要不分红了，就等于把地白给了社里，俺祖上从牙缝里积攒的这点家业就全充公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这是上级指示，消灭剥削是党的一贯政策。”
李万福争辩道：“我一辈子没雇过长工，哪来的剥削？”
“土地分红就是剥削，不劳而获就是剥削。”石大夯对这理论自己都没想通，就用它来教育李万福了。
“早知这样，我才不入这鸡巴社哩！”李万福骂骂咧咧地高呼上当，“我要像李能三那样，你们也没辙儿。要办高级社，我就退社！”
“你想退社？”石大夯不禁皱起了眉头。
“土地若不分红了，我就是高粱秸秆剥了皮——成了光杆，黑豆碾了皮——光剩下仁人）啦！俺这肉疙瘩和你们这些瘦排骨搅和在一起，可就分不出好赖来了！”李万福撇着嘴说，“就凭我那几亩好地，自己种着比入社强多啦！”
李万福说的是实情。取消土地分红，这样的户是有些吃亏。石大夯身为党支部书记、一社之长，只能违心地硬着头皮给他做工作，用刚趸来的大道理压他：“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初级社保留土地分红，还有剥削的成分，土地多的社员就会剥削土地少的社员的一部分劳动成果……”
李万福眨眨眼睛疑惑地问：“都是一样的社员，谁剥削谁呀？”
“你想想，社里增产靠什么？都是劳动换来的。土地分红就是不劳而获。”
“土地不分红了，俺家收入就少多了。”李万福低声嘟哝一句。
“眼下你家可能吃点亏，以后生产大发展了，分红要比现在多好多呢。”大夯虽然这么说，自己心里也没底。
正在这时，李仁杰来找李万福吃饭。他一听说高级社的事，便说：“爹，转高级社是方向，土地分红早晚得取消……”
李万福见儿子跟自己唱反调，气得蹦着脚骂：“你个小兔崽子懂个屁！要转你转，我不转！你吃你的‘劳动日’，我吃我的‘土地分’！”
李碾子来找大夯，见李万福跟大夯吵，便插了一句：“这么说，你是要坚持私有制，走资本主义了？”
李万福蹦着冲碾子说：“你甭给我扣大帽子。韩天寿说了，这回转高级社是自愿，我就不自愿，看你能把我咋样？”说完，倒背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大夯望着李万福远去的背影，心里突然感到，韩天寿又在背后鼓动这些户唱反调了。这工作真难干呀！
后晌收工后，石大夯生气地去找韩天寿。一进门就气冲冲地说：“天寿，对转高级社有意见拿到支部会上说，干嘛在背后这么嘀嘀咕咕的！”
韩天寿知道李万福说漏了嘴，但他不承认。他说：“大夯，你甭找我的茬儿，拿出证据来。”
大夯见见他不承认，警告说：“天寿，对高级社的态度是立场问题，别找不自在！”
“我没找你算账哩，你倒找上门来了。”
大夯感到纳闷：“我有什么问题？”
“你甭刚提起裤子就充好人！”韩天寿寸步不让地说：“你干了什么，谁不知道哇！”
石大夯听他弦外有音，就说：“有意见当面提，别这么敲敲打打的。”
“你觉着自己办的事挺隐蔽吧，其实人们都知道。”韩天寿撇着嘴说，“先把自己屁股底下擦干净吧。”
“我有啥问题，你给我指出来。”
“朋友妻不可欺。你为什么和春秀勾搭？缺德不缺德？”
石大夯忽地想到，跟春秀谈话那天晚上窗户上的人影，骂一声“卑鄙”，扬长而去。
在转高级社上，由于党支部意见分歧，富裕中农们闹退社的不少。大夯觉得自己都想不通，怎么做别人的工作呢。只好求区委书记杨旭来村蹲点了。
杨旭对东堤下村太熟悉了。他与鲁子凡在这里搞过土改，办过初级社，他对李万福这些富裕中农的情况早有预料，但没有马上制止，而是先把贫下中农社员召集起来，传达中央精神，大讲土地分红不合理，讲消灭私有制的伟大意义。贫下中农们地少，一说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当然拥护。随后，他才把那些富裕中农集中起来，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引导他们对照自己，有没有想变成富农的想法。这么一来，李万福们再也不敢闹退社了。这样，东堤下村的曙光社和前进社顺利地合并在一起，建成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社员代表选举，石大夯、韩天寿、李碾子分别当选为东堤下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正副社长，何春秀、李万福和韩大有当选为社管委会委员。何春秀任妇女主任，李万福是会计，韩大有当保管。
石大夯关心李月萍，事事想着她。在开始成立高级社的时候，就想把月萍吸收进来。他把这个想法对杨旭一说，杨旭就直皱眉头，“大夯呀，你对月萍的感情我知道，可这牵扯到阶级路线，不能感情用事呀，弄不好要犯错误，甚至受处分。”
大夯说：“对这事中央有指示，怕啥？”说着，就把那本《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小册子拿给杨旭看。杨旭见那画着红道道的地方写着：“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的分期分批的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杨旭看了一遍又一遍，白纸黑字确实是这么写的，可他怎么就没注意呢？他只注意发展了，只想办高级社了，就忽视了这一段。大夯这一提醒，他就有了一个新想法。吸收地主富农入社，这个问题多数区的领导不会注意。如果自己这样做了，可能又创造一个新经验，更能显示出自己的领导水平高人一截。可他又怕吃不准文件精神挨批评。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向县委汇报时没敢直说想这么做，而是以请示的口气试探了一下，说下边有这种想法，还说这种思想很危险。他真没想到，县委书记陈列夫立刻肯定了这种意见，并说他们对中央精神学得透，吃得准，有眼光，有气魄。他心里有了底，做起来也就义无反顾。为此，他受到县委的表扬，不久便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兼县委农工部长。鲁子凡当了五区党委书记。
在东堤下村农业社高级化运动中，杨旭蹲的这个点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没想到在李能三入社问题上碰了一鼻子灰。
东堤下村人都说李能三有七十二个心眼，八十三个转轴儿。这个人爱出风头显示自己。别人穷了他撇嘴，别人富了他生气，事事想占上风。办初级社时，李碾子和韩天寿在他身上没少下功夫，硬的软的都使了，结果小猴没斗过老猴。李能三不入社有他的想法。老两口子十几亩好地，一眼土井，一头骡子，一挂胶皮大车，犁耙绳套齐全，万事不求人。看着那些入社的，原来都是些穷光蛋，虽然土改分了地，也是七长八短的。要是入社跟他们搭伙，就等于把自己这个肉轴子扔到了穷棒子堆里，叫瘦狗啃他这块肉疙瘩。这种吃亏的事，他说啥也不干。因而不管你开什么会，也不管你讲什么理，反正他有老主意。你能说会拉，我一把死拿，爱咋办咋办，就是不入社。他见社员们干劲挺大，不服气地说：“要论种地，你们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圣人门前卖诗文，带着帽子亲嘴——差远哩。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不较量，比不出高低，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他爱说风凉话。春天，他见社里的一块儿玉米长得不好，讽刺说：“看人家社里的庄稼长得多好哇，秋后吃甜秫秸甭花钱买啦。”他见有的社员好耍奸蹭滑，就撇着嘴说：“这才是入社的优越性哩，专养懒汉。”麦收以后，他见社里的青苗壮实，生怕超过自己，半夜里又偷偷追了一次肥。没想到，天不下雨，他那块地没井，眼瞅着庄稼烧得越来越黄，急得他抓耳挠腮。碰巧老伴儿又病了，闺女刚嫁出去。他一个人上窜下跳，顾家顾不了地，眼瞅着眼窝塌下去，颧骨高起来，两撇小胡子也乍撒了。他急得跺脚：“糟了，糟了，这天灾人祸可把我害苦了！”秋天，他那谷子刚割下来，就赶上了连阴雨，淅淅沥沥地下了好几天，眼看就要生芽了。他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急得上火牙疼。石大夯想帮他，社员们坚决反对：“他根本瞧不起咱农业社，谷子烂在地里活该！”大夯宽厚地笑笑说：“他跟咱比是硬撑大肚子，是拿着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咱和他比，不是为了比垮李能三，而是用事实宣传农业社的优越性，教育他，也教育群众。”终于说服了大家，并亲自带一帮社员给他把谷子拉回来，帮他晾晒，感动得他一个劲儿地给大家作揖。大夯觉得这次对他教育不小，他也表示秋后就入社。没想到，事后又变卦了。气得社员们说：“李能三是铁石心肠，花岗岩脑袋！”
初级社转高级社，地主富农都入社了。李能三依然坚持单干。杨旭不想栽到李能三手上，就又来到东堤下村，想再做做他的工作。为此，他确实动了一番脑筋，还向社员们做过调查。
杨旭觉得，这次是以县委常委、农工部长的身份，跟李能三谈话，兴许会对他有所震慑。他把李能三叫来，单刀直入地问：“李能三，你不入社到底想啥哩？”
“没想啥，就是不想入。”
“总得有个理由吧。”
“要讲自愿，我就不入。”
这两句生硬的话像半截砖噎得杨旭回不过神来，气得心里直窜火苗子。他压着火气说：“李能三，你想过没有，这样顽固下去会落个什么下场？”
“一个庄稼人，就是干活吃饭。收成好，日子就好过点；收成不好，肚子就受点委屈。”李能三对这事看得很淡，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地主富农们都入了，难道你比他们思想还落后吗？”
李能三砸摸出这话的味道来了，依然笑着，“他们头上有金箍咒，不敢不入。”
“你是不是觉着自己头上没有金箍咒呢？”
杨旭话里藏刀。李能三不知是没听出来，还是不怕，立即回了一句：“我是团结对象。”
杨旭严肃地说：“中农听党的话，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你跟党老这么对抗，还像中农吗？”
“那像什么呢？”这个李能三竟没被吓住，反而这么问了一句！
杨旭没咒念了，气得直喘粗气。他想发作，又怕失身份，硬压着心里的火苗子说：“李能三，我们的耐心可是有限的。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对你没办法，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杨旭的话虽然声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