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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要求立即加强监视波兰边界。”
赖伯说是这么说，可他知道，这个建议只是一厢情愿。波德边界漏洞之多就像一个筛子，加强监视从技术上和人力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长的话同赖伯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得沿着波兰边界修一道‘柏林墙’。说正经的，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赖伯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有几位同事吓了一跳。“没办法”这个说法在警界是个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词儿。“没办法”意味着对犯罪活动束手无策，人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国际犯罪日益泛滥，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国变成他们理想的活动场所。宽松的德国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长的沃土。波恩政治家们顽固地禁止监听电话，向犯罪分子打开了德国的市场。赖伯探长曾在小范围内一针见血地说过：
“团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个人偷税漏税却判五年。一个杀人犯只要请个好律师，律师提出犯人在童年时曾受过心理损害，就只能判10年。在这10年里，犯人乖乖地参加监牢教堂合唱团，在牢房里画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认为可以‘重返社会’而获释。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吗？请大家回想一下发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案件：一个女人在牢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可是，几个月以后，她抢劫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伤。她又被捕受审，案情很明白。但检察院什么反应呢？把她放了！据说她有可以证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没有理由监禁她！这算什么事儿呢？再举个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脑袋砸碎了。怎么办？没事儿。我可以证明，我几年以前出过车祸，得了脑外伤。精神病专家可以证明，我在行凶时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时冲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时’这个词……法院决不会判我谋杀罪，至多判我误杀罪，加上我当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肯定从轻发落。而实际上，我就是要杀死你，是冷酷的谋杀！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们的司法实在大有问题。”
这会儿赖伯在会上接着说：“我们只有凭运气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们打进去的侦察员给我们通风报信。不过那时候海洛因早已运到港口了。”
“我们有人打进越南人的圈子吗？”
“没有，但我们打进了波兰人的圈子。”
科长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波兰人参与了，那为什么会有波兰人向我们举报呢？”
赖伯一时语塞，觉得口渴，便喝了口水说：“可能是那个人想自己搞点什么名堂。”
“通过出卖自己的伙伴？”
“有可能，也许是为了报私仇……”
“那他应该讲具体点儿，而不是空洞的暗示……我倒以为，是有人要让警察明白，将来警察得跟一个新的团伙打交道。”
“搞地下勾当的人不会傻到公布自己的存在的。”
“有人故意制造混乱，动摇警察的军心，说现在有了个新团伙，你们就抓瞎吧。”科长站起来说，“我认为这是对警察的侮辱！怎么办？等着瞧，看看近期内有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波越团伙确实是在活动。”然后他又无奈地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赖伯的侦察员没有报来新消息。在整个圈里，没人知道这20公斤海洛因的生意，有人还表示怀疑：没人听说过有什么越波团伙，要是真有的话，会在圈里很快传开，因为涉及到“市场安全”问题。尤其是如果压价出售，意大利人和亚洲人会大肆活动。
在那个神秘的电话过去四天之后，凶杀案组的组长特奥·沃特克来电话找赖伯。
“我们法医研究所这儿有一具尸体，”他说得很随便，整个警察总局对此类事都习以为常了。一个人在跟死于非命者打了18年交道之后，他的心灵早已长出了一层老茧。“经过辨认，他的名字叫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波兰人，我听说你们那儿……”
“我马上就来！”赖伯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半小时以后，赖伯和沃特克站在了尸体面前。经过冷藏的尸体看上去像一个熟睡的人，法医掀开盖布，报告说：
“他是被人用细钢丝绳勒死的，肯定是从背后受到袭击致死，因为未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死亡时间是昨天17点到18点之间。他中午吃了青豆炸猪排……”
“这有那么重要吗？”赖伯有点不耐烦。
“对我们很重要。”法医把死者重新盖好，“另外，他是吸毒者，身上有许多针眼，体内还有残余的海洛因。”
沃特克拍拍赖伯的手臂说：“所以我们找到你了，这是你的弟兄们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带着证件，波兰护照，德国入境签证，有效期30天，旅行目的是旅游，一切正常。不幸的是他被人用钢丝绳勒死了。你看出点什么问题来了吗？”
“没有。”
“先是有个波兰人打电话给你，现在有个被杀的波兰人躺在我们法医研究所里，这两者有联系吗？”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是巧合。”赖伯向法医点头示意后走出停尸房。他不像沃特克那样久经锻炼，能把死人看作一样东西，把这种案子看成一桩一般的有待办理的案件。只有当吸毒者吸毒致死，必须调查吸毒案情的时候，赖伯才面对死尸，而且往往是没有多少结果的。由于自杀案件归凶杀案组管，所以赖伯和沃特克经常碰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沃特克都说：“又有人升天了！彼得，你的事比我多，要不是你们，我们可以舒舒服服下象棋了。”这当然是夸张，但沃特克就喜欢这么说话。
赖伯在外面走廊上问沃特克：“关于这桩案件，你们有什么线索没有？”沃特克耸耸肩膀，意思是没有。
“尸体是在公园里找到的。一名退休老太太晚上9点左右出门遛狗，在一丛灌木后面发现了这具尸体，说准确一点是狗发现的。老太太休克住了医院，发现地点不是作案地点……据法医分析，在17点到18点之间是不会有人在公园里杀人的，这太显眼了，没有哪个凶手有这么大的胆子。”
“除了亚洲人以外……”赖伯若有所思地说。
“你接触各国的人，你有经验。”
“他们杀人是闪电式的，就在你身边，在人群里，在公共汽车里，在电车里，在火车里，在百货大楼里，在体育场里看足球赛时，到处都能下手，我想起了索维托的系列凶杀案，只是索维托不在亚洲而是在非洲，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土著人城镇，那里发生的案子就是典型的快速无声杀人案。每逢周末，工人们领到一周的工资，下班高峰期公共汽车上人贴人，乘客都快挤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人倒下来是不可能的，有个人站在你背后，紧紧贴着你的身子，把一根磨尖了的自行车辐条从你背后直刺进你的心脏。你只觉得被针刺了一下，马上就死了。直到车到终点，所有人都下了车，一个人倒了下来，那就是被杀害的人。这些凶手还从来没有被逮着过。”
沃特克说：“试想这种情况出现在此地的公园里。作案人从后面走来，一下用钢丝绳套住被害者的脖子，使劲一勒就切断了喉头，然后把死者扔进灌木丛。这一切只要几秒钟，不过，彼得，这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不可能。从17点到21点，一个死人躺在公园里不可能不被发现，因此这个波兰人应该是在老太太的狗发现他以前不久才被扔进灌木丛的。但我同意你的看法，这像是一种亚洲人的杀人方法。这样，就要找你所说的越南人了。”
“我们像是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然而俗话说得好：瞎猫还能碰上死老鼠呢！”
沃特克说：“那你们就好好碰吧，有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肯定，死者的护照是假的，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我最讨厌这种情况了！我们去喝杯啤酒好吗？”
真是好主意。赖伯也想喝杯新鲜啤酒。跟死人打交道已使他口干舌燥了。
罗伯特鼓起勇气，第二天晚上又去了托斯卡纳酒吧，倒不是要去寻衅闹事，而是因为他口袋里还有50马克，其中30马克是入场费，只剩下可怜巴巴的20马克买杯鸡尾酒喝。罗伯特头一回真正感到，作为处长爸爸的独生子，他活得比在大街上拉琴要钱的人还窘迫。
博罗打开大门上的小窗，又嘟嘟囔囔地问：“你来干吗？”
“就像童话里说的，你可以猜三次。”
大门打开了，衣帽间女郎收了30马克的入场费。当罗伯特要推开那道双重门时，博罗拉住了他的手臂。
他警告说：“你会有麻烦的。”
罗伯特挣脱他的手说：“跟谁有麻烦？只要我付钱，我就和别人一样是顾客。”
“那你就错了。”博罗让他进去，但说：“这儿我可见过有人被抬着出去。”
罗伯特不再环顾四周，而是径直往酒台走去，从老远他就看到乌丽克在和一个客人调笑。此人白发苍苍，大腹便便，身穿订做的西服，俨然是个阔佬。乌丽克笑得两个乳房都在抖动，罗伯特直觉得恶心。当她看见他过来时，不由得把裙子的开胸往上提了一提。罗伯特在那个白头发男人的旁边坐下，不声不响地看着乌丽克。直到她问：“这位先生要什么？”他才说：“一杯鸡尾酒。”
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拿来了伏特加、白甘蔗酒、柠檬汁、苦柠檬，给罗伯特调了一杯鸡尾酒。这时罗伯特旁边的那位先生去厕所了。
罗伯特尝了一口酒，味道很好，但很厉害。“您没有去游泳池……”
她摇摇头说：“我得洗衣服。您不该来这儿。”
“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把双手往台上一摊说：“这最后20马克买酒喝了。不过我会想办法弄到钱……我一定要见您……”
“偶尔在游泳池见吧……”
“不，天天要见！”
“别胡扯！”乌丽克的声音有点生气，但也带些同情，“您跟我不是一路人。”
“就因为我才18岁，而且没有刚才那个男人的一头白发吗？”
她听出了他的责备之意，朝酒吧的阴暗角落里望了望，萨尔瓦多又躲在那儿看他们说话了。
“我的工作就是让客人开心，一切为了赚钱，这是主要的。谁瞪着眼看我的胸口，谁就会多喝酒。”
她的油腔滑调，说话时上身的动作，让罗伯特心里感到矛盾。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不是真正的乌丽克……这只是外表，是职业所需要的伪装，她自己也深受其苦，想逃脱又逃脱不了。他认为有个真正的乌丽克，那就是躺在游泳池边草地上的年轻女郎，不管男人们怎么看她，她都无动于衷，这才是真正的她，站酒台的乌丽克是在演戏，是个身不由己的悲剧演员。
罗伯特问她：“您还要熬多久？”
她笑了：“熬？罗伯特，您错了。我在这儿感觉很好，挣得不少，我还比较年轻，可能再干七年，干到40岁。希望那时候我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开一家服装店。”她又笑笑说，“或者我嫁给某个阔佬。要树立什么人生目标，那多半是幻想。人生的真面目是看不见的，就因为人们老在它头上踩来踩去。除非是出现什么意外……”
“我要成为您的意外，乌丽克。”罗伯特说这话时一本正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也不是顺口说说而已。可是他没有看见乌丽克眼中的惊愕，他不知道自己的话很不理智，他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根本不考虑现实。
乌丽克·施佩琳这个名字，要是从字义上理解，那是不幸而言中了：施佩琳是一只“家雀”。她的童年没有欢乐，青年时期老是受欺负。她继父对她不怀好意，喝醉了酒在家里光着屁股走来走去。她参加体操和游泳时，小伙子们总想摸她的胸脯。她15岁时和班上同学去法国旅游三天，结果被一个男同学破坏了贞操，这对她打击太大，以致她很长时间拒绝同任何男人接触。她进芭蕾舞学校后，发现同事们把女人视为一种“中性人”。后来她进了芭蕾舞团，发现女的同性恋者比男的追求者还多，当然也有一些男人经常在演出结束后等在戏院门口，用高级轿车和钻石金表来引诱她。
那时的乌丽克还是冷若冰霜，不为任何高级轿车所动。可是当她离开芭蕾舞团，在一家酒吧跳起“表情舞蹈”以后，情况就变了。她终于明白，她的身体也可以是一笔资本，可以是一棵任意利用的摇钱树。
于是，乌丽克把她的道德观锁进了装满钞票的钱箱，不过她还不是毫无区别地让任何男人上她的床，而要经过仔细选择，并且绝不跟某个人保持长期的关系。她有取有舍，这纯粹是交易，洗个澡就可以抹掉痕迹，只有一次她忘了自己所定的规矩，上当受骗了。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她30岁时结识了一名来自瑞士伯尔尼的商人。此人对她彬彬有礼，在一个周末带她到伯尔尼去，让她参观了他的企业——一家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位于一座古色古香的写字楼里，办公室里装有七台电脑。就在那个星期天，他俩在图纳湖畔度过了柔情缱绻的时光。乌丽克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幸福，以为找到了一个她可以信赖的男人。
他们共同生活了四个月，乌丽克辞去了工作，结束了以往的生活，心甘情愿地扮演情妇的角色。那个名叫贝阿特的瑞士人把乌丽克捧在手里，对她有求必应，从现实到梦境，从梦境到满足，乌丽克终于觉得自己有了盼头。
一个秋季的一天，贝阿特建议乌丽克把她的财产投到有利可图的股票生意里去。毕竟乌丽克积蓄了六万马克，这是她卖身赚来的钱，但他们已经不把它当回事儿了。乌丽克高高兴兴地把钱交给了贝阿特，贝阿特果然给她拿来了股票，印得花花绿绿的，说保证有至少10％的股息，并把股票存进了银行的保险箱。
两个星期以后贝阿特失踪了。保险箱里的股票是一堆废纸，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个股份公司。伯尔尼的办公室人去楼空，只有七台电脑是真的，为的是唬弄那些轻信的顾客，经过长时间的打听，乌丽克得知贝阿特躲到塞内加尔去了，那是个安全的地方。
乌丽克的钱被骗得一干二净，她的梦想和前途全毁了。她心里充满了恨，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恨这个欺骗了她的心灵的世界。但同时她也下定决心，不再让人欺骗，而是要自己来欺骗这个社会。《圣经》里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成了她的信条。从此以后她要按照这一信条做人，要报复所有的人，即使误伤无辜也在所不惜。她本人不也是无辜者吗？不照样被人毁了！她现在知道，生活就是不断地搏斗，只有比敌人更加无情的人才能成为胜者。
乌丽克又重操旧业，她的床就是她的店，她在床上认识了弗兰茨·冯·格来欣先生。他一见面就解释，他不需要花钱买虚假的爱情，他是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慕名而来的。乌丽克说，她不想听这一套，问他有什么要求，要多长时间，并说好不许有变态行为。冯·格来欣先生看来相当满意，因为过了两天他就打电话给乌丽克，请她去一趟托斯卡纳酒吧。
对乌丽克来说，这不是一个陌生地点。上酒吧属于她的“业务范围”，在街头拉客才丢人。她认为，街头拉客是道德沦丧的最低点，是彻底抛弃自己的人格。所以她总是上酒吧，跟人聊天，先要扭扭怩怩一番，然后才把“财神爷”带到家里。她要让男人有一种占有者的胜利感，这样会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占有者愿意为胜利而投入更多的钱。对一个聪明的女人来说，男人的虚荣心就是一个金库。
在托斯卡纳酒吧，乌丽克首先遇到的是看门人博罗。他一听是找冯·格来欣，问都不问就把门开了。萨尔瓦多在酒吧里迎接她，显然是等待多时了。他带她走进酒吧背后的一间大办公室，冯·格来欣先生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萨尔瓦多马上就退下了。
冯·格来欣说：“很高兴，您接受了我的邀请。我昨天就在等您了。”虽然他俩两天以前还睡过觉，他仍称她“您”。这种称呼造成了隔阂，使乌丽克感到奇怪，两天以前，冯·格来欣和她共同度过了两小时，走时给了她1，000马克，这会儿怎么装得像初次见面似的。
“我需要时间考虑。”乌丽克用眼光扫了一下房间，没有长沙发，只有皮椅，书架，柜子和写字台。“您喜欢在哪儿，在椅子上，还是在写字台上？”
“别说傻话了！”他有点不快，又有点命令式地说：“我请您来是……”
“请我来？”她重复一遍，好像这是个陌生的字眼。
“是的，我请您来！”冯·格来欣走回写字台坐下，也没有请乌丽克坐。乌丽克找了一把皮椅坐下，叠起她那双长长的腿，露出裙子里面的小裤衩。但看来这对冯·格来欣不起作用，他看她的眼睛，而不是看她的双腿。“我有些想法。”
“我倒要领教领教。”
“您没有必要出卖皮肉。”
“这种话只有有钱人才能说。难道您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