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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但到2005年止，也仅为52。2％，其中拥有自来水的村庄比例仅为24。8％．
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安全存在隐患。目前全国共有3。2亿人用水不安全，不少地区的农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和苦咸水，北方部分地区水源性缺水和东部部分发达地区水质性缺水现象并存。农村污水普遍缺乏有效治理。调查显示，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无人负责垃圾收集与处理。
这样的环境危机在2007年更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验证。在当年春夏两季，陆续有太湖、淮河、珠江等流域爆发灾害性的水质污染事件，甚至造成城市大面积停水的严重后果。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水污染灾害几乎全不是源于河流、湖泊沿线密布的大小工厂、作坊，其中，规模较小而毫无环保措施直接排污的乡镇企业占了大头。
乡镇企业的发家史，和中国盛行多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思路有极强的联动关系，在这种发展思路被批为落后甚至淘汰时，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发展方向就值得深思了。
＇11＇引子
在近30年的中国经济史中，最惹老百姓反感的一个词汇大概非“官倒”莫属。
大家已经渐渐接受了“投机倒把”，天下的生意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原材料开采加工和投机倒把，甭管名字多难听，说的就是一个事儿。可是“官倒”就不同了，它的利润特别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易积聚亿万家财；最关键的是，“官倒”靠的不是勤奋和智慧，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演化出来的权力寻租方式。
这个特殊的经济制度就是中国1984年前后开始实施的“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的实质就是：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这种价格差普遍存在于钢材、能源、石化等生产资料领域，也出现在外汇等金融领域。能不能买到“计划内”的物资，取决于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有没有“条子”，无论是国营企业用不完剩余的条子，还是特殊关系批的条子，只要拿到一笔，转手卖给亟需物资的单位，立刻能赚上百万千万的。
谁最有能力搞到“条子”呢？当然是“官”，还有“高干子弟”。
因为官倒民愤特大的原因，价格双轨制历来也被作为不合理制度的典型。然而，也有学者为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实行的特殊制度鸣冤，称其对改革功不可没。我们今天回看这段历史，也许依然无法定论千秋功罪，不过，换个思路看问题，却也能从中着实学到不少价值发现的规律。
对近三十年中国企业史极有研究的吴晓波先生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出现跟中央当时的货币政策有关。在1984年10月计划1985年信贷规模时，国务院公布以当年年底数字为下一年的借款基数。于是，各专业银行为争信贷基数而突击放款，结果国家信贷基金猛增，银行日夜印钞票，后来宣布多印了80亿元，要知道，在1983年，全国的货币投放总量才只有90。66亿元。为了保护在争夺生产资料的主动性和能力弱很多的国营企业，于是，国务院的智囊们便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价格双轨制”的办法来。
1985年初，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宣告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经济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个实例：国营的内蒙古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从一家铝锌矿以每吨3714元的计划内价格购得500吨铝锭，然后以每吨650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广东公司，后者再将之倒卖三次，价格提高到每吨7000元，最后仍由金属材料公司买回，调拨给国营的赤峰电线厂。铝锭原地不动，从中倒腾的倒爷们赚个了大饱，国营的矿厂、金属材料公司和电线厂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买单人。”――《中国企业史》吴晓波著。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焉能不催生出大批瞬间暴富的人物？
很多研究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现在活跃在经济舞台上而又讲不清“第一桶金”来源的超级富豪们，多半都有在双轨制时期原始积累的经历。只不过那时的经历比较灰色，“原罪”色彩极浓，所以很少有人承认有这回事而已。
＇12＇难易
2006年的《福布斯》榜上，排第14名的是新加坡仁恒集团的主席钟声坚，才48岁的他有86。31亿元的身价。他的发家史，令人啼笑皆非。
钟声坚是广东陆丰人。早年是老家一个镇的供销社职工，负责该供销社的烟草的业务往来。有次，他去红塔烟厂提货，回来后才发现该厂的仓管给多了十几箱香烟，价值2万多，在80年代初，无疑是发了一大笔横财。但是他没自己留下来，第一时间通知了该厂的仓管，并询问相关领导是要寄还烟还是卖了还钱。领导说卖了还钱方便点，如果方便的话干脆用多出的烟款帮他们买点海货运过去做员工的福利。钟声坚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在短期内买好海货亲自押着送回红塔烟厂。烟厂的领导很受感动，建议其自己开个公司跟烟厂做生意，有意照顾这个诚实热心的年轻人。
那个年代，谁能够和香烟这类紧俏物资的厂家搭上关系，能从那里拿到平价货，出门就能高价卖掉，无疑是走上了致富之路。
没多久，钟声坚得知，红塔烟厂需要买几部进口的小车，正好广东陆丰是能“搞到”这种进口车的地方。他知道购车的渠道，但是没那么多的资金，不过还是一口包揽了下来。没资金就通过关系以公司的名义以购烟款为由向农行贷了100万，花了70多万为烟厂购进了四部丰田小轿车，并以50万的价格卖给了烟厂。烟厂领导事后了解到了这个青年如此“懂事”，以后就扩大了给他香烟的数量。当年，他就因此多赚了上百万。
次年云南老下雨，土地的养料流失严重，烟叶急需肥料补给，不然烟叶长势不好。但是云南的肥料不足，在了解到这情况后，钟提出为烟厂购买肥料以保证烟农的燃眉之急。他不惜血本“议价”收购一万顿肥料，并以当时的“国家平价”倒贴钱卖给了烟厂。烟厂自然又增加了他的出货量。
再后来，云南的烟叶歉收，烟厂面临原材料不足的危机。烟厂领导再次想到了钟，问其有门路搞到烟叶吗。那时广东是有不少南洋烟叶的，钟就带了样品过去给烟厂看。试验结果发现该烟叶合适替代云南的烟叶，于是烟厂就要求钟为其组织原材料。钟爽快答应了。当时的南洋烟叶的议价价格是3元多一斤，但由于钟需要的量很大，所以大家越卖价格就越提越高，收到最后的价格竟然是12多元一斤，但是钟最后仍以平价卖给烟厂……
以后的故事不用多说，钟逐渐成了红塔烟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而且，能按照国家计划内的价格拿货。这个日后福布斯榜的常客，就这样插了一根麦管在双轨制“奶牛”身上，忘情地吮吸着。
这就是“双轨制”对很多人的魅力所在。然而，不要以为这就是天底下最容易的生意，只要舍得花钱就行了，其实，这也是最艰难的生意。艰难到国内房地产业的领军人物王石都曾经为此头疼不已，甚至总结出了“利润率超过25％的生意不做”的教训。
1983年，年轻的王石来到深圳。经过一番奔波，他进入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人们都简称为“特发”。王石作为广东省外经委派出到深圳的人员，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帐号，但没一分钱资金，却能拿一半赢利，这等好事，自然是因为特发有专门的优势。“主要资源是‘三张皮’，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做事的原则也是三条，一不做违法的事，二是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是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王石在自传中总结。
王石发现，当时深圳最好赚钱的生意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产的味之素，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弄批文，如果自己也去弄，半年也不见得能到手，遂作罢。
一天，他在蛇口附近看见几个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很好奇，得知那是泰国正大集团的原料基地，原来，正大从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采购了玉米，依靠正大的技术加工成猪、鸡饲料。王石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上门毛遂自荐能搞到玉米并且运输到深圳交货，条件是对方付外汇，正大当然一口答应，然而他还不知道，此时大连到广州赤湾码头的航线都尚未开通。最终，在王石的“三张皮”的鼓动下，居然开成了航线，他也快乐地倒开了玉米。
几年后，四川的刘家兄弟们开始研究如何生产正大猪饲料的替代品。
王石后来结识了刘永行，他曾半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王石当时的兴趣是“倒”而不是“饲料”，刘家兄弟则相反，很快，王石就发现倒饲料没什么前途，也不够暴利，他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1984年，深圳倒得最热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办公用品，因为各地正在大建楼堂馆所，很多设备都需要进口，二是外汇，大量的进口物资都嗷嗷待哺着。按照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于是，特发公司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它的职能，说白了就是帮助特区外的客户在特区内购物。
9月21日开张，王石觉得，“科教仪器”生意跟玉米生意没什么两样：在境外联系几家有实力的供货商，主要是港商，后来成为万科个人大股东的港商刘元生就是此时跟王石成为贸易伙伴的；然后坐等内地需要进口货的企业上门，收它们25％货款为订金，按同样比例给港商订货；待货物运抵深圳，买方结账提货，再把钱付给港商。
这个链条的关键之处在于，买方一般只有人民币，而港商要外汇，“展销中心”之类机构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它们有能力得到换外汇的“条子”，即“三张皮”的头一张。遍布深圳的各种倒爷公司，比的就是谁能换到更多外汇，王石他们能力不俗，每月能换来500万港币。
那年秋天，王石结识了一位“北京来的”王先生。“北京王”对“深圳王”说，他们公司有足够的关系，能调汇3000万美金。好处当然不会从天降落，原来，北京的大人物们的好处是汇率。当时美金的官价是一美元兑2。8人民币，黑市价格是4。2元人民币，而王先生开的价格是一美元兑3。7元，比官价多9毛钱，对黑市便宜5毛钱。
显然，深圳的进出口公司们成了一个洗钱窗口。“北京王先生们”用权力换来的美金不能直接到黑市上换成人民币花，通过王石他们到香港变成货物，再卖给内地客商，“汇兑收益”就成了“贸易盈余”，合法化了。当然，对“展销中心”之类的公司来说，好处也是明摆着的，有了几千万美金在手，生意规模立刻扩大，不再受每月500万港币的束缚。
然而，这个美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各路有权力的人都杀进了这门暴利生意。有用飞机空运的，有军车押运的，北京中央部委机关们的下挂产业群也急急杀到，形成了一条龙倒卖；而国家也渐渐察觉了调汇混乱的局面，王石当年就接待过两个中央的调查组，王石在自传里坦承：卷入了当年国家最大的几个调汇案件中，但是在调查的工作组前后明显口径不一，立场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没有深究此事。
1985年，倒爷们有了新宠，当时录像机、摄像机的进口批文受到国务院机电办公室的严格限制，但放像机偏偏不在目录上，因此成为进口的热门。王石的“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完税成本是1900元，批发出去是2100到2300元，市面零售价为2700到2800元，不再是暴利行业，但依然有利可图。
可是，敏锐的王石很快发现，这个市场也不对劲了，因为省计委等部门的官员告诉他，在展销中心买进2万台放像机的时候，还有其他进出口公司也在送审进口许可，有5万台甚至7万台的。王石感到，必须赶紧撤退了。
他跑去作了一则广告，称：“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定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两万台放像机。”
消息出来，那些卖放像机的大户们纷纷上门求售，王石让采购人员一口咬定，必须现货到港检验后才能签订合同――那是算准了他们的送审批文还没下来，拿不出现货。结果，市面上的放像机价格给稳住了。与此同时，王石命令所有销售人员行动，不惜降价也要卖清所有的货，最后从2100元直卖到1100元，终于脱离了放像机泥潭。展销中心也因此元气大伤，被迫裁员20％。
此后，王石还陆续倒过一些其他“科教设备”，但终于兴趣日减，决心专心做房地产。于是，日后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万科诞生了。
1992年底，王石在深圳国土局主办的一次房地产沙龙上回顾了他的这段倒爷生涯：“万科做贸易出身，20世纪80年代做录像机，也做过200％－300％利润的生意。因为是超额利润，许多公司都进口录像机，供过于求，录像机降价，销售的边际利润就开始下降，甚至变成负数。今年，我让财务将万科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一番，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说明这些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这也说明市场很公平，先前你怎么赚的暴利，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
＇13＇争论
到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第六年了。然而，这6年来的经济变革大潮中，总是有一种声音缺位：经济学家。
从个体户群落的兴起，雇工数量争议，到重新认识“向钱看”，乃至乡镇企业追着国营企业屁股打，重要的转折点，总是邓公的一个声音在响亮着。“摸着石头过河”，总该有人探探水的深浅吧，那个探路的群体――经济学家们，在哪？
1984年，在围绕“价格单轨还是双轨制”问题的争论中，这个群体光辉亮相了。当时最出风头的是这样几个人：华生、高梁、张维迎等，还有几个名字也与与这场争论紧密链接，如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现在的中国经济决策层，此外还有很多发表了著名评论的人士，如钟伟和吴敬链。
“我是双轨制的始作俑者。”50岁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2005年对媒体说。1986年，因为设计价格双轨制的“突出贡献”，华生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并且赢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
这位20岁不到即在经济学界大出风头的人，在经历几次下海经商失败，回归学界后，又对2004年开始到2007年收官的“股权分置改革”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参见本书第12章相关内容）。
附带说一件“八卦”的事情，2007年4月，华生迎娶了刚刚当选全国作协主席不久的单身美女作家――铁凝。
在叙述1984年的那场奠定中国经济改革走向的“莫干山会议”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此前无比紧张压抑的政经气氛。
1983年，红旗出版社把部分批判商品经济的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其前言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当时的经济改革派也分为两派，其中主张搞“市场经济”为主的派系正处于“危难”之中。比如，薛暮桥由于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检讨。刘国光由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被批判，被责令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做检讨。
在这种气氛下，市场经济能否生存下来已经是很悬的事。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
这是一次很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名义上是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名义举行的会议，是一次纯粹民间讨论性质的学术研讨会。但最终它形成的共识却成了被中央高层直接采纳的经济决策。
学者钟伟在20年后如此评价这场盛会：“旧双轨制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