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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如此。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我的格子间在进门的第一个位置，平时，人们总是要和我打招呼，如果我是在电话上，也会有人在我肩上拍一下表示友好，可今天谁也没理我。想想看，十二个人的小组，一个也不理我！原因是我没有站到他们一边，推翻那恶魔般却明里来明里去的小老板！
难道他们不知，这小老板如今控制着公司在华尔街的所有客户，我们的客户全都要经他过滤，否则不能开户，米切尔在华尔街浪迹多年，深知人在金钱面前很难守住信用，知道怎样对付华尔街的公司和银行。有些确实是大骗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有的人都会打破头跟他们做生意，为什么要付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高昂费用呢？他们可以用了我们的服务而找借口不付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付他们，米切尔有他自己的一招：挖他们的人才以示胁迫。别人很难做得到这样，别人不买账，但米切尔的账有人买，他名声太大。有一次，他把一家投资银行创造财富的外汇交易员全拉走，结果另一家商业银行买下这家银行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堆债务，他还骂人活该，“为什么事先不做了解？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雇员愿意被卖给你吗？Knowyour business！（了解自己的生意！）”
我跟他们一样，也不喜欢米切尔——如果我以后查出癌症，那一定是在他手下做事时给种下的种子，但我们俩能够合作，能把事情办成，能完成公司给我们规定的“底线”任务。过去五个多月，我们做成了好几个项目，给公司创下二十多万美元的纯利润，尽管我自己一分钱还没见到，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替米切尔做市场“研究员”，当他的助手，我心甘情愿地交学费，为以后能够赶上他，超过他，打败他。
办公室政治4
我咬着牙挨到中午，又挨过下午，晚上下班回家，只见家里电话的录音键闪着红光，按键一听，原来是小老板的前女友珍妮佛留的言：“我们认为你的行为极其自私，也许这是你们中国的传统所致：临危保自己？如果你以为这样做后，米切尔就会成为你的野男人，那你下地狱吧！听着母狗：他永远是我的！”
我的肺给气炸了！此时丈夫也刚好下班回家，他听后也十分生气，他知道我绝对不会与米切尔有任何瓜葛——连我们的小女儿也认为魔鬼的名字就是米切尔！但息事宁人的丈夫总是设法宽慰我，说我也该理解团队的意图，而且珍妮佛的怒气也情有可原，恋爱中的女人总是爱吃醋。
“把这事忘掉吧！如果实在忘不掉，就和她谈一谈，让她向你道个歉。”
第二天，我一进公司就径直去了大老板的办公室，大老板也刚到，正将风衣挂起来，还没等我开口告珍妮佛的“状”，大老板就说他已知道昨天的事。因为他是全美人力资源协会主席，在硅谷参加一个关于1993年度美国高科技人员才源与培训计划的会议，这两天没在办公室，错过了昨天的“办公室硝烟”。
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举手表决，同意改选斯蒂汶当组长。米切尔状告过我那么多次，我们两人随时进出大老板的办公室就像进公司的自助咖啡厅，为什么不借机让米切尔滚蛋？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我于是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说：我们这个团队就像我的十个手指，有大有小，有能力强弱之分，要合起来才能成为有作用的双手，而米切尔便是把这十个指头连接起来的力量。
“但人人都恨他。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事纠纷因他而生？”
“他确实不得人心，但哪一个真正干事的人又能得人心？”我吐了一下舌头，我并不想得罪我的大老板，便赶快补加一句，“我没讲你，你除外。说真的，除了米切尔，谁又能得到这么多的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事做，也就没有了我们，公司也就缺少了这个全球金融人力资源部门，因而也就缺少吸引力。况且，当领袖的目的就是干事，不是寻名，让大家喜欢你（seekingpopularity）。”
大老板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以为让斯蒂汶辅佐米切尔，行吗？让斯蒂汶处理人际关系，米切尔开辟客户市场？”
我真没想到大老板会与我如此推心置腹，但我深知我到这里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虚荣，不是求当大老板的谋士，更不是有野心想在公司的梯阶上往上爬。这是美国，不是我的国家。
“您为何不把他们俩叫进来，直接告诉他们您的想法或决定？”
大老板不让我走，让我坐到角落的一张大沙发上。两分钟后，斯蒂汶与米切尔同时进到办公室，米切尔看起来像只打败了的鸡公，而斯蒂汶也像一只受了重创的老虎，两人一声不吭地坐在大老板对面的两张红皮椅子上。在平静的气氛中，大老板宣布了他的决定。
“如果你们两人没有意见，那就请握手言归于好，埋掉利斧（Bury the hatchet）。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后类似的情况不能再发生。”
米切尔与斯蒂汶默默地握手。
“没事了吗？”大老板问，“如果没有了，再把公司的职场手册好好读读。”
我们在公司合同上签字之前，公司的“训”是必读的，特别是构成被公司辞退的八大理由是要时刻记在心上的，其中有三条是：“如果恶意中伤公司，将被辞退；如果恶意中伤上级与下属，将被辞退；如果互相恶意中伤，导致同事之间的工作关系破裂，将被辞退。”这些理由源于一点：公司就如自己的家，每天有十个小时在这里，如果你不爱这个家，就请走人，或被请走。美国人以直言著称，但公司的行为是与鸡尾酒会上的随意大相径庭的：每个人说话做事都要得体才行。
“珍妮佛恶意中伤我，那该怎么处理？”大老板的话提醒了我。我把小录音机拿出来，再把从电话里取出的小录音带放进去，“你们听听吧，我需要公道。昨晚我去了我们社区图书馆，专门查找了美国厚厚的民事法中关于‘恶意伤人’的定义与惩罚：我咽不下被人如此谩骂的气。”
两小时后，姗姗来迟的珍妮佛刚一跨进自己的格子间，便被桌上的内部电话叫到大老板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她两眼通红地来到我的格子间，哽咽着向我道歉。
我接受了她的道歉。
那天中午，大老板邀请我们组的全体成员在公司餐厅用午餐。
第二天，米切尔搬出他在我们大隔子间里透明的全玻璃私人办公室，让位给斯蒂汶，他自己则搬到走廊尽头的单间办公室。在其他组看起来，他高升了，但事实上他被孤立了起来：谁会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呢？除了每天的早会外，我们很少再看见他。他在大办公室里拉着嗓子叉着腰教训他人的模样，成为过去。
一年后，珍妮佛离开公司，回到波士顿大学去完成她东亚文学系日本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由于她的聪敏、美貌与毫无口音的日语能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二次聘去做“特工”——她在大学时就干过“特工”。听说她去日本的一家大公司为美国政府工作一年后，又回到波士顿，供职于一家日本电器公司，继续与米切尔纠缠。他俩真是“棋逢对手，各不相让”，或者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因我1996年初去纽约开辟公司在纽约的业务，1995年年底以后就没再见到珍妮佛。我最后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2000年。这几年间，他们两人双双与他人结婚，后又双双离婚，后两人又同居一处，最后又分手各奔天涯。有显赫的学位以及做人的霸道，我想他们永远会有工作，只是他们很难找到幸福、安宁和踏实。
华尔街的铁姑娘1
1995年是我扬眉吐气的一年。这一年，我替公司拉进四个跨国洋行并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的生意，这让公司瞠目，也让华尔街的客户吃惊，更让同行羡慕。另外，我还建立了有四百多精英的“人才库”，并且按照客户的要求和市场的标准，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人才评估理论。在当年举行的“如何雇佣到最优秀的雇员”行业讨论会上，我的“交叉易位面试建议”得到称颂。我们公司的一大项目是替美国赫赫有名的大银行招纳雇员，我的建议中提出为了节省新雇员在在职培训中用去的大量时间，在面试应聘者的提问中，应有两份问/答卷子，也就是交叉提问法：一份卷子上面是应聘者如何看自己；另一份卷子上是应聘者易位到雇佣者的角度，从雇佣者的角度看自己。如此一来，应聘者便能知己知彼，不是盲目地推销自己为得到一份工作而工作，而是在实际情况中衡量自己，在接受工作之前，便能够百分之百地了解工作性质、工作期望、工作的提升条件等等。一个雇员只有在将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热情与工作紧紧相连时，才能爆发出最大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满足，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在该行业内最高的回报。我的这个建议实施后，公司和个人找到“合适伙伴”的成功率，往往在80％以上，为此，在完成每一个项目以后，我能心安理得地收取昂贵的费用——有时费用高达到每小时一千美元！我还主动参加公司主办的培训班，为公司“克隆”人才，潜心为公司的发展尽力工作。
而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每一步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的客户和应聘者也知道，我心里为此感到踏实。
怎样正确地评估人才，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只是众多的原因之一，我将在下一本书《人才评估》里，用十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专门来谈这个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我曾经成功地让我的客户给一位应聘者增加了100％的薪水；我曾说服客户将另一位年薪加分红四十八万的国债销售员的收入，增至七十五万美元的总收入；我也曾坚持让客户将一位应聘者的薪水降底了30％；我也有维护原来基本薪水不变而改动激励机制的案例；我有坚持亚洲人与美国人在海外工作时享受平等住房补贴费、孩子教育补贴和享受豪华车权利的案例；我也有宁愿拿不到提成也不做违心推荐的案例。尽管读者也许永远不会重复这些人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背后的道理，是可以借鉴的，会有“它山之石，也可攻玉”的启迪作用。
1995年我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将JP摩根银行纳入我们的账上。JP摩根银行是一家特别受人尊重的老牌美国银行，从来只使用他们指定的人力资源公司替他们推荐人才。在众多的人力资源公司里，有三家名字特别响亮，R＆R，KF和HS。1995年以前，我们公司（S＆C）在银行界是没有名气的，知道的人并不多。JP摩根银行最习惯R＆R这家人力资源公司。R＆R的第一届总裁曾在JP摩根银行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创建了为摩根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R＆R公司。因为在JP摩根银行做董事多年，他对摩根的行为方式、内幕情况、对核心人物的要求等等都了如指掌，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有主人翁的精神，对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工作有热情且干事时能以身作则；什么样的人才具有领袖气质，什么样的精英对公司具有吸引力，或者说摩根银行会对什么样的个人具有吸引力。因为知己知彼，这位总裁创办R＆R以后，R＆R这家公司在华尔街十分有名气，他们的股票也表现良好，远远超过任何一家竞争者。
如今，摩根银行要在东南亚重振私人银行。1995年以前，摩根就设有远东地区私人银行部门，但形同虚设，起的作用仿佛花旗集团今天在大陆设点要办私人银行业务一样，有名无实。七十年代在香港设私人银行部门与今天在大陆办私人银行业务大同小异，因为今天中国大陆的富人对私人银行业并不熟悉。尽管民众手中散布着七十八个亿的美元，但怎样找到这些客户，对他们实现金融产品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将自己的现金存入银行做各项投资、融资、股票的买卖等项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耐心与努力。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改变了。由于土地的增值和各大银行、各大企业进军香港，香港资产猛然聚增，南海有钱的富人也立即增多。如此，以前保守的投资方案和不完善的私人银行理财方式和质量都完全需要改变。
华尔街的铁姑娘2
以前私人银行家主要的特长是他们的关系网。他们整天价和自己的客户喝名酒，吃名餐，聊股票，谈孩子，妻子长，丈夫短，男士打网球，女士打麻将，联系感情和关系，将他们的资产保留在银行，只要不抽资到他处就行。可是到了1995年，这种现象必须改变：私人银行部门必须盈利，那就是说，客户必须盈利。
谁能替他们盈利呢？
摩根银行在自己的伦敦分部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能力的“turn－aroundspecialist”（使生意变得有起色，从输到赢的专家）罗伯特。罗伯特生于法兰克福，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有双硕士学位：工程与金融。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JP摩根银行直接从学校录取，进入摩根银行纽约总部股票部门，五年后被提升为副总裁，副总裁仅做了两年，因在伦敦、巴黎两大金融市场收购三家金融机构时成绩显著，被公司破格提升为董事，年仅三十二岁。十年后，当公司启用他到亚洲创办私人银行时，他已在摩根银行全世界的各大金融中心工作过，口碑甚好。
1995年4月，我的一位美国男助手享利，打电话给JP摩根银行（香港）的一位雇员查询一个数据时，因同名的原由，他的电话被误转到罗伯特办公室，接电话的正好是罗伯特。那天他在两个电话会议的十分钟休息空档中，正想和谁聊聊天，治一治由他纽约大老板大谈数字带给他的头痛。当他得知亨利的老板是一个中国女孩后，立即表现出兴趣，要与我谈话，电话于是转到我的手中。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一个中国姑娘怎么能被一家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看中并雇用？你凭什么从事华尔街金融界的人力资源工作的？你在哪家银行干过？干的什么？说给我听听。”
我于是将我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故事从头到尾告诉他，一直讲到我怎样面试七次进到这家公司。一般我们与新客户交谈时，不能多聊个人的经历，随时随地应该提到公司的名字，公司的服务，公司的信誉，这样才能给予他人公司的职业形象（professionalimage）。不知为什么他的一问，我的一答，那天就没跟公司有什么大关系。他告诉我他刚到香港三个星期，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私人银行队伍，但他到目前为止，一个被R＆R推荐来的人也没见。
“为什么？”我大为奇怪。
“那些坐在纽约办公室的人能了解多少亚洲？他们可以花上半个月读《亚洲经济周刊》，写上一份150页无用的人才报表。那对我有什么用呢？”
“他们在亚洲有分公司。”我说。我给JP摩根银行亚洲部去过电话，被告知他们用R＆R在亚洲的分公司，不用其他公司。
“有又怎样？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实话告诉你，我上周在泰国买下一块地，要建一个博物馆，展现泰国的习俗和为什么会有这些习俗。比如说，长脖子女人。她们的颈上带着二三十个项链圈，把脖子拉得长长的。这些女人以展示这一奇特景象谋生。美国人一看就大惊小怪，认为这不人道，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制止这种风俗。可他们却忘了，制止住这种风俗后，这个村子又靠什么生活？这些人权机构就没看见那些男人的腿，常年累月地泡在水田里，腿骨都泡弯了，走路只有圈着腿走，眼睛永远看着地！而且，这是这些女人们的自由选择！在她们眼里，当长脖女人，总比当娼好！娼，还没人要。”
他呼出一口气不等我说话，又自顾自说下去，“美国人应该喜欢日本吧？不对。一听说在日本买车要先提交停车位才能被授与买车权，又大呼小叫，说什么人权受了限制，买车的自由都没有。但他们哪里知道日本一个小岛国，人山人海，连地铁都挤得要让人窒息，更何况街道！再说新加坡吧。这么干净的国家，这么优秀的政府，美国人不该再有什么说的了吧？可还是要指责：什么最好的政府？连车都不能开进城！犯了个小法，也得遭毒打，没人情！他们不知道新加坡的地铁系统有多么好，完全用不着驾车进城污染城市；新加坡的法律对所有的人平等，总统、皇后为你犯了法的臣民求情，也没用！再说中国。让那些对中国‘一个孩子’政策横加指责的人权者、国会议员，通通去看看中国那些贫困与穷苦的地方，那些山村，那些乡下。不实地考察之前，不许他们乱说。他们骂中国重男轻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