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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财富均是由人创造的。华尔街是怎样创造财富的呢？世界第二首富巴菲特（WarrenBuffett）是靠什么致富的呢？靠投资，走长线，人们会立刻这样回答。这个答案最多只对了一半，因为在人人投资的今天，并不是人人在致富，致富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也许有人靠的是侥幸，有的撞上了机遇；然而作为一个工业（industry），华尔街能存在二百多年，不可能靠偶然的机遇。财富五百强（Fortune500）的大公司，平均寿命也只有四十六年。在1929年与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以后，华尔街均能反弹，这说明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华尔街与工厂一样，有能力并且在过去二百多年中创造着财富，只是他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与传统工业的方式不一样。
华尔街文化2
简单地说，华尔街以自己的智能才干通过管理资产的能力而获得财富，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再是人们需要的穿在脚上的一双鞋袜；在鞋袜满足以后的今天，根据投资人占有资产的多少以及投资风险的包容能力，华尔街替银行的客户们制定投资方案，替投资者们设计或买进卖出各个不同的金融产品，又称“不可见产品”，为投资者创造财富，在为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致富。
不同于一双鞋袜，一幢房屋，金融产品摸不着、看不见，是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出现。比如，用三千元购买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三百股，或者买进三千元固定利率在8％的政府十年国债券，这种成交，交到投资者手中的是一纸“合约”。如果这两个项目——中国电信和十年国债——是两个很优秀的投资项目，三年后，也许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变成二十元一股，投资总额翻了一番；而三千元的国债投资，在国民经济搞得好，物价稳定，通货膨胀控制在1％～3％的情况下，效益也同样十分可观，真的是“守株待兔”，坐在家里拿钱。但如果国民经济萧条，加上战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变为8％或以上，8％的国债投资就是很糟糕的投资：本金虽然保住了，但利润率还比不过通货膨胀。这两个例子是极为简单化了的例子，要说明的是：华尔街是人为的市场，生产的是不可见产品，因其各大银行所拥有雇员的优秀程度与资金多少取信于投资大众。当在大众管理资产妥善有“赚头”的前提下，华尔街也“大发其财”。
由于华尔街的回报主要是靠人这“软件”得来的，华尔街对个人的要求就特别高；又由于银行各个部门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华尔街对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团队的要求也同样高；再由于华尔街永远面临的是不断的新产品与风险的出现，新的市场的开发，新的顾客的要求，华尔街必须保持“年轻化”——在华尔街工作的最佳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岁；更由于在这个行业里的有限时间段内，人们期望他们的“最佳岁月”得到“最佳回报”，华尔街也是人性最暴露的地方：胆小（Fear）与贪婪（Greed）往往同步，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应运而生，成为华尔街的一个可怖景观，时时听见从华尔街退下的或仍然坚守阵地的人们摇首叹息，将办公室政治与美国人惧怕的另外两件事税收和死亡相提并论。华尔街的白领心事重重，高收入的他们难逃这三大劫难：办公室政治，税收和死亡。即使如此，人们仍然“视死如归”地要去华尔街。
华尔街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全球性：无论纽约的华尔街、伦敦的“华尔街”、巴黎的“华尔街”、东京的“华尔街”，均是孪生姐妹。这些跨国大洋行的投资行为是全球行为，因而华尔街的文化也许是最不带有“种族色彩”的企业文化。一个世界，一个人类，一个市场，二十四小时交易（Oneworld，One people，One market，Twenty－Four hourstrading），是我们常听见的口头禅。这里，不要将个人的偏见与企业的统一文化相提并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总是有冲突的，尽管这些冲突有时根本不源于宗教信仰、政治偏见、皮肤颜色或地域口音。事实是，企业文化确实还因地而异。我认识一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他在纽约市场呼风唤雨。当公司将他借调到东京市场时，他的技术能力非但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因其个人开放的性格与在特定环境下（纽约）培养起来的心直口快的“企业文化”在东京惹下大祸：纽约与东京企业文化发生了冲撞，受牺牲的则是夹在两个文化间的雇员。也就是说，这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对对冲基金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十分清楚，可是对企业文化之间，以及个人在不同企业文化中的个人风险却不明白，因而导致工作失误，最后他只好被迫离开公司——回纽约的退路也中断。
华尔街文化3
华尔街文化首先是以人为本（People AsAsset）的文化。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一切剩余价值与财富均是由人创造的；毛泽东也把人放在一切之上：“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可见没有人，便没有一切，当然也不会有靠人的智力运转的华尔街。华尔街各大银行、各董事局的大老板们，公司的执行总裁们或下面各个部门的决策者们，均把雇人（hire）或者裁人（fire）当作企业运转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根据我在高圣投资银行（GoldmanSachs）的一位客户的说法，如果公司把人招错了，这人会把公司给毁掉（run down）；如果公司把人裁错了，这人也会通过法律诉讼，洗净公司，让公司“连裤子也穿不上”（sue your pantsoff）。他当时指的是两件在华尔街让人侧目的事：一是1995年巴林兄弟投资银行（BaringBrothers）在亚洲东京市场上雇用的一名外汇交易员，他将失去的资产掩盖起来，直到公司输掉上亿的资产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让另一家老牌欧洲银行ING买了去；另一件事则是摩根史坦尼（MorganStanley）在纽约市场上雇用的一名股票分析员，这名分析员三年后被摩根史坦尼辞掉，被辞退的原因引起这名雇员与银行的法律纠纷，为平息这场纠纷，据《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则消息，摩根“长痛不如短痛”，以庭外和解了结。据说这名雇员拿到摩根上百万的巨额赔款后，办了一家报纸，专门与华尔街的银行作对，人见人躲，华尔街的公司没有谁敢再雇用他。为找到正确的、合适的、同时又十分能干的人才，华尔街的大洋行不惜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这些人才的来源分为三个渠道：（1）学校；（2）内部推荐；（3）猎头公司。
每年四五月份，跨国大洋行——美国银行、欧洲银行、英国老牌银行甚至亚洲银行如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英资的香港汇丰银行（HSBC）——都派自己人力资源部门（PersonnelDepartment）的职员到全世界各大名校面试学生。各大学校的“工作分配部”（PlacementOffice）每年三四月中也将哪些公司将前来校园面试的信息告诉相关的系和院部，有兴趣的学生前往填表，受其推荐甄选后，被银行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士面试。根据面试结果（A、B、C、D）而被告知下一轮的面试，或被客气地推掉：谢谢对该公司的兴趣，我们祝你在以后的工作求职时走运！诸如此类的话，我不少同学、朋友、同事以前都听到过。
如果校园面试成功，接下来的将是去公司本部或总部进行第二轮的面试。这次面试是与公司的各个部门的决策人见面。这第二轮的面试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其主要目的是让公司的不同部门对该学生的潜力有充分的认识，再按其潜力分配到合适的部门。有时，一个学生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交易员，十个面试下来，也许这些有资历的华尔街老手们会认为该学生更适合去做市场国债营销。
如果这个学生被公认为在公司有前途而被雇用后，他首先要受三至六个月的公司培训。这个培训是由公司好几个主要部门联手进行的，如交易部门、推销部门、投资银行（corporatefinance）部门以及分析部门等等。如果应聘者是去法规部、财会部、风险控制部或后台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训练过程要求又不一样。这些训练的目的是让这位新雇员对银行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直感直观和亲自动手的认识（hands－on），从而根据自己的好恶、能力来决定最终哪一个部门更适合自己的发展。
从一个新雇员到一个独当一面的好雇员，通常需要五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四年的大学生活能让一个学生在四年后得到一份大学毕业文凭，五年的华尔街生活，一般能使一个具有大学文凭的好雇员，从助手（Associate）成长为一个称职的副总裁（VicePresident）。虽说是五年，但不是“一刀切”，时间可长可短。我认识一位从中国大陆辗转到东南亚后进入哈佛获得商学院硕士学位的学生，加入波士顿第一银行后，仅三年时间就从助手直接提升到董事（Director），跨过了副总裁的职位。
华尔街文化4
这里，我得提一下银行的职称体制与基本报酬。
银行的职称体制大体分为五个等级：1。助手（Associate）；2。助理副总裁（Assistant VicePresident），这个职位处于助手与副总裁之间；3．副总裁（Vice President）；4．董事（Director）；5．执行董事（ManagingDirector）。华尔街一是论资排辈，二是论贡献排辈，每一级之间相差大概五年。
由于华尔街完全是“以人为本”的企业，人的优秀与否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回报，因而报酬是十分清楚的，职位的提升与经济上的回报，一点不含糊。助手每年的底薪又叫年薪在五至七万美元之间；助理副总裁的底薪在七至九万之间；副总裁的底薪在十至十五万之间；董事的底薪在十五至十八万之间；执行董事在十八至二十五万之间。在此底薪之上，视其银行的利润，所在部门的利润，以及个人的贡献，还有年底分红，分红是年薪的20％－100％不等。但这里要将银行的三个部门除外，它们是：投资部，交易部，销售部（分为企业团体或私人银行部）。这三个部门是银行最赚钱的部门。
投资部（investmentbanking）负责大公司、新公司的上市，上市盈利是投资银行的第一利润。其次是销售部（sales）。销售部门有企业（institutionalsales）与个人/私人银行部（high－net－worth individual/privatebanking），他们一方面要将银行的产品卖出去，一方面还要吸引“有资产者”和新客户进入银行。第三是交易部（trading）。交易部也分为两个部门：用银行的钱在股市做交易的（proprietarytrading），和用银行客户的钱在股市做交易的（sales－trader）。这三个部门的分红往往视他们的纯利润而定，按不同的比例关系分红，拿七位数分红的并不少。我认识的交易员里，有一年分红好几百万的，我的一位客户在1998年的分红是三千万美元！当然，也有年头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银行为保护自己的人力资源不流失，有时只好“变卖家当”，如，1995年，波士顿第一银行将自己在曼哈顿的两座大楼给卖了，集资给银行最不能失去的雇员分红，以留住他们。
我们应该知道，美国与新加坡和香港相差无几，人均收入均在三万美元，而且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全世界的前几十名首富均在美国，但绝大多数财富却集中在很少数的人手里，所以这个人均收入的参考值不能真实地反映一般美国人的生活。其实，75％的美国人都过着很一般的生活：工作，养家，操心孩子的教育费用，操心自己的退养社保，担心医疗保险不足，担心房屋贷款、汽车贷款不能按期支付。今天，要维持中产阶层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依地域不同，一年至少得有七至十五万美元的收入。从中产阶层开始，大学教授的薪水与电脑专家的收入平均在五至十万之间，六七万居多；医生和律师，薪水的平均值拉得很开，五至二十万不等，十万居多——如果是私人开业，还得自己去找客户和病源；各行各业的销售部门如卖车卖房做进出口生意，薪水相差悬殊，二至二十万不等，八万居多；一般中小学老师和工厂工人的薪水在四至七万之间，相对稳定；警察的收入与在超级市场、麦当劳、电话局、邮局等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的收入相差不大，二至六万不等，四万为多，也相对稳定。每年，美国经济杂志都要公开社会财富与各个行业的收入情况，以引导人们就业。画家、音乐家、作家、诗人和从事艺术的，这些行业的收入，从来没被刊登过，也许收入太微薄吧，无法算做行业，只能看做个人爱好。美国政府虽说把言论自由看做第一，但还是以纳税的多少来衡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球星、歌星、影星也没上“排行榜”，成名前与成名后是两个世界的对比，无平均值可求。
华尔街文化5
在这样的经济气候下，华尔街为什么会如此吸引有才之士，便一目了然了。不过，我还是得指出这么一个重要事实：华尔街职场，相对而言，办事确实是一是一，二是二。无怪乎商学院、经济学院、理工科的高才生，他们毕业后的第一选择，往往是华尔街的大洋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才的第二来源当然是内部人士的互相推荐。在股票市场上，谁是谁的对手，银行间彼此都十分清楚。互为对手的企业，往往在企业文化上也十分相似。比如，高圣最喜欢雇用摩根史坦尼与美林证券的投资银行家与证券交易员；JP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则“你抢我的人，我夺你的才”。华尔街流传的佳话是：花旗银行的“学生”受到全方位训练毕业后去JP摩根银行创业挣大钱，退休后又回到花旗银行当资深望重的咨询，安享“清福”。高圣在上市配股中表现出色的业绩，美林在共同基金的管理与资产分配上具有非凡的能力，两个公司的互补能力，显而易见。如果人才“跳槽”时跳对了，公司、个人之间都获益匪浅。我在欧洲银行任高职位的一位客户，后来跳槽到另一家欧洲银行时，将近一百名从事国债的交易员、销售员、分析员、计算机模型设计师等等，全跟着他先后进入这家欧洲银行。内部人士的推荐因其相互的信任与长期工作中结成的搭档关系（partnership），应当是最理想的“人力资源”。
人才的第三来源当然是“猎头公司”或美称“人力资源”公司的推荐。由于人才是华尔街大洋行立脚的根本，按其严厉的行规——这些行规或公司条例在合同上清楚地写明，其中包括加入公司后必须对公司“忠诚”，对公司的一切秘密必须严守，不能泄密；不能拉走公司的客户源等等。如果证据确凿，公司想跳槽的雇员与想拉这个雇员的公司（或先前离开这家公司现又向这家公司拉人的人）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这和高科技公司比如微软或硅谷那些软件开发公司的原则是一样的：高科技公司与银行创造财富的渠道大同小异，均是将一种想法（idea）变成可以牟利的产品（product），想法与产品之间则是人的才干、智能和集体力量。
为保护公司的人力资源，美国有一种称之为第三者破坏法（third partysabatage）的法律，对那些同行企业之间的相互“恶意行为”，进行法律制裁。我的一位客户是美林证券公司外汇交易组的组长，除管理正常业务外，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下班前，将自己小组的录音电话抽样倾听，防止任何对公司的“不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与猎头公司的交谈。猎头公司不受限于第三者破坏法，猎头公司的出现正是因为同行的大洋行之间不能互相“直接”从对方挖人而产生的“曲线”接触法。我记得刚加入舒利文这家人力资源与人才评估和推荐咨询公司时，我曾读到一个带插图的故事：美林的主席与高圣的主席共进午餐，席间谈到各自的高手——高圣的上市公司能手与美林共同基金设计专家均是世界级的人才。谈完后，两人都表示这场谈话是具有极高私密性的，因涉及到各自公司的业绩，“我不打电话给你的得力助手。”美林的老总说。“我也不断你的右手。”高圣的老板说。两人握手表示要恪守诺言。当天下班前，高圣老板的得力助手与美林老板的右手同时接到被邀晚餐的电话，电话是从各自的竞争强手处打来的，打电话的当然不是美林的老总也不是高圣的老总，而是他们雇用的公司猎头！
猎头公司的产生也是因为有买主要快速获取人才资源应运而生的。那么，猎头又从哪儿来呢？他们的职业道德是什么？他们在应聘者与雇用者之间，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