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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雇用者之间，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在美国的白领阶层，特别是“最高级打工仔们”包括各大银行的主席、副主席，都需要一个猎头朋友？今天的职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质的变化？这些问题，我将在文中一一回答。现在看看我是如何被舒利文这家华尔街的人力资源、企业管理、猎头公司给雇用的。
这样找工作1
我工作的这家公司——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才咨询公司——最初是波士顿当地一个小猎头公司，专为波士顿地区的高科技公司寻找人才。后来业务拓展到法律、医院、金融界，并且从单纯地替别的公司找人，发展到咨询该公司成长的全部计划，开办培训班，培养在职总裁、副总裁的管理能力以及对人才进行评估与考核。1992年我去时，舒利文公司已经拥有十四个分公司，公司市场评估价值七千四百万美元。三年后，因其金融界业务在全球的剧增，公司的市值翻了一倍，我在公司的扩展中，在客户的获取上，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的猎头公司与其他公司一样，人力资源源于三个渠道：一是从学校毕业生中招人；二是从其他猎头公司或企业规划管理等公司去挖人；三是不少从华尔街“退休”下来的交易员和产品推销员成为华尔街“猎头”。舒利文人力资源公司有许多项业务：训练各大公司的领袖人才，训练计算机人才，训练营销人才，“猎头”只是公司的一小部分业务，是由1987年股市崩盘后失去华尔街工作的几位交易员和国债推销员进入公司后发起的，因华尔街1989年指数反弹后需要大量人才应运而生的“衍生物”。
华尔街的文化本身就是“青年文化”，各部门的雇员，四十岁一过，便进入“老年”，他们往往来到猎头公司工作，因他们懂业务，又有关系，干起这个行道来驾轻就熟，而且收入不菲，二十万美元一年是常见的。我被雇用后工作的那个组——全球金融高级人材资源推荐中心，十五人中，有十一人曾在华尔街各大公司就职，工作年限十到二十七年不等，有的做交易，有的做投资，有的做上市，有的做市场分析。他们爱发脾气，几次电话“搬”不动一个人，就难以忍受这种“失败”；而从学校直接到此地或从其他企业过来的呢，苦于不懂专业知识，不懂华尔街的行话，就往往不能与华尔街的高级人才“对上话”。记得我刚工作不久，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电话打到美林欧洲部的政府证券市场推销部一位资深销售员手里，刚说完两句话，他便说我该回家做家庭作业：“你太嫩了，我敢把我的前途交给你？”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电话，使我产生了对我手中工作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我去熟悉业务，熟悉华尔街的人力资源市场和人才评估标准，以及怎样认真倾听客户与应聘者的要求，在将人才按其能力、专长、性格定位后，再定其价。这些努力，使我后来能在跨国投资银行所到之处，都能完成他们交给的项目。
“我们是媒人，”我的大老板曾对我们这些新来的雇员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将公司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在一个可以接轨的点上连接起来，使公司与个人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潜力，从而得到最大的回报。”
也许我在入门时听了并牢记着我这位大老板的训导，使我在以后的十年中能在东南亚的华尔街圈子里建立起一种信誉：经我推荐的个人，都在自己的新位置上“再进一尺”。我不是替人“找工作”，而是替人“创机遇”；不是替公司“找人”，而是替公司“创资产”。十年的努力与成功案例，使我能对自己作出这样的承诺，那就是：只要有华尔街，就有我的工作。通过第一年的努力，后面的九年全是客户找我，而不是我找客户。到1995年亚洲华尔街起飞时，指定让我替他们东南亚分行服务的大洋行，我们公司给他们送出去的账单真可谓拦路打劫（highwayrobbery）：每小时有的竟高达一千美元！
这样找工作2
现在回到1992美国经济的冰点期：那年，我毕业了。
对毕业接着就是失业的我来说，能立即找到一份工作，真是十分幸运！一年前的1991年毕业论文完成前期开始找工作时，我一直眼睛放在学校内，我从没想到过在学校外面去找份工作：教书，是我的天职；写论文，是我的最爱；书，是我最好的伙伴。读书，想问题，眼睛往心里看，找到最新颖、最原始、最有创造性的命题与答案——我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一天，我去请求教过我中国诗学、聪明才智过人的助理教授约瑟夫替我写推荐信，他诧异地看着我要去的学校，然后告诉我他也在申请同一学校的终身教授职位。我吃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从才智和学业上讲，平心而论我比不过约瑟夫。约瑟夫早我四年从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博士毕业，已得到过许多美国政府和各种有名学术机构的基金，去年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写了一年的中国诗学论著，在学术界小有名声，甚至他想找一份终身教授的工作也还找了四年！我们学校原来那份给他的教书位置本来是终身教授职位，但因经费问题，临时砍掉了那份工作，现在，约瑟夫也只好“另寻高就”。
我思前想后，决定把自己在美国的位置摆正。现实是，我必须忍痛割爱，放弃去美国大学当终身教授的愿望。我一边潜心把毕业论文写完，一边盘算去哪儿工作为好。我想到过回北大教书，但当时人人都在往外走，而我读了近三十年的书，其中包括受了十三年的高等教育，在碰了如此大的钉子以后——我得和一位比我强得多、没有得到终身教授的美国人一起在美国学校竞争同一份“终生教授”教书工作，我确实有点灰心，也有点想换一种活法了。我想，美国是一个梦想可以成真的国家，什么人、什么行道都可以有成功的机遇，校园里清高然而清贫的生活，也许从今将与我无缘了吧？
这些原因以及想和丈夫结束“牛郎织女”的美国生活，使我坚定了去波士顿的决心。忘记教书吧！到丈夫身边后再做决定，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吧？我希望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这个要求，在过去十年中，简直是奢望！为了求学，我和丈夫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们是高中同学，后来他去上海读本科，我去吉林学英文。大学毕业后，我去南开英文系念硕士学位，他去北京航天部当出国研究生，我们1982年开始谈恋爱到1984年结婚，几乎就没怎么单独相处。1984年夏天他去了美国，一年后我因在北大教书时，绕未名湖晨跑巧遇丈夫所在学校的文学院前院长，他慷慨地帮助我去了美国读文学博士，可我刚到学校不久，丈夫就转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两地求学，我们在感情上受的苦，只有我们和我们的女儿知道，因为小小年纪的她，也是个受害者，我们求学，她也得付代价：在美国她也无法与自己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因为她的父母要两地读书，她幼儿园的老师也不止一次问过我是不是单亲母亲！（这段求学的经历，我已在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描述过。）到1992年，我和丈夫虽说结婚八年，但究竟有多少日子生活在一起呢？决心一下，拉了一车书我搬家北上波士顿。结果，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情，从此以后全方位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一段经历让我认识到知识是可以转换的，学文学的可以去干管理，可以去设计金融产品，可以去做人才评估。社会变了，职业结构变了，信息产业的出现，知识的膨胀爆炸，要求我们改变。求职的方式、求生的方式在新的社会大环境下也不得不随之改变，正如世界先于我们，我们得先顺应世界再说改变世界一样。离开中国到美国，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因为那是一条重新植根的艰难路。
这样找工作3
实话实说，比起许多中国学生，我比较灵活，而且十分执著；知道我想要什么，怎样去获取，这和我从小失去母亲迫使我的性格独立自主很有关系。比如去应试，尽管没人给我讲过应该怎样面试，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想要得到舒利文公司的这份工作，我必须对面前这份工作表示极大的热心和喜爱，而且必须要让公司的决策人认为在我身上的投资是正确的。很明显地，如果他们认为雇用你只是给他们的payroll（发薪部门）增加了一个负担，当然不该雇用你。我后来精于在华尔街替银行巨头寻找我认为最优秀、挑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才时，我发现雇用者最看得上的素质要求有五：
第一、性格。性格的开朗、活跃，不怕困难，不怕被拒绝，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人相处既能融洽，但又有鲜明的态度，是最能引起面试官和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重视的。
第二、信心。性格又与信心连在一起，性格开朗的人往往信心十足，在企业改变的今天，销售部门——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产品或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洗洁精，都需要人来推销它们，否则，好的产品也是死的产品。企业是人干出来的，人们的性格和做人做事的信心决定着公司能否生存下去。我认识华尔街的一位超级证券推销员名叫葛丽丝，她得到在美国八十年代最走红最难进入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的工作，便是她决断认真的性格所致。在应试官对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他中央银行证券推销部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是华尔街街头风里雨里卖“热狗”的小摊贩时，葛丽丝抓起自己的高档西装外套就蹿出面试官的办公室并扬声说道：“需要我卖多少热狗？”就因为这，葛丽丝被所罗门兄弟纽约总部证券推销部雇用，而那一年，整个所罗门兄弟在全球一共只招收了三名亚裔！
第三、谈吐要清楚。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或中国人在外企求职时，一定要有口头上的准备，一定要战胜非母语带来的实际障碍与心理障碍而得到雇用者的认同。这就要求对工作了解详熟，明白公司是干什么的，自己的职位是什么，需要自己以前哪些成功的案例来支撑面试时取胜的机会。滔滔不绝是不可饶恕的，面试官在你开口五秒钟后便知道你能否胜任这份工作或毁掉公司。我的一位朋友初次去纽约银行面试文秘工作时，面试官问她有什么资格在银行做他的高级秘书，她文不对题地讲到她在哈佛大学进修过，见过众多的国家级企业领袖，知道他们的意图和性格；同时；自己是学英文的，能够准确地了解纽约银行与中国银行在业务上沟通的难点。她眉飞色舞地讲得正起劲时；面试官打断她说要接一个电话，一去就再没转回。他给她的教训是：当文秘的首先要知道什么时候终止讲话。但碍口害羞、吞吞吐吐也注定要失败，应试官会认为你的脑子出了毛病，所以反应才如此迟钝，口也跟不上趟。一问一答，答话的时间是问话时间的两倍为最佳；还有，当回答不上所提问题时，一定要诚实以待，回说自己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说请指教我这问题该怎样回答为佳；或说这正是我的弱点，有待改进。千万不要装懂或文不对题地自圆其说甚至狡辩，因为这给人不诚实的印象，不诚实将使你失去一切求业的机会，特别是银行供职的机会。银行的第一要求便是诚实，因为这是公众对银行的要求。如果人们对银行置疑，还敢把辛辛苦苦劳作的报酬存进银行？同样地，你对银行不诚实，银行敢雇用你？把千百万资金交你手中？把二十四小时电脑运转的责任交你担负？不敢！
第四、专业知识。我们通常会认为专业知识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根据企业成功用人的案例看，往往在决定起用一个人材时，专业知识被放在人品素质之后。这样讲吧，如果我们去一高档饭店用餐，我们不会因为食品本身不是特别中意就发誓再也不去那餐馆了，而往往是因为那高级餐厅的劣等服务与怠慢使我们恼怒，使我们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去这家餐馆。所以英文有句俗话：不好的饮食因其优质的服务能被人原谅，但没有任何可口的菜肴，会使你忘记糟糕透顶的服务！（Agood service can save a lousy meal； but a lousy service can never save anexcellent meal！）专业知识，配上高尚的人品和清楚的谈吐，往往立马能得到第二次面试的机会，我1992年在舒利文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面试七次才被录取，问题出在我完全不懂专业又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上——我是厚着脸皮蹭上去的。
第五、个人背景。个人背景是应聘者能否得到面试通知的决定因素。没有良好的个人背景：学校的成绩，就读学校的排名，以前工作的经验，做了多少社会义工，是否在体育上有特长等等，都会被考虑，这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的评判。中国人不太看重体育在人的素质培养上的重要性，而美国人却特别看重。在他们看来，体育运动能向一个人天生的素质挑战。能否接受挑战，不仅反映身体素质的好坏，更反映心理、脑子的承受力。比如说一个人的天生素质只能让他跑上八百米，但他靠超人的毅力跑上五千米，那么用人单位仅就这一条就会对他刮目相看。我的小老板就是这样一个长跑者。他没有天生的长腿，可他有天生的毅力，这毅力使他的“短腿”能跑过公司所有的长腿。想想，那些成天在华尔街各大楼里手执千万、亿万资产，在交易场上杀进杀出的年轻交易员，他们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力和体力来接受每个人在决策金额时，给公司、给自己带来的危机或机遇？华尔街那些年轻气盛的交易员，个个头发斑白，而他们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到三十五岁！
这样找工作4
在1992年发疯找工作的日子，我并不知道上面这些要点，也无人指点，但我决心很大，我敢去撞。我能失掉什么呢？如果我不去撞，我将失掉机会，道理，不是明摆着？
每天，我买回一大堆报纸，《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理财》，《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等等，报上征人栏的所有金融机构征人广告，条件都需要商学院毕业，金融专业或银行工作经验至少三年以上，我不灰心，手指翻起了茧，也不丧气。找到舒利文这家公司在华尔街报纸上登的征人启示，是在整整翻了七天的报纸后才发现的。征人启示这样写到：
公司旨在开辟亚洲市场，诚挚征求具有下列五项条件的资格人才：（1）商学院毕业；（2）五年银行或证券交易所工作经验，特别是香港金融界的工作经验；（3）有亚洲客户源；（4）有文件证明亲手处理过的人力资源成功案例；（5）至少会两种语言，英语和粤语（国语也可以考虑）。
五个条件中，我只有一个：讲英语和国语。
接下来关于这份工作的报酬和公司待遇，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心动不止：
“薪水从优，底薪加分红；医疗保险，包括保牙医、眼镜（后面这两项一般保险都不保，发病的可能性太大，医疗保险就贵）以及生命保险；退养金；工作突出成绩显著者，公司提升机遇不断。”
更吸引我的一条是工作时间：晚间八点到凌晨两点。这就是说，整个白天都是我的，既可以和女儿亲近——我读博士的代价，是使我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很少，我真挤不出时间和她在一起，她两个月大时，我还将她送回中国十个月。这样的工作时间，既可以工作，又可以读书，读了近三十年书的我，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书已成为我生命的原动力，一天不看书心就空，哪怕有时拿着书并没有看进去，也能起到麻痹心理的作用。我思来想去，决心定了；舒利文这家公司找人去开辟香港亚洲金融人才资源与企业咨询服务的这份工作，就是我的——我非得到不可！
说干就干，我立即开始在电脑上打印我的履历表。我没有银行工作经验，但我有前后七年的教书经验。我从在南开大学上研究生时，在经济系就开授了一门“托福”课，在教托福的同时，我还在天津一家工厂兼职英语教学；我又写上北大的英语系正式教学工作；华盛顿大学教授过的三门汉语课：我写得如此详细，把课的代号101、201、301全都写上；还有我教过的一百多名美国各界人士——这些人学汉语，有七十多岁的老翁、老太太；也有仅五岁的小孩。洋洋洒洒的三大页履历表，把我的底气写足了。然而，这正是我犯的第一个大错，当我后来与我们全球人力资源部的小老板（TeamHead）米切尔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