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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指出，鉴于地方官员总是外来人，并且很快将被委派到其他地
方，。只我乡井人有坟墓亲戚、房舍田土在此。，对地方防御有一种
持久不变的天然的兴趣。他写道，甚至穷人也对保卫他们的村庄
感兴趣，因为土匪在他们的牺牲者中不作社会区分，所有人都要受
害。吕坤的劝告反映了儒家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中社会对抗因共
同威胁而消失，强制因自愿投效而变得不那么明显。①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5，第1页。一种类似的使穷人关注地方防御的尝试见
。长沙县志。（1871年），卷15，第18页。
团练与保甲之间的另一重要区别是文人－绅士所起的作用不
同。如萧公权所指出的，有功名的名流不应担任保甲制度中的职
位，部分原因就在于保甲起着抵消名流支配地方权势的作用。①
尽管有少数例外②，一般来讲保甲职位确实是委派给普通百姓的。
对团练来说，情况却大不一样：名流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官方也
认为，领导团练，至少是在上层，是绅士的职责。③与保甲形成对
照，团练承认并且依赖绅士领导，这一事实表明了中国农村中官僚
政治潜在的虚弱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相对的强大。保甲在承平
时期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发挥作用，但却不能满足动乱时期的要求。
它的官僚政治的、形式主义的行使权力的方式对于遏制严重的社
会和军事危机就过于软弱。对比之下，名流在其村社中的固有的
支配地位（这种地位只部分地依靠他们的国家正式认可的特权）能
够经受反复冲击。因此，尽管具有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团练却吸
收了保甲所特别回避的那种非官僚政治的来源于地方的力量。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年），第68页。
②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2，第2页。19世纪后期名流日益卷入保甲事务的过程
在第四章第二节中讨论。
③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1，第2、4页。
由于经过种种理想化的润饰，个人威信也降低了官僚的作用，
因而官方所坚持的团练保持军事化的低水平并最终受官方控制的
观点是坚定不移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对白莲教时期的记载作了
有选择的探讨，表示了对龚景瀚、严如熤这些文职官员的明确赞
同，以及对非正规的雇佣军队。乡勇。的不满。实际上，乡勇由于其
难以驾驭的经历以及危险的本性，在官方模式中从未获得像样的
地位。绅士的重要性也从未使正式官僚的支配地位失去光彩。如
同许多其他的绅士事业一样，地方防御只不过被看作官僚机构本
身无法完成的那些必要的工作中的一项。团练制度的一种令人感
兴趣的改进是。官督绅办。，这种形式使绅士充当了一种不明确的
但又肯定是从属的角色。①
不过，以下一种明确无误的含意是最重要的：团练的确是国家
官僚机构自身的外围部分。授与名流领导人名誉官阶，坚持准确
的登记制度，以及军事化过程与保甲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保持
持久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一结论。存在于这个观念背
后的乃是国家卷入民兵事务的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从这种传统
中产生了一种观念：动员民众当民兵是政府的正当职责。团被用
来作为征募民兵和地方管理的工具，很清楚这是由团在国家控制
的军事制度中充作行政单位这一历史根源派生出来的。在它的绝
大多数早期建议者看来，团练并不是对新出现的地方势力的让步，
而是重申国家对强制的、官方创立的征兵和管理制度的传统关怀
以加强官方对农业地区控制的一种方法。它不是狂热的三元里式
的爱国主义，而是支配着官办地方武装形式的国家民兵的那种带
有官僚气的形式。
（谢思炜译）
① 。巴陵县志。（1891年），卷19，第17页。这种说法令人想起类似的措词。官督
商办。，。官督商办。原来用于盐业垄断经营，后来在兴办早期的工业企业时借用。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第一节 地方组织的规模
团练制度，当它在19世纪中叶出现时，是两种历史潮流的汇
合：一种是边界地区官员们的行政传统，由卢象升经方积、龚景瀚、
严如熤等人留传下来，他们谋求加强对农村的官僚政治统治；另一
种是地方名流的自发武装，他们谋求保护他们的村社、财产以及他
们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潮流，我们推测，决非毫不相关。行政法规
影响了绅士防御事业的结构和术语，但自身也必然部分地取自地
方实践的经验。在白莲教叛乱之后，团练这一名称愈来愈多地被
地方用来指称绅士自己的乡村防御组织。但是直到嘉庆末年，团
练也已成为清代国家机器的边缘的、但可以明确辨认的部分，有许
多行政先例可循。这样，当19世纪中的危机干扰中国社会时，团
练仍然表现出它特有的两重性：它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
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我们现在必须
考查的是地方武装的实践。
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的讨论将主要涉及那些由正统名流
筹办的武装组织形式。异端团体的武装在第五章才详细进行讨
论。我们将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充分了解正统武装与非正统武
装是同时兴起并相互密切影响的。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年代
顺序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同一个社会崩溃过程的组成部分。但
是把正统方面放在首位并给予较为详尽的讨论，还是有一定的道
理的：名流的活动有无法相比的较为完善的文献记载。在地方志、
官方文件以及私人文集中，我们看到了名流如何集结力量对抗叛
乱的非常详细的形象描述。完全撇开他们取得胜利的事实（至少
暂时如此）不论，有文化的名流也自然控制了文字的记载。他们的
对手文化低，很不走运，身后遗留下的文件资料非常稀少，甚至连
太平天国有文化的领导和官僚机构相对来说也只留下很少的文字
记载，因为他们的绅士征服者必定要使他们的大部分文献与他们
一起消灭。这种相差悬殊的结果是，我们能够看出正统名流武装
中的组织模式，而从另一方的零散证据中，其组织模式是不能立即
看清的。很可能，从正统组织的研究中得出的模式将使异端武装
的模式更易看清，而最终弄清一种包括双方在内的地方武装的普
遍模式。
单一的和复合的乡村武装规模
对中国社会的体制愈深入进行观察，我们对各种东方社会分
析据以立论的。彼此隔离。、。自给自足。的农村图像的印象就越是
淡薄。①在生活的全部领域，包括武装组织，中国社会都被结合进
亲属关系网，这种关系网从村庄扩展到邻近的村庄，扩展到市镇，
扩展到县城，以及更远的地方。这些亲属关系表现为一定的传统
形式，其名称在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有很大不同，但在规模和作用
的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
① 作为例证，请看佐野学的。清朝社会史。I（东京，1947年），第92页。实际上，
佐野的分析比他那似乎想起到支配作用的前提更为复杂。
地方武装组织的基础单位是单个的村庄，中国农村最小的防
御实体。中国的村庄在大小和密度上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不仅地
区间有很大差异，而且同一地区内也是如此，这种不同依那些支配
村庄生活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而定：土壤的肥力，亲属集团的大小和
财富，运输的远近和便利程度。它们的大小只能作出一般估计，其
差别在几百人至几千人之间。①一个村庄如果布局紧凑并处于良
好的防御位臵，是很幸运的，在混乱的19世纪，用墙把村庄围住是
常见的事情。尽管通常见到行政城市周围围以砖墙或石墙，但村
庄和市镇的筑墙方法则随时代的政治稳定情况而有变化。村庄防
御工事的建造可以有所不同，依地方财力和资源情况而定：在山地
是石墙，在平原是夯实的土墙或砖墙。在南方广大地区，在19世
纪50年代中叶，几乎所有村庄都筑起了围墙。②在19世纪50和
60年代，在北方的中部省份，围绕村庄修建土墙的做法为捻军叛
乱提供了物质基础。③
① 萧公权提供了19世纪村庄规模的大量资料，但其中很大部分尚需系统化。
。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第12－20、560－565页。
② 。郁林直隶州志。（1894年），卷18，第28页。各种墙的术语很不统一，有多种
多样的、互相交叉的用法。一位作者指出，堡“一般指一种土墙”实同于城“行政城市的
围墙”。县治谓之城；村镇谓之堡。见薛传源：。防海备览。（1810年）卷9，第3页。其他
防御围墙的名称是。寨。（表意文字指木制栅栏，但看来实际上通常是用石头筑垒）；
。圩。（一种土墙）；。围。（一般是小型的防御围墙）；这些还不能详尽无遗地包括全部地
方变体。防御围墙的名称一般是定居地本身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张家围。有关筑墙
的定居地，也见。贵县志。（1894年），卷1，第5－6页。
③ 见蒋湘泽：。捻军叛乱。（西雅图，1954年），第32－44页。
不是每个村庄在自然条件方面都能防御，也不是每个村庄都
具有防御所必需的其他两个条件：有力的领导和多余的财力。具
备这些条件的村庄产生了最小的地方武装核心：单一的。团。，或地
方防御联合体，有时在官方说法中称为。小团。。通过这个机构，地
方领导筹集和分配资金，招募民兵，并管理村庄防卫的其他事宜。
这个层次上的领导者常常是功名较低的人——生员或者监
生①——或是这些功名的候补者，即童生。这类领导者也可以是
花钱捐得名誉官阶的人。但是单一的团的领导者决不限于有正式
功名身份的人，在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子，说明平民依靠他
们的财富以及社会影响，在村社防御中与有头衔的文士很难在职
务上作出区分。对这种类型的考察，使我们对中国农村名流身份
过于正式的界限的实用性产生了怀疑。②
① 有关功名以及获取功名的步骤的详尽叙述，参阅张仲礼：。十九世纪中国社会
中绅士作用的研究。。
② 莫里斯〃弗里德曼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说明给地方名流下定义既可以根
据职务，也可以根据正式标准。。中国东南的氏族结构。（伦敦，1958年），第53－55页。
有充分证据表明，平民在单一层次的武装组织中经常担任领导角色，与那些获得较低
功名的人难以区分。例子见。武阳团练纪实。，载。武阳志余。（1888年），增补本，卷2。
平民在地方武装中的作用的进一步说明见图表13。
③ 。乡。似乎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等同于。村庄。，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
人。第39页对此作了说明。升平社学的捐款人名单（见图表1）表明，大多数乡包括几
个家族，以大望乡为例，有至少四个姓谢的，至少一个姓刘的，至少两个姓郭的，至少一
个黄姓的家族。在单姓村庄成为通例的地区，这清楚地表明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定居
地。
尽管单一的团通常以单独的村庄为基础，但有时也会出现这
样的事，这样一个村庄成为附近一小群定居地的组织中心。有领
导并有为自己设防的资源的村庄，可以为那些不太幸运的邻近居
民提供避难所；一些小而弱的村庄因而能够集中他们的人力以组
成防御民兵。例如，在邻近广州的番禺和南海地区，几乎可以肯
定，单一的单位（当地称作。乡。）确切地说经常是一小群定居地，而
不是单个的村庄。③地区与地区之间组合方式有很大不同，依人
口密度、交通情况、亲属关系类型而定；但单一的团的基本形式一
般应当理解为限于单个的村庄。
然而，地方防御的需要必然产生更大规模的组织。摧垮一个
孤立村庄的防卫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要突入一个设防村落
联盟，进攻者的侧翼和背面经常会挨打，所以有较大的风险。虽然
单一的团的民兵在数量上不能造成很大威胁，但一个联盟却可以
从一个许多平方英里的地区内集结人员，非常迅速地改变力量对
比。由于这些原因，由20个甚至更多的村庄组成的联盟——有时
称为。大团。——是中国农村惯常的、实际上普遍存在的地方防御
形式。这种多个村庄的联盟我称之为。复合团。。
复合团的领导机构（总局）通常设臵在标准类型的市镇中，一
般至少由一位绅士领导。一个总局如果有一位领导者属于绅士高
级阶层，那是很幸运的。乡试功名获得者（举人）和会试功名获得
者（进士）的威望可以覆盖很大一片地区，并且可以在农村社会与
官场间发挥联系作用。应当提到的是，。总局。这一名称并非仅与
武装机构相联系，它还有更一般的意义，即指官方为特定的地方事
业设立的机构，这类机构通常涉及资金筹措（用于诸如维修堤防或
救济饥荒的事业），在政府委任下由绅士充当工作人员。①
① 为维修堤防而设立总局的一个事例，见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台北翻印，1963年），。湖广奏稿。卷1，第11－12页；卷2，第1－3页。涉及救济饥荒的一个事例，
见。临湘县志。（1872年），卷4，第21页。复合规模的局的社会成分的详细说明见。南昌
县志。（1870年），卷28；。黄冈县志。（1882年），卷24，第28页（见图表13）。
组成复合联盟的村庄的数目是如此悬殊，以致这里只能提供
最常见的数字。嘉庆时期描述白莲教地区形势的德楞泰查明，一
个联盟少则可以有10个或10多个村庄，多则有几十个村庄。一
份19世纪50年代淮北地区状况的报告说明，团长（单一团的首
领）可以控制他自己的村庄，最多加上三四个附近的定居地，而团
总（复合团的首领）却可以控制几十个村庄。有时复合联盟产生于
先已存在的一组单一的团，但更为常见的是，武装组织似乎完全是
领导人在复合规模上创导的结果，单独的村庄自身既没有财力也
没有领导能力建立自己的局。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团很难说是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实体而存在，。团。这一名称本身于是就主要指
复合规模上的组织。①
① 。山东军兴纪略。（佚名；光绪时期编于上海）卷22，第1－2、7页；。临湘县
志。（1872年）卷8，第3－4、8页；。长宁县志。（1880年）卷5，第23页。
② ②许乃钊：。乡守辑要。卷4，第4－6页。
在有关团练的权威论著和规章中，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于在地
区内的任何指定地点集结复合联盟部队的方法上。广西贺县的规
章，明显地得自地方实践的经验，以鸣锣为号集结民兵。受到威胁
的村庄将连续地敲锣。所有村庄听到锣声将向那个方向派出民兵，
同时自己也连续多次鸣锣五下。其他村庄听到五下锣声将向那里
派遣民兵，同时也连续三下地敲响自己的锣，如此等等。偶尔也用
同样方式以号炮作为信号。但是，这种集结方式完全是临时的；复
合团独有的防御特征是，将每个村庄的民兵分为两个小队（班）进行
防卫，只有其中一个可以离开去救助遭受攻击的邻近村庄。②
扩大的复合团
像单一的团一样，复合团也可以为共同的目的而联合。组织
的最终规模可以包括一打或更多的复合体，100个或者更多的单
一单位。一个在这种规模上的组织——我将称之为扩大的复合
体——所起的作用与组成它的复合团所起的那些作用是不同的。
一个扩大的复合团的总局当然可以从一个广大区域调动人力和资
金。更重要的是，它的广阔的财政基础使它能够在更高的军事化
图表1 升平社的结构
组织规模
扩大的复合体 升平社
组 成
机 构
姓氏
数目
亭
冈
乡
5
古
料
乡
2
浮
山
乡
3
凤
冈
乡
4
大
塱
乡
4
谭
村
乡
3
槎
头
乡
3
岑
村
乡
1
滘
心
乡
？
张
村
乡
1
马
冈
乡
3
环
滘
乡
1
大
冈
乡
1
石
井
社
怀
清
社
六
顺
社
恩
州
社
浔
风
社
钟
镛
社
成
风
社
淳
风
社
和
风
社
西
湖
社
莲
湖
社
兴
仁
社
单一体
（仅列石井社）
资料来源：。三元里史料。，第141－151页；。番禺县志。（18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