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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正式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在
19世纪20年代的背景中是不合法的，但在50年代的背景中不但
变得合法了，而且甚至得到了鼓励。国家原来认为是地方名流的
一种不可容忍的放肆行为，在镇压叛乱的背景中成了承担地方权
力的必要行动。于是，与其说军事化是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倒不
如说是它给了发展初期已经进行的活动合法化的机会。这里的主
要反对意见是，波拉切克所举之事例都与江南有关，而我在本书第
四章详细叙述的军事化则是在迥然不同的地区背景中开始的。但
是，我至少倾向于认为，漕运制助长的地方能动性象征着一种更广
泛地参与地方管理的趋势和能力。低级的名流早就能够参与这种
管理了。他们的管理权能在一代人以后江南的名流抵抗太平军时
变得合法了。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文人集团和文人政治。，博士论文（加
州大学，伯克利，1974年）。
② 见拙著。中华民国的地方税制和财政。中一个这类事例的概述，载。远东研究中
心论文选。，第3期（芝加哥大学，1979年），第114页。
2。 重新考虑地方组织的原则 本书的大部分文献材料来自
华南和华中。如果我根据近期的研究进行修订，我一定要更系统
地论述地方军事集团的领导、规模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材
料出处的地域性。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论区域贸易体系
和城市等级组织的著作已经提出了对地方社会形式进行分类的可
能性，这些形式的不同与经济组织的地区类型——每个。自然地理
大区。有从中心区直到边缘区的几种类型——有关。①根据施坚
雅的模式提出的合理的主张必须先经过军事化材料的检验，才能
够使本书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首要之事是要更精确地确定在
军事化最早发展起来的交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特点，以及军事化
从交界地区扩大到大区的中心区的系统特征。
对这一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提高大概是有
条理地探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尤其我要修改我称之为地方
社会中。正统的和异端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同型性的某些不花力气
的概括。
① 见施坚雅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的论
点；以及在前引的。论文选。导言（第7－9页）中我们就这一论点如何扩大到一个被分
析的。地区。体系的讨论。
我当然首先要重新考察把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天地会）认定
为异端组织的肤浅的主张。迈伦〃科恩在一次与我进行的私人谈
话中指出，确定天地会性质的正确方法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不合
法的，但又是正统的。。会徒们不但仿效正统的亲属关系的形式，
而且也接受君主制是一个定制的传统的（虽然是复辟的）观点，这
些都说明把他们包括在正统的世界中是合适的。既然根据其亲属
关系、等级、君王和历史的观点（人们必须承认，对所有这些都要以
某种世界观来认识），这一黑手党式的集团的确是正统性的，所以
我们在看到他们的军事化形式在某些方面与绅士领导的组织形式
相似时就不会惊奇了。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与
北方的教派传统不同。
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她的论述1813年八卦教叛乱、如今
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①中，在以后的论述1774年王伦起义的著
作②中，都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它一定会引导我
们就地方军事化如何与其地方发源地发生关系的情况作出更高水
平的总结。韩书瑞恰如其分地批评了我的假设（本书第170页），
即。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被发现可以超越正统的和异端
的亚文化群的界限。③
①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
年）。
②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即将出版，引用征得作者的同意）。
③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第324页。
④ 例如，见韩书瑞：。山东的叛乱。，第65页。
⑤ 同上书，第66页。
韩书瑞再现的世界展示了另一种组织选择形式，它显然是教
派传统所特有的。第一，白莲教的会堂明显地与定居的形式不一
致。在村一级，信徒们典型地只包括村的一部分居民，会堂典型地
超出村的范围。在更高的一级，教派并不集中在商业城镇，也没有
一套反映市场等级的等级关系。相反，教派由一些互不联系的小
会堂组成，它们的会徒可能是从附近若干村吸收进来的。与其他
会堂的松散联系可能是由教派首领貌似无目的的漫游所造成④。
一般地说，首领们是职业的游荡者，即江湖医生、武术教师（各种
。拳师。、剑师等）和瑜伽功教师。他们的许多徒弟也从事类似的行
业；韩书瑞指出，有一个集团内有。江湖女戏子、雇工、推车工“和”
出售鱼、豆腐干和马的商贩。⑤。
这些教徒的职业使人联想到了农村社会中的一种地方间的协
调活动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①的行政－商
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按照这种形式
生活的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
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如果能证明这种补充的生态现象已
经存在，它将帮助我们去了解异端教派亚文化群的地区特点以及
它与正统的亚文化群的差别。最后，关于这两个亚文化群如何相
互起作用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提供
一些有根据的见解了。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称那种与正统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同心巢穴。形式*，称那种与异端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流动商贩。形式**。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
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
进行和发生的。那些最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的人与交换、学术、祭祀
仪式和社会管理的长期性机构和制度相互影响；它们的形式有：等
级市场体系的货物集散地；教育、吸收官僚和尊孔的一套官方制
度；佛庙和民间其他宗教的庙观；县衙门中负责诉讼和岁入的机
构。可以这么说，这种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是。密切的。：一切按部就
班，有长期的居所，等级分明。农户至少因它们的纳税义务而被纳
入这种形式之中，并且程度不同地为市场生产和加工货物。
① 原文为。nested hierarchies。。 ——译者
* 原文为。nested…Concentric。mode。 ——译者
** 原文为。tinker…peddler。mode。 ——译者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
路线与等级商业－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江湖医生。或拳师的路
程像补锅匠或货郎的路程一样，很可能是在各定居点间横向走村
串户，而不是通过市场体系纵向移动。这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的
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松散。：出没无常，居无定所，等级模糊（事实
上，我们不清楚拳师和江湖医生是否像补锅匠和货郎那样一定要
定出他们的外出路线）。这种形式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性组织网络，
而只需要地方单位之间的松散联系。对教徒来说，只有当一个具
有吸引力和冲劲的非凡领袖组成一个有许多村社的信徒的临时性
联盟时，大规模的网络组织才会出现。
如果假定上面概括的两种协调活动形式作为互不相关的体系
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农民都参与
了这两种形式的某些方面。但到什么程度？在承认这两种形式是
想像中的典型形式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假设它们与历史变化过
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
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
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①
① 我在这里间接地涉及了施坚雅的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国的农民和封闭的
村社：一个开放和封闭的事例。，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卷13第3期，第270－281页
（1971年）。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
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的不同
特点。同心巢穴形式强调的是参加军事化的归属性形式，因为根
据定义，它建立在与定居类型有关的制度之上。在有些村社，这种
归属性形式还涉及亲属组织。主要的一点是军事化能够依靠由定
居地男丁组成的可供征募的人力资源，并把在商业和行政上息息
相关的各定居地的民兵联合起来。对比之下，流动商贩形式包括
的人员网络则不是归属性的，而是自愿的。受教义和走江湖的行
家影响的人不受长期存在的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
束。他们各地的网络组织也不能取得像定居根据地集团那样的防
御能力或动员力量。嘉庆时期战略村的策略是对付教徒军事团伙
的必然的武器；同心巢穴形式的军事能力非常有效地被用来对付
这类团伙（见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这类教派是自愿结合，它们具
有信仰的动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能进行长期的或大
规模的协调和防御。
但是如果军事化的过程把两种形式捏合在一起，那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这种事情在捻军和红枪会（也许还有义和团）的事例中
确实发生过。这里有一种强有力的结合的例子。裴宜理（Eliza…
beth Perry）在对淮北军事化的研究中展示的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
类型。①第一个事例是通过所谓的19世纪50年代捻军暴乱的驯
化而出现的。捻军运动从作为武装盗匪或走私者的最初形式（我
所定的第二级，即。股。的一级）起，就与正在营造壁垒和成立民兵
的定居地建立了联系。捻军（基本上是盗匪）首领与民兵头目在这
些定居地结盟，后者就充当了捻军组织中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员。
民兵头目（他们往往领导着以氏族为基础的定居地）就从。防卫性。
活动转变为。掠夺性。活动，或者转变为。防卫性和掠夺性兼而有之
的。活动（裴宜理用语）。②在20世纪20年代始于同一地区的红
枪会运动是以地方名流领导下不那么复杂的第一级民兵组织类型
出现的。但这是一种使人感兴趣的变异形式：游荡的武术师傅和
打坐练气（为了刀枪不入）的师傅实际上得到定居地名流领导的庇
护，并被邀去向村民传授农民式的军事技艺。这一切的结果是使
异端在同心巢穴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一个坚固的基地，并在同心巢
穴的军事化中添进了异端的色彩。
① 裴宜理：。从叛乱者到革命者：1845－1945年淮北的农民暴乱。，博士论文（密
西根大学，1978年）。又见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307－316页的分析。
② 。从叛乱者到革命者。，第188页。
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异端传统的。驯化。有助于削弱异端的千
禧年使命（如捻军），或者使异端具有忠君的倾向（也许如义和团），
这个问题尚待考察。也许在祭祀宇宙天地的仪式这方面，。驯化。
有一种内在的正统倾向：教派生活方式的异端性可能是教派否定
了地域性礼仪一面的合理的必然结果。由于把自己建立在这类地
方间协调活动形式——它们否认定居地的商业－行政等级的首要
地位——的基础之上，教派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否认那种等级关系
的普遍意义。①
以上的讨论使人对本书的分析要点之一——。军事化的阶梯。
在政治和宇宙观方面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大致呈现同样
的形态——提出了怀疑。根据我们了解的北方教派的情况，这个
分析要点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人们只考虑那些产生于同心巢
穴协调活动形式内部的军事化形式，这个要点仍旧适用。当然，这
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色彩上有很大差别，不过，它们在宗教倾向方
面是否也是如此，则值得怀疑。反之，人们还可能发现，流动商贩
形式内部的那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组合上也有差别（不过人们又
可以预言，宗教或宇宙观的特点在它们的基本的象征性结构方面
是相似的）。总之，关于同形性的论点可能在表达它的有限的材料
范围内仍是有用的。本书总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一定的价值，这
项成果是，在勾画近期中国历史中军事化和冲突的特点时，社会形
式已经比政治倾向更为重要。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① 见阿瑟〃沃尔夫的社会等级和天地宇宙等级同形性的论文：。神、鬼和祖先。，载
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31－182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又要为迈伦〃科恩的启迪性的卓见而感谢他。
（杨品泉 译）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第一节 近代史的时限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
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当作仅
仅是抽象概念的游戏而予以搁臵，因为它涉及我们的认识的最基
本部分：我们对所研究时期的特征的认定，我们对历史动力的识
别。19世纪初期，已经衰弱的王朝面临以好战的西方扩张主义形
式出现的新的激烈挑战，令人为难的接踵而来的事件迫使我们要
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予解说。除非一个研究者假定（而这种主张尚
需有效地提出），在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决定性变革的边
缘而与外界影响完全无关，否则他就必须认为，西方入侵将一个富
于传统性的王朝的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在革命中，
整个古老的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
因而，也就必须假定，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
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
定力量。但是，是在何时呢？不只一个学派的解说已准备承认鸦
片战争是起决定作用的转折点，把随后时代的一切都当作西方迫
使中国开放的这样那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1853年对这一事
件作了最直截了当的陈述，他当时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
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
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与他本人形
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然从受害者的观点看
待事情，把近代历史的动向首要地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
来。这一斗争的开端——因而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鸦
片战争。但是除了引起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西方的侵入也使中国
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战
后年代中产生了把中国必然引向现在状况的阶级斗争。这种解说
路线的一个令人困扰的疑问是，应否将触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
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自身具有向现代
性——也就是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小
溪——演变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
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过，反帝国主义主旨的首要性和
适当划分时期的必要性，还是要求将。中国的开放。作为近代史的
开端，作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
① D。 托尔编：。马克思论中国，1853－1860年：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
（孟买，1952年），第4页。（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页——译者）
这里不否定随意而实用地去完成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
性，但是现成的1840年不应当引导我们纯粹就事论事，轻率地作
出何时应当被看作近代时期的开始的结论。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以前，让我们暂时假定，这里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
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
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
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
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
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
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
尽管我们极力从朝代循环的历史学中解放自己，但其中的某
些假定似乎仍然留存在我们当中，特别是那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