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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堂。的名义登记。②这些氏族集体捐赠的收入还被用来维
持地方防御的民兵;1841年反英动员期间,许多氏族的堂被收录
在向升平社学捐赠的名册中。有些多村联合体(约)也在同一堂的
名下捐献。最后,管理整个组织的资金的升平社学本部的七人委
员会本身作为经费的管理者,也以一个堂的名义出面。③
当我们研究19世纪40和50年代大量有关。堂匪。的原始材
料时,不应忽视正统文化中的堂作为一种慈善或宗教机构或作为
共同财产的处理者的作用。④19世纪中叶在华南崛起的数百个堂
确实是天地会的会堂,所以可以假定它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
但是这些堂主要是地方组织,它们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地方村社的
需要。这些需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地方的堂的关键人物称
为。米饭主。,即通过给地方村社贫民提供粮食而能得到这些人效
忠的地方领袖。这些领袖并不是绅士中的普通成员,而是与普通
绅士地位相当的异端,即天地会的组织者。他们的经济力量或是
来源于自己私人的财富,或是来自动员其信徒们从事非法活动的
能力。掠夺所得的赃物都交给公库;公库除确保堂的成员能公平
地分得赃物外,还有助于把他们在共命运的意识下纠集在一起,有
助于承认米饭主作为共有财产监管人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堂还卷进了在农村事务中作用越来
越明显的。抗粮。运动之中。官员的贪污腐化和经济灾难常常迫使
村社组织起来与税吏抗争,或者通过地方名流的影响迫使官吏降
低他们的要求。抗争的形式之一是包揽,在前面所述的崇阳县和
临湘县的情况中,我们已经见到这一形式,它表现为地方领袖安插
自己为村和县衙门的中介人。但抗粮常常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
现,它联合好几个村进行,还明确地与地方官府决裂。华南的堂
(其中许多堂无疑是全体氏族组织)不可避免地参加了这种抗争形
式。与堂的公库同时出现的,是为村社目标(当然也包括军事化)
而进行的村社财富的集中和保护这种财产不受官府及其代理人勒
索的活动。在江西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府,许多堂联合抗粮,结果使
交通断绝达整整10年之久,并有效地把官员们及其征税代理人逐
出了农村的内地。政府顽固地反对包揽的作法,这必须从包揽会
导致什么结果这一角度来观察:它会造成一个地方的非官方征税
权威,这种权威凭借自身的经济力量,能够支持危及官府和农村村
社之间生命线的那种地方军事化。①
① 见横山英关于抗粮运动的吸引人的、虽然在理论上勉强的文章:。中国农民运动
的一种形式;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7期,第311-349页
(1955年)。关于米饭主系统,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2-35页,赖益发前引著作第118
页。
从地方军事化的观点看,堂作为一种村社组织的特点是一清
二楚的。堂为了从事非法职业和保护村社而采用的军事化是最低
级的一种。属于一个堂的一股股武装人员仍与他们的地方村社和
米饭主的公库保持着联系。这样,堂在某些方面与团一样:它活动
空间的扩大不是由于军事的机动性,而是靠与附近村落的相似的
组织结盟。像团那样,堂也有一种形成复合体的自然倾向。虽然
来自许多村社的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动员起来,但他们并不因此
断绝与他们的地方联系。①
① 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8-47页中关于广西的堂的图表及它们密切的地区联
系,这些都根据。堂匪总录。的材料作出。
② 关于秘密会社的会堂,见威廉〃斯坦顿:。天地会。,第76-86页;关于贵县的天
地会,见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载。近代史资料。第1期,第7页(1955年)。关于会
馆,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1966年)。
堂并不是用于地方秘密会社会堂的惟一名称;我们还可以看
到用来称堂的分支机构的馆。像堂的渊源那样,这里馆的渊源可
能是对应的正统组织会馆(何炳棣称之为Landsmannschaften'同
乡会'),这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绅士或商人在故乡以外成立的组织。
我们可以见到贵县的天地会征服者在1854年成立的馆。海峡殖
民地的华侨实际上用。会馆。一词来称呼一个天地会的会堂;那个
地区还使用了。公司。一词,。公司。这个名称是由移居东南亚的中
国人带来用于多种集体经营的组织,既包括秘密会社的会堂,也包
括冠以姓氏的组织,而今天这是一个用于合法的商业组织的正式
名称。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些名词都应该用来称呼一些组织,它们
虽然是秘密和不合法的,却是普通社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
不像山中的股匪那样作为与正常生活秩序断绝关系的集团出现,
而是作为在地方社会起作用的部分存在下来。参加了天地会,人
们就能在19世纪村社生活的许多困难和危险中得到保护和引导。
所以这些集团保持低水平的军事化,其成员在压迫和经济灾难迫
使他们离开之前一直留在地方村社,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②
第二级:股匪。堂的低水平军事化在与股的军事化水平相比
时就显得特别明显,股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gang。,系指一伙流
寇。鸦片战争后的年代,这种股在南方有了明显的蔓延,但在广东
广西尤为厉害,这两省直接受鸦片贸易和上海开埠后商路破坏的
影响最大。随着茶叶贸易转向新贸易中心,沿广东北江的商品贸
易就萧条了,这使数千人无活计可干。沿北江商路的动荡不定也
危及了鸦片贸易,其中一部分贸易被迫随着一股股非法运输者及
保护人西移至广西诸河流。广西的下层社会因有沿海海盗的参加
而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些海盗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成了英国人
强有力的镇压的对象,所以被迫向西江迁移和在内陆的水道上寻
找新的机会。新来者的武装比地方盗匪的更为精良,因为他们以
前与高度危险的和具有竞争性的鸦片贸易有关系。除了这些外来
者外,还有许多内陆出身的股匪,他们由下列的人组成:因年景不
佳和生性爱好掠夺而脱离他们村社的人;鸦片战争后被解散的数
千名无基业的雇佣军。因此,到1850年,南方被武装的流动股匪
所蹂躏,他们劫掠地方民众,但与地方村社没有关系,基本上臵身
于当地社会之外。①
① 赖益发前引著作,第45、62-66、151页。
最臭名昭著的江贼是武宣人陈亚贵,他率领了数千名残酷无
情的盗贼;这帮人在1846年崛起,横行于广西省诸河流,对两岸市
镇大肆掠夺。1849年,他们竟然设法去征服荔浦和修仁的县城;
他们没有守在那里,而是带着掠夺的赃物逃跑了。陈亚贵的江贼
是如此残暴,以致他们实际上丧失了公众的支持;随着武装的乡村
起来反对他们,他们被追捕和在1850年被杀。从珠江三角洲迁往
内地的天地会江贼张钊和田芳同样与地方社会交战,但为自己找
到了政治前途:他们考虑率领自己的部队与太平军联合,并且在短
期内真的在金田安营扎寨。但他们不能忍受太平军的严格纪律和
冷酷的宗教,于是分道扬镳了。1852年,他们一度投奔清军效劳,
但很快又恢复了亡命徒的生涯,并且在1853年被杀。①
① 谢兴尧前引著作,第5-10页。
② 姚莹:。平贼事宜状,上赛节相。,引自佐野学:。清朝社会史〃农民暴动。第三部
分,第11页。
陈亚贵、张钊和田芳代表了武装的股完全脱离地方社会、没有
地方利益可以保护、没有约束、没有公众支持、没有前途的极个别
的事例。这种类型的军事化在南方诸省如此普遍的原因何在,这
个题目需要对南方社会的组成作出比现在已经作出的更透彻得多
的研究。在广东,主要原因无疑是氏族世仇,以及由此培养的一大
批召之即来的擅长战斗的年轻人。此外,还可以加上客家村社习
俗的原因,那里的大部分农活是妇女干的,男人相对地说则较闲
散。总之,在广州贸易的影响下南方诸省出现了特有的动荡形势,
再加上一些地方的社会因素,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军事化的团体;在
脱离地方社会这一点上,必须把它与以农村为基础的团体(例如
堂)明确地区分开来。②
因此,堂匪和股匪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级别的军事化。。堂匪
总录。之序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股匪。一般蓄发,而。堂匪。则按
官方规定剃去前额部之发。蓄发问题除了起反满象征的作用外,
对任何不顾法纪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不按规定剃前额的人在危
急时无法很快再参加周围的村社。与士兵一样,他的命运与他的
军事组织的命运联在一起,所以他必须是该组织的正式成员。造
成更大程度的职业化和流动不定的凝聚性与分离性是股匪的特
点。在军事活动方面,股匪典型地比堂匪更有野心,并可能攻打和
守住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其军事组织更加复杂,内部可能已有军
衔制的雏型。①由于形形色色的流窜的股匪发现他们能方便地借
用堂的名字以便招募当地的百姓,于是在堂匪和股匪之间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混淆。可是在记载中,两种异端军事化形式的基本概
念上的区别却是明确无误的。②
第三级:武装的村社。拜上帝会会员在几个方面体现了一种
与职业化的股匪和天地会造反者迥然不同的军事化形式。这些差
别在历史上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导致了1850年太平天国——一
个向旧秩序提出革命性挑战的武装共同体——的形成。新的伪基
督教创始人和传布者洪秀全和冯云山在1844至1850年的布道中
使几十个村社皈依了他们的宗教。这些村社位于很多县中,但主
要在贵县和桂平。这些布道活动的成就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农村
社会的地方性冲突:皈依的信徒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是几个世纪
以来的几次迁移浪潮中来到华南的一个不同语言集团的成员。客
家村社卷入了其周围本地居民冲突的一种形式之中,在许多方面
它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南方农村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氏族血
仇——是分不清的。洪秀全和冯云山本人是客家人,他们的布道
努力顺乎自然地在社会和语言方面最易受他们影响的路线上进
行。客家的会徒们在这一新教义中找到了团结的力量和一种证明
是正当的信仰。因此到了1850年,客家人虽然不是接受洪秀全启
示的惟一的集体,但其人数最多,在优秀人物的领导层中也最具有
代表性。
① 。股匪总录。卷1,第8页。。堂匪总录。卷1,第1页。又见简又文:。太平天国
全史。,第183-186页。
② 。堂匪总录。卷1,第1页。谢兴尧前引著作(第48页)因这个原因尽量缩小堂
和股之间的区别。可是。堂匪总录。清楚地指明了两者社会和组织特点的基本差别。
1850年夏,要求信徒们在金田集合的号召发出了;金田是桂
平县的一个村,拜上帝会的成员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在1
万余名响应号召的信徒中,许多人实际上已无家可归:一些村社由
于强大敌人的报复,整个村社离乡背井。另外的许多人发现经济
的和村社斗争的压力实在无法忍受,以致他们(男女及儿童)几乎
甘愿焚毁自己的房屋,离开家园。除了这些农户外,还有农村手工
业者、矿工、烧炭工的集团,这些人已脱离了他们的老家,与定居的
社会割断了关系。所有投奔金田的人都把他们在以前生活中抢救
出的一切物品交给公库,这样就先断了退路。①
武装的拜上帝会和其他军事化形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客
家人是整村整村地进行军事化的。他们似乎不像股匪那样脱离家
园而去投靠某一军事集团,而是许多家庭集体(也许包括整个氏
族)迁离故土而去形成新的社会组合,这种组合因与邻居有不可缓
解的对抗,所以是必须要军事化的。对抗原先始于设垒自固和在
社会上孤立的客家村落,现在则表现为与既存秩序的价值观念的
全面疏远。太平天国的教义之所以能为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发展
理论根据,部分是由于原来的队伍已经脱离了它们的社会母体:作
为村社,它们已怀有对新的和更纯洁的村社生活的向往,已产生了
一种共同的前途中的具体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村社而不是一
股孤立的武装人员才能发展起来。像他们的正统的对应组织地方
军那样,太平军比第二级的集团具有更坚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更复
杂的组织,因此,他们能够更长期地在更大的一块作战地区中维持
更强大的军事机器。
① 罗尔纲:。亨丁顿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事考释。,载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
丛。(台北,1959年)第1辑,4,第156-160页;。平桂纪略。卷1,第2页。简又文的。太
平天国全史。第1册中有关于拜上帝会会员早期财产情况的详细记载。英文材料参见
弗朗兹〃迈克尔:。太平军叛乱的历史和文献。,第21-50页。
第二节 相互作用和一体化
在以图解的形式概述了叛乱的几十年中对应的军事化等级组
织以后,现在我们务必考虑两个附带的问题:(1)对应级别的正统
形式和异端形式之间的相似点和相互作用;(2)在每个形式或等级
系统内部不同级别之间的垂直一体化的方式。
团和堂:地方组织的有关的和可以转化的形式
堂和团的基本结构的相似点,以及出于假设的意识形态差异
而把它们划分得过于泾渭分明所带来的危险性,可以在湖南浏阳
征义堂的事例中看得很清楚。在离县城十几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位
叫周国虞的有本事的财主,他为自己捐了一顶从九品的顶戴,刚好
沾上了地方名流的边。他还是天地会的成员。他在1834至1835
年创立了征义堂,这是天地会的一个地方分会。堂的领导内部设
勇力、口辩、书算三个职能小组,表示它们承担军事防御、布道吸收
会徒、管理公共财物或救济捐款这三种任务。①
① 。浏阳县志。(1873年)卷13,第9页。
② 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行状。,第13页下。。湖南通志。(1885年)卷75,第
55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2-5页。。清实录。,咸丰,卷81,第
3-4页。
1842年钟人杰在邻近的崇阳的叛乱使得征义堂为村社防御
承担了更广泛的责任。人们会记得,钟人杰的起事促使邻近各县
的名流在武装他们的村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起事影响
了浏阳。征义堂成了最后也许拥有20000人之众、并能动员约
4000名武装民兵的复合联盟的中心。②由于钟人杰的叛乱被镇压
下去后地方治安依然是一个问题,征义堂及邻近的复合体仍维持
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当太平军在1852年秋抵
达湖南北部时,浏阳社会仍分成许多地方防御联合组织。
太平军在湖南南部的那个夏季时间,在征募天地会成员参加
他们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他们围攻长沙时(1852年10
月13日至11月30日),当然仍继续征募。太平军中的天地会成
员无疑清楚邻近浏阳的周国虞的村社力量,所以太平军的领袖们
及时地写一封信给周国虞,要求他动员其追随者并参加叛乱。但
在周答复以前,他的宿敌和对立防御组织的头子,一个叫王应蘋的
生员得知太平军写信给周之事,就向官府告发了他。
这时周国虞被摆在他面前的前景吓得不知所措。他明白无误
地认定,他本人及其民兵离开家园跟随太平军走吉凶未卜之路将
会得不偿失。所以他这时妥协了,并赶紧加强与旧秩序的关系。
他于是派侄子率领一支300人的分遣队进入县城,表面上是保卫
监狱和官仓,实际上是抢先取得合法民兵组织的地位。但这时周
国虞渐渐不能控制局势。与许多氏族有联系的征义堂的规模此时
已发展得不易管理。周国虞的两个信徒曾世珍和邓万发动员了武
装人员,焚毁了充当王应蘋的团练本部的一座地方书院,并把王本
人杀死。然后暴徒们掠夺并摧毁了周围的富户。①知县诚恳但无
效地请求周围农村的绅士出面在结仇的集团之间进行调停,但被
曾、邓二人所迫,接受了他们增派一两千人守卫县城的提议,这样
征义堂就可以不受上级官员的惩处和受害邻居的报复。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第5页。。浏阳县志。(1873年)卷13,
第9页。
现在,征义堂的安全决定于清军与太平军交战这件大事,但一
旦长沙解围,太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