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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征税。自然组织本身——分散的、自治的和分隔开的村庄——
有其固有的结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外界变化的干扰。
国家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对抗只有国家势不可挡的专制权力才能平
息。②
的确，我们的资料中有不少可以佐证地方社会中自然的和国
家强加的制度之间的理论的区分。但不必进一步作出结论说，两
者是起源于不同的社会根源或历史根源；也不必接受这样的意见：
国家和社会因有这种区分而处于冲突永不终止的局面，因而需要
完全专制的解决办法。在地方军事化的领域内，与在中国公众生
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基本的制度是那些能够调处国家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制度。其中的一种便是。团练。（集结并训练）制度，它在晚
清的地方军事化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将在下
面予以研究。
（谢亮生 谢思炜译）
第二章
1796—1850年间
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第一节 白莲教叛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
当18世纪接近结束时，清政府完全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它在
亚洲腹地的军事问题。它打垮了它的劲敌准噶尔蒙古人。它把西
藏政治臵于监督之下并保卫了它的边界。1788至1791年侵入西
藏的廓尔喀人遭到了13000人的远征军的反击，尽管没有征服廓
尔喀，但反击却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本身的控制。而且在中亚取
得的这些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并没有严重地增加中国的经济负
担。①但似乎所有这些荣耀和力量显示都只不过是内部衰败的迷
惑人的外表，在乾隆统治的最后几年爆发的国内叛乱，在10年当
中使王朝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吃紧。白莲教叛乱（1796－1805年）
暴露了表面看来十分强大的清朝军事体系的令人吃惊的虚弱。奉
命镇压叛乱的官员为驻防部队缺乏训练和勇敢精神而震惊。。种
种弊端难以描述……将帅对战争一无所知，而部队对将帅也漠然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东京，1952年），第1－11页。并见他的。围绕
西藏问题的中印关系史。（东京，1962年），第103－114页。
视之。。①
虽然把18世纪90年代看作清王朝命运的分界线可能是合适
的，但这种军事力量的突然下降只有根据挑战的性质来看才能理
解。很可能甚至在清代军事体制的鼎盛时期，这一体制就已不能
满足乾隆时期以后强压在它头上的得用全力应付的需要。占有优
势的外国武装以及遍及农村的叛乱（晚清统治者应得的报应）提出
了问题，对此正规军队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做好应
付的准备。征讨中亚的战役与对付遍及中国农村的社会崩溃是完
全不同的事情。在其编制的最低一层，主要的驻军绿营兵几乎都
驻扎在县城或府城里。它们的力量无法渗入中国农村的下层结
构，那里是叛乱兴起和活跃的地方。这些驻军在相对稳定时期能
胜其任，但在更为严重的社会崩溃时期恐怕就不能了。
白莲教叛乱的起因和特点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06页。
白莲教叛乱标志着一个曾经在14世纪后期领导反元起义的
秘密会社的再度兴起，这次起义以明朝的建立而告结束。这个会
社本身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苦行的救世军式的派别，大概始于5
世纪。到了元代，它吸收弥勒教和摩尼教的中国变种明教的二元
论的、潜含革命性的教义及偶像崇拜，很快成为鼓动反元的中心并
承担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农民起义的领导责任。这个会社的救世热
忱以及它的支持者对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夺取政权是有帮助的；尽
管他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现在却把它连同其异
端组织一道加以禁止。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
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
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
到了18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1775年山东、河南的起义
复活了这一运动的千年太平信仰和公开的政治特征。教派领袖这
时宣称弥勒佛转世以及明代的合法继承人出世。1796年初湖北
西部受压迫农民的起义开始了持续10年的、清政府作出极大努力
来镇压的叛乱。①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是有关叛乱及其历史背景的最完备的叙述，关
于白莲教的早期历史，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1949年），第16－23页。
②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70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
1953年。，第139－143页；对这个不景气地区近期所作的生动描述见格雷厄姆〃佩克：
。两种时代。（波士顿，1950年），第9章。
在白莲教分散的领导下，叛乱蔓延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多山的
分水岭地区——秦岭和大巴山脉在这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半。
陕西、四川和湖北的边界在此交会，形成一个边缘地区，成为反抗
者的避难所和政府军的障碍。尽管地势险恶，这些山岭仍然容纳
了清代中期流入的大量人口。政府倡导向四川盆地移民开始于
17世纪后期，目的是在荒芜土地上重新殖民；当低地已经人满为
患时，新到者开始散入东北部的山区，定居于较高而不太肥沃的地
点。到了1729年，朝廷决定遏止移民的洪流，但没有成功。在乾
隆时期，由于邻近省份荒年之后逃荒农民人数增加，移民仍在继
续。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陕西的汉中地区。②
在三省边境的山区，经济困难与社会、文化的混乱交织在一
起。嘉庆早期的一位调查者发现，山区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还混
杂着社会的和区域性的阶层。定居者一半来自湖南、湖北，其余
30％或40％来自广东、安徽和江西。新的村社难以控驭，组织混
乱，仅靠薄弱的亲族关系联结并缺少教育。定居者的贫瘠的山地
上仅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以致经常迁移，据说有的人为了赶上
山腰上的生长季节，一年之内要换几次住处。传统的管理机构如
保甲，只能强加给定居的人口，因此除了集镇和城市外，它实际上
起不了作用。混乱状况还因亡命徒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恶
化，他们生活在森林深处，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在官方文件中可
以看到，早在1745年，。啯噜。土匪（这一名称的来源和意义不
明），包括逃兵、私盐贩子、伪币铸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莲
教新成员的自然来源。①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1830年）卷12，第21、25页；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
研究。，第83页。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2，第43页。
不过，白莲教也在比较幸运的圈子里找到新成员；他们的组织
扩展到了地方政府本身的低层组织中。一位评论者写道：。村落中
则乡约客头听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听教，所有稽查之人即为教中
之人。。不仅如此，白莲教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超越阶级的运动。
它不但包括被剥夺者，而且也包括财产所有者，后者对教派的依附
与其说是出自经济贫困，不如说是出自转而信奉白莲教的灵魂拯
救说和反满主张。白莲教对地方政府的渗透以及超越阶级界限的
扩展，意味着已经不能依靠常规的地方管理机构轻而易举地将其
镇压下去。②
军事机构看来和民事机构一样无用。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
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
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
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
很大努力。清政府官员与白莲教作战时的悲叹提供了一幅游击战
问题的典型画面：。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胜负之
势已分矣。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
能行者。。追击的正规军很难与叛乱者的主力接触。甚至可以说，
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贼皆吾民也。非
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所以他们不能从
人流中辨认出来来往往的叛乱者。。聚而抗拒则为贼，散而行走犹
是民耳。。①军队得不到帮助的状况在他们对待平民百姓的残忍
中反映了出来（清军因而以带有血腥味的绰号。红莲会。而著称），
而这当然只能给叛乱火上加油。清军将领的报告充满了夸大的叛
乱者伤亡记录和军事镇压无效的窘况。1796年，湖广总督毕沅奏
称政府军已杀死几万人，但叛乱却发展得更为严重了。②人们确
信，正规军事机构自身已没有能力扑灭叛乱，这驱使官员们寻求辅
助的办法。
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的出现
① 龚景瀚：。澹清斋全集〃文钞外编。（1826年）卷1，第5－6、13页。
② 魏源：。圣武记。（收入。古微堂集。，1842年）卷9，第2页；严如熤：。三省边防备
览。卷4，第27页。
鉴于地区的实际地理状况没有改变，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
区的官员们追溯这块多事地区在明代形成的行政传统是毫不奇怪
的。1634年前后与叛乱者作战（后殉难）的卢象升（1600－1639）
在这里建立了地方防御和管理的体制，这种体制部分地是从前几
年他在河北南部与叛乱者作战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卢象升发
现，流民以及叛乱者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叛乱滋生的根源。作为
对策，他挑选一些村庄在四周筑起坚墙（寨），其内可以积聚周围农
村的谷物口粮。当叛乱者逼近时，附近村庄的村民就被迁入寨内。
设防村庄周围的人民被组织成。团。，每个团都以其所隶属的寨的
名称为名。例如，被集结进平安寨的村庄，就被统称为平安团。每
个团都由一位团的首领（团长）管理，他是由居民推选出来的本地
知名人士。每个团长之下委派一名训练负责人（练长），以训练和
指挥自卫民兵。这种制度，其目的是使叛乱者得不到食物和新的
成员，卢象升称之为。清野。。在。坚壁清野。的完整口号下，这种建
立战略村庄以控制叛乱的办法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①。团练。这
一术语现在的含义最早是与卢象升的制度相联系的。②
① 卢象升：。卢忠肃公集。（1875年），。年谱。，第5－8页；卷2，第19－22、38－41
页。见日比野丈夫的重要论文：。乡村防卫与坚壁清野。，载。东方学报。第22期，第
141－155页（京都，1953年）。晚清一些著作有关卢象升的办法的论述指出了他与19
世纪办理团练的老手之间的行政管理上的直接承继关系。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献。
（1886年）卷82，第12页；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1875年）卷55，第4页。。坚壁清
野。这一用语最早见于。晋书。（开明版，卷104，第1335页），尽管还不知道那时它是否
指一种全面的地方管理制度。
② 这一术语最初产生于7世纪后期，与为保卫边境而制订的国家民兵制度有关。
在唐代的制度下，民兵以及他们的家庭被集结到特殊的行政地区，臵于团练长官（团练
使）的指挥下，团练使像权力很大的军事统治者（节度使）一样行使民事和军事两种权
力。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顿，1948年），第717页。
在其他边界地区，如广西多山的少数民族部族地区，。团练。这一术语在乾隆早期
用来指志愿的、国家认可但未予资助的农村防卫民兵。广西巡抚杨锡绂（1701－1768）
写道，这种办法十分古老，起源难以确定。见。皇朝经世文编。（1886年）卷88，第23页。
被杨锡绂认定为。团练。的某些制度，例如。狼兵。，显然起源于官办的屯田。见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丛书初编。册30，第4页。有关。团练。的最早的系统论
述是弗朗兹〃迈克尔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和权力机构。，载。太平洋历
史评论。第18卷第4期，第469－483页（1949年）。
在叛乱爆发后的一年内，受到影响的地区的官员开始制订出
他们自己的地方防卫方案。1797年，方积（1765？－1815？）接任
四川梁山知县，发现这个地区已处于许多白莲教团伙为害的紧迫
的危险之中。他从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得知，过去人们经常在被称
作。坞。的要塞中躲避入侵的军队。方积是安徽人，不了解当地的
术语，。予疑之，或云：坞者，山中一奥区而已，乌足御寇？遍访邑人
士，或云：坞者，古寨也。今颓矣，不可复考。或云：距城十五里相
传有牛头寨，盍登焉？。方积这样做了，而且很高兴地发现一小块高
地，周长约360步，很陡的峭壁把它与周围的树林分开，高地上还
修筑了部分堡垒。这个要塞显然建于宋代，一部分确已成为废墟，
但还可以用大量的石块修补。回来后，方积命令将所有这种要塞
报告给他，还命令修复这些要塞，并在其中储备粮食和武器。许多
人表示怀疑；人们反对，因为大部分要塞没有水源。方积回答说，
长期围困极少可能；这些堡垒可以储备3天的供水，而叛乱者经常
受到政府军的追捕，不大可能停留那么长的时间。一些人仍然怀
疑，因此方积加紧执行他的防御计划，亲自巡视所有要塞，任何不
情愿执行命令的人都受到鞭笞。
结果证明，梁山的要塞能够保护的不仅是这一地区的农村居
民，而且还有当叛乱者临近时蜂涌而入的大量难民。叛乱者来到时
只看到人们已带着他们储备的食物逃进要塞，通道都由官员主持招
募的乡勇队伍防守。按照梁山的榜样，200多个堡垒在邻近地区建
立起来。看来尽管方积的地方防卫体制本来是以可以利用的山区
要塞为基础，但最后已发展到在农业地区的村庄修筑堡垒；因此他
的防卫体制变得也适用于那些没有现成避难所的地区了。①
① 。梁山县志。（1867年），卷6，第4－8页；方积的传记见钱仪吉编：。碑传集。（1893
年）卷87，第13页。
方积的战略村策略，恰如卢象升所做的那样，不可或缺地与地
方管理和登记制度联系在一起，但与卢象升的制度不同，方积是以
早先存在的保甲区划为基础的。。保正所辖之地（即。保。的地理区
域）为建团之地。。但团和保仍是分别领导，分别登记。团由一个或
两个团长管理，掌有10至50岁的强壮男丁的花名册，从中挑选民
兵。从这份名册中征召的民兵还要列入另外一份名册。因此，方
积的制度中的团首先是征集民兵的行政单位。它也负有与保甲职
责相似的监督和治安的职责：生人。不得加入及留住于团。。因为
他的保甲实际上是以自然村而不是以规定的十进制区划为基础，
所以团大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农村单位。团由于结成。大团。而与
设防的定居地联系起来，每一大团包括十余个。小团。。每个大团
由团总领导，负责保卫一个设防定居地。这样，方积依靠使地方管
理制度军事化的方法为他的人民提供安全，并切断他们与叛乱者
的联系，以求弥补政府军事能力的不足。方积的制度只是1797年
在边界地区创立的几种管理和防卫制度中的一种。①
① 曾自柏，四川南充知县，是另一个有影响的。坚壁清野。的推行者。他的某些规
章与方积的相同，但不能肯定何者在先。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3，第47－52页；
。四川通志。（1861年）卷116，第24页。方积的规章见。三省边防备览。卷13，第40－47
页。
② 花沙纳编：。德壮果公年谱。（1857年）卷7，第38－40页。。梁山县志。（1867
年），卷6，第4－8页。。清实录。，嘉庆，卷23，第3－6页。
在更高一层，清朝的将军明亮和德楞泰建议朝廷批准普遍推
行。坚壁清野。和。团练。。1797年10月，他们在一份联名奏章中
写道，当叛乱者继续在集镇和村庄获得食物、武器和人力时，正规
军仅有能力保卫筑有城墙的行政城市。在河谷地区，集镇和村庄
可以靠筑墙（堡）来保卫，而在山区，则靠。寨。来保卫。每个设防的
定居地及其民兵可由政府、地方绅士和耆老们共同管理。由于叛
乱者被隔在围墙外，人民和食物隔在围墙内，正规军就可以不费力
地击败饥饿而孤立的白莲教团伙。1798年，类似的建议来自将军
勒保，他注意到了实施中的方积的制度。但是朝廷还对正规的军
事解决抱有希望，担心这种激进的方案带来分裂的副作用，所以对
这类建议并不热心。②
1797年在整个白莲教活动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以稍有不同的
方式实行了团练和坚壁清野，这一事实表明它们是边界地区行政
传统的已经确认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