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797年在整个白莲教活动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以稍有不同的
方式实行了团练和坚壁清野，这一事实表明它们是边界地区行政
传统的已经确认的组成因素。但是这些官方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使
地方名流已在着手进行的乡村防卫事业系统化并受到控制的一种
尝试。明亮和德楞泰曾列举证据说明，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的民
兵可以成为镇压叛乱的重要力量。梁友谷的所为是一个能说明问
题的例子，他是一个卸任的广西知县，致仕后回到故乡（湖北襄
阳）。梁友谷和他的儿子，一个本地童生，监督修建了一道环绕小
渡口程梢渡的土墙，把附近的老百姓集中到里面。武生员蔡运升
在前一年召募了一批雇佣兵（勇），这时成了程梢渡防卫民兵的核
心。梁、蔡的事业使这一地区免受白莲教的影响，朝廷授给这些地
方首领官阶作为报酬。①很清楚，地方绅士的威望、社会关系以及
才干是镇压叛乱所必需的。尽管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叛乱的影响
日益扩大，历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名流却仍然牢固地盘踞在中国农
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清政府的官吏们努力营造他们的堡垒。
① 花沙纳编：。德壮果公年谱。卷7，第21－22、39页。
② 龚景瀚的文章后来被朝廷援引作为镇压叛乱的官方典范。。清实录。，咸丰，卷
33，第15页；卷34，第27页。龚景瀚的传记见。清史列传。（台北，1962年）卷74，第
25－30页，以及。清史。（台北，1961年），第5115页。龚景瀚有关镇压叛乱的文章见
。澹清斋全集。卷1，第1－31页。
1797年以后，因对正规军有一种天生的厌恶而倾向于坚壁清
野和团练战略的文职官员扶植并发展了这种战略，直到它终于被
朝廷接受并成为清政府武库中的重要武器。它的最有影响的实践
者和推广者是福建人龚景瀚（1747－1802），他出身于与地方民兵
有历史渊缘的显宦家庭。②除了进行游击战在后勤和战术上的困
难外，龚景瀚相信，民众造反的性质也使正规部队无能为力。叛乱
者与地方村社的复杂联系给了他们一种不致单独与军队对抗的有
利条件。迁移居民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清军的威望低落到如此程
度，以致叛乱者临近时整个村镇都走空了，流离失所的一群群难民
很容易成为白莲教征召新成员的牺牲品。但只在城市筑防也不是
现实的解决办法。。州县之有乡村，如树之有枝叶，枝叶伤则本根
无所庇。。不仅城市本身，而且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和行政联系
也必须受到保护。①
龚景瀚坚持村庄筑防要受官员的严密监督：省当局委派八品
或九品的官吏（佐杂）帮助知县们实行坚壁清野。在计划开始执行
的3个月内，当所有规章制订出来和所有新任官吏被派定时，筑墙
和移民工作就可以开始了。分散的人家必须移入筑防的村庄。筑
防和迁移的费用由官员负责，劳力则由人民提供。贮备的粮食也
运进围栅并贮藏于公共谷仓。如富户有大量粮食贮备，。难以输
运。，知县要提供现款收买，这显然是对付囤积者的一种办法。在
将人民移入堡垒之前，知县要办理严密的保甲登记，以便肃清白莲
教的基层组织。然后他从。缙绅耆宿。中挑选堡垒的领导人，并授
予他们名誉官阶。这些领导人接着挑选一些代理人，以。清查户
口，董视工程，经营钱粮，稽查出入，训练丁壮，修饰守备。。
为了防止叛乱者渗入，在治安登记完成前不组成民兵。每个村
庄都有来自正规部队的骨干，帮助组织和训练体格强壮的男丁。民
兵保持严格的非职业性和防御性，不允许超过其半数的兵力离开要
塞去援助受到攻击的邻近村庄。尽管龚景瀚认为这种非职业性的
民兵是他的地方管理制度的基石，但正规军仍起作用。他以为白莲
教团伙一旦被卡断了粮食和人员来源，他们就容易成为清军追捕的
牺牲品；但是有效的地方管理则是在战场上获胜的先决条件。
① 。澹清斋全集。卷1，第9、13页。
尽管龚景瀚把重点放在地方措施上，但他并没有设想过将军事
权力和主动权下放到地方首领手中。他以怀疑态度看待雇佣兵（乡
勇），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处于官方控制的正常渠道之外。但
筑防村庄的民兵则处于官员的经常监督和审视之下。设防定居地
的首领（寨长和保长）本身实际上是被名誉官阶拴在正规文官等级
制度上的文职官员，兼有民事和军事的职务和责任。龚景瀚的制度
因此体现的不是权力的下放，而是体现了对文职官员的依赖超过了
对军事官员的依赖，还体现了地方防御与官僚政治责任制的网络的
联系。①
① 。澹清斋全集。卷1，第8－9页。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2，第33、37、41页；。清史。，第4503页。严如熤
的几种传记见。清史列传。卷75，第45页；。清史。，第4502页；严如熤：。乐园文钞。（序，
1844年）卷1，第1页；魏源：。古微堂外集。（1878年）卷4，第9页。严如熤的。三省边防
备览。是当时有关白莲教地区的主要的地理著作。有关傅鼐的反苗族政策，见。皇朝经
世文编。（1886年）卷88，第2－3页；。苗疆屯防实录。（油印本，扬州，1961年）卷1，第
18－19页；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武汉，1956年），第44－51页。傅鼐的某些军事
方法后来对曾国藩有影响：。曾文正公全集。（1876年），（奏稿）卷1，第56页。
另一个杰出的地方管理能手是湖南人严如熤（1759－1826），
他与当时出现于长沙书院的初期的。经世致用。学派有密切联系。
严如熤的成功始于在湖南西部多山的边界地区同叛乱的苗族人的
作战。这个地区的官员（尤其是知县傅鼐，1758－1811）推行的政
策主要依赖军事农业移民（屯田），将当地汉族农民集结为常备民
兵，以便把苗人封锁在他们的山寨内。在已。受抚。的苗族地区也
建立移民区，以防止未来的骚乱。严如熤在苗疆的经验直接影响
到他的反白莲教战略，这一战略以镇压必须。兵粮并重。的前提为
基础。严如熤建议，将无地农民和归顺的叛乱者收编进军事农业
移民区，那里的有保障的生活和军事纪律将能够。化盗为民。。但
他发现，这种移民区很难在白莲教活动地区建立，在实践中他的办
法与。坚壁清野。十分类似。设防村庄在民事当局监督下，既是互
相负责的又是地方防御的单位。②
严如熤与龚景瀚一样，强调治安工作和有效的民政甚于常规
的军事征战。他的对策包括，一方面把大的行政区剖分为较小的
行政区，并复兴已经衰落的地方治安部队，如民壮，以加强叛乱地
区的民事机构；另一方面振兴地方民兵和保甲，使民事当局可以向
居民本身逐渐灌输一定限度的军事纪律。这是严如熤避免外来军
队的打扰给农村社会造成破坏的一种办法。这里，严如熤受益于
军事农业移民的思想是很明显的。他认为，一个军事官员只能统
率他所指挥的三两千人。但如果地方官员赢得人民的信任，那么，
。所辖数万数十万百姓。就将。如父子之兵。①。
① 。皇朝经世文编。（1886年）卷82，第17页。
② 严如熤：。沿海团练说。，载。皇朝经世文编。（1886年）卷83，第31－33页。那
彦成：。那文毅公奏议。（1834年）卷11，第41页。参阅那彦成的传记，载恒慕义编：。清
代名人传记。（华盛顿，1943年），第584－587页。他的。奏议。（卷11，第40－48页）包
括他在两广的团练政策的文件。他在两广的调动可以看作是一条将团练术语和行政
方法从白莲教地区带到中国南方的输送线。
严如熤控制边界地区的经验也能有效地应用于沿海——一种
特殊的边境地区。1804年，那彦成（1764－1833）由征剿白莲教的
战场调任两广总督，严如煜作为他的顾问，将注意力转向对沿海海
盗的控制。对付海盗，如同对付白莲教叛乱者，需要外部防御，也
同样需要内部控制，因为他们也依靠与老百姓的联系。团练在沿
海地区也相应地被设计成保甲的一种武装变体。百姓同样地被保
甲登记划分为十进制单位，这种单位成了征募民兵的基础。保甲
官员被安臵在民兵低级机构的指挥岗位上，作为较高层次上的绅
士领导的补充。在严如熤的规定中，团练不仅指民兵，更指为武装
村社作准备的整个过程。团练有时确实只指初步的登记和治安工
作：。团练既成，寓兵于民。。防御准备是拧紧地方管理螺丝的机会。
。显以作其御侮之气，即阴以折其作奸之萌。②。
这样，严如熤与龚景瀚同样认为，地方防御决不是一件简单的
阻止武装叛乱者侵入的事情。确切地说，它还包含在农村社会中
建立明确的分界线的内容。这些分界线（物质的是墙和栅栏；组
织上的是团练和保甲）使官员不但能够将叛乱者与他们的支持
者分离，而且能够用这种方法组织和控制乡村。良。民，防止他们
本身变为叛乱者。团练不仅是地方防卫民兵，它的存在，是为
了外部防御，同样也是为了内部控制，并且成为较大的行政体系的
一个主要部分。在嘉庆时期，它还没有突破国家的军事垄断。正
相反，。团练。对于嘉庆朝的官员通常具有截然相反的含意：一种在
国家监督下把自发的地方武装纳入全面的、官僚化的管理机构的
方法。
1805年，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尽管它使18世纪的黄金
时代突然地在暴力中结束，但它从未得到某种能够严重威胁王
朝生存的政治领导权或广泛支持。然而，它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
威信，耗尽了清朝的国库，因而它将公正地被载入人民起义的长
长的名单中，这些起义在一个多世纪的进程中，导致了王朝的没
落。
撇开叛乱组织的内部弱点，使清王朝取得胜利的因素有好几
个。除上述的地方管理和防御体制之外，还要加上1799年新皇帝
即位后正规军队得到虽然短暂但却有力的振兴，以及从无地农民
和失业者中招募地方雇佣兵（乡勇）以补充正规部队的因素。这些
雇佣兵分为不同类型。有的受雇于本地名流（如蔡运升），完全用
于保卫地方。军事化程度更高的那些部队，则受雇于知县或知府
（如方积），用来保卫他们的管辖区域，其人数有时达数千人。尽管
后一种类型在叛乱初期为数众多，但事实证明，维持它的开支太
大，对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员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从1798年开始，许
多人被遣散，回到他们的家乡当了地方防卫民兵。
比前述类型的军事化程度更高的是被招募随同正规政府军征
战的雇佣军。他们仍叫乡勇，但与其家乡村社的联系已被彻底截
断。尽管这些雇佣军比政府部队更能作战，但招募这类雇佣军是
一种花费多的危险的权宜之计。有的人本身就是亡命徒出身，并
被证明不可能遵守纪律；他们的忠诚只有靠厚赏才能得到，这是财
政紧张的政府难以承受的。地方行政官员如龚景瀚和严如熤，对
他们怀有深深的疑虑，如严如熤所说，这些人。杀人放火，习惯成
性。，很难重新恢复平民生活。叛乱平定以后，他们当中大约有一
万人转入绿营兵部队，因为大量遣散人员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当
1806年和1807年连续的兵变在他们中间发生时，政府对这些部
队的忧虑被证明完全是有道理的。①
尽管给王朝的威望和财政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白莲教叛乱对
王朝的军事制度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八旗兵和绿营兵看
来是虚弱和腐败的，但它们在近半个世纪内继续充任帝国的正规
军。与雇佣兵打交道的经验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都感到不
安，雇用这种部队从未成为官方政策的一个部分。然而，从白莲教
叛乱的经验中的确产生了政策的一个有影响的组成部分：由方积、
严如熤、龚景瀚这些人制定的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和管理制度
被保存在行政先例的宝库中，在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
对官方的思考起了突出的作用。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89－196、214－217页。严如熤：。三省边防
备览。卷12，第24页。这种雇佣军队转而隶属政府部队的著名例子是罗思举
（1764？－1840）的私人军队，罗思举原是土匪，后来变成白莲教最顽强的对手之一，最
后被吸收进正规军等级统治集团之中。。清史。，第4427－4429页；。清史列传。卷39，
第2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长沙，1939年），第148－149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叛乱前夕的
清代民兵政策
到了18世纪后期，清代社会进入了极度不稳定的阶段，白莲
教叛乱是这一事实的明白无误的标志，虽然它有限的波及地区和
不明确的启示有效地减缓了它对官方观念的冲击。然而，新时期
的基本现实并没有逃脱名流的更为敏锐的目光。令人吃惊的中国
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新的土地供给的实际
枯竭，由分家造成的小财产所有者的没落以及他们的后代沦为债
务人和佃农的情况：这一切在18世纪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中都
是显著的论题。洪亮吉所作的精辟而讲求实际的、悲观的社会分
析确实有一种马尔萨斯的调子，他警告说，这些趋势的一个不可避
免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的大量增加，他们在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
度中找不到存身之地。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
以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
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①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章是18世纪社会问题的卓越而简洁的论
述。也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270－275页，这是对这一时期
的学者们看到的人口问题的论述。
尽管这种情况以前在行政效率衰退时期曾经有过，但也可以
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清代后期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作为整
体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否不致带来新的类型的灾祸？完全撇开诸如
中国经济因国外白银流入而铸币增加这些外来因素，人口爆炸也
可以单独导致这种结局。如果人口过多、经济不稳定和农村混乱
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可以说只有一种对
地方管理和军事安全问题的新的处理方法才能防止传统秩序的完
全解体。白莲教地区叛乱的爆发是在小规模上提出了问题。不仅
是地方政府变得腐败衰朽了。更确切地说，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传
统机制这时已没有能力对付庞大的农村人口的问题，在这些人口
中，其传统的社会关系已被日益加剧的你死我活的经济竞争所破
坏。虽然政府本身为其本质所限不能创造性地回答新时期的问
题，但一些学者和官员却已确信变革是必需的。
清代的军队与叛乱：两种观点
贺长龄，。经世致用。学派的领袖，本身也是一个有长期经历的
官员。与陶澍、林则徐这样的人一起，他属于那个有魅力的、谨慎
的行政官员集团，当整个官僚集团深深陷入道德败坏的境地时，他
们支撑着正在下陷的帝国大厦。贺长龄对于贵州的社会崩溃有丰
富的阅历，贵州是帝国最难控制的省份之一，他从1836年到1845
年在那里任巡抚。他认为那里的军事制度绝对不能令人放心。它
对镇压盗匪的工作贡献极小。因镇压盗匪而获得皇帝召见的人中
文官10倍于军人。用于军队薪俸的开支10倍于民事开支，军事
人员多出百倍；但军队却硬要把内部秩序的责任推卸给文职官员，
说除盗不是他们的职责。由于任何内部暴动都可以加上。盗。字，
很清楚，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责任是军队不能有效地推托的。
贺长龄的责难等于承认国内防卫制度无法应付从大规模叛乱
中产生的这类地方混乱。以秘密会社团伙、边界地区土匪，或以私
盐贩子、鸦片运送者为代表的这类地方异端武装，实际上处在正规
军队的管辖范围之外，而军队只有当叛乱已发展到威胁整个帝国
的程度时才发挥作用。贺长龄知道，日益增加的非法活动的高发
生率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麻烦，不能坐视它继续下去。他因此建议，
正规驻防军应当建立相当于它全部力量5％－10％的另外的分
队，专门负责抓捕土匪。他们完全不担负正规部队所担负的看守
囚犯、押送税银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职责。更不正统的是，这种特
殊部队要从下层社会本身雇佣：那些已经陷入暴力生活方式的人，
熟悉土匪的活动方式和土匪的踪迹。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建议是否
已经正式实施。但它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