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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底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援，和国际共产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援：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被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十年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底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概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兴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义荷比西日八大帝国主义，更联合援引‘辛丑条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国主义呢？同时他也为讨好奉张，并暗防赤俄，乃劝令冯部停止布雷。冯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劝告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却是段之向帝国主义低头，大大地违反了全国的民意。这时‘五卅惨案’的血犹未干，而帝国主义气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这时‘国共合作’情意方浓。国民党（也就是共产党）在华北的的地下活动，正如火燎原。‘五四运动’当年的激进分子这时多半是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声呼啸，则学运工运便一哄而起。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义愤的北京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门前开了个‘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要求把八国公使赶出中国，并撕毁‘辛丑条约’。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公开或暗中主持。一时群情激昂，呼啸冲向国务院。这时执政府的卫兵慌了手脚，卫队长乃下令开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的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是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杀徒手学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杀不得了，全国舆论为之沸腾。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执政亦明令对死者抚恤，伤者送医。但是这批军阀当局总以为这次群众运动为国民党（共产党）地下煽动之所致，乃下令通缉徐谦、顾孟余、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谦等乃避入俄国使馆。这就伏下了后来张氏父子查抄俄使馆的契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学运、民运，从政府的立场看，都是‘坏人’煽动之所致。其实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激于义愤的；‘坏人’只能推波助澜而已。此时段政府之无力‘撕毁辛丑条约’，无法‘赶走八国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枪击爱国学生与市民，死伤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帐之极了。
邓小平初出茅庐
这桩‘三？一八惨案’只是军阀混战史中一件‘惨案’、一段‘插曲’。无关乎大局。这时张吴联合讨冯，冯自知不敌，乃分饬所部自直隶与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准备向西北逃窜。冯的另一着棋便是干脆把他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的关系正规化。
三月廿日当广州的汪蒋正为‘中山舰事件’，开始决裂时，冯却应鲍罗廷之约自平地泉赶去库伦。未机鲍亦偕大批国民党要人顾孟余、陈友人、谭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库。在诸人劝说之下，冯也就同意加入国民党了。
在‘近代中国’这坐大舞台上表演出将入相的演员们，他们‘才’、‘德’和社会背景，基本上差别有限。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却是一部从‘中古’逐渐进入‘现代’的转型史。在这蜕变期中，则有极明显的‘阶段性’。表演后一阶段的演员就要比前一阶段的，更要‘现代化’。前一阶段的演员，如不把握时机教育自己（像孙中山那样），当时代进入次一阶段，你就要被时代所遗弃，变成新时代的‘革命对象’了。像冯玉祥这样的人，他自‘滦州起义’（一九一一）的小革命党转变成民国初年的标准大军阀。等到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军阀阶段渐成尾声时，他如不有所转变──不论是自动的或是被动的──就势必和吴佩孚、孙传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败走投无路之时，却被第三国际看中而加入日了国民党。
国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中，冯玉祥本是没份的，但是三凑六合，使冯氏搭上这条新列车，便随之进入次一阶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与第三国际和国民党洽谈妥当，四月底他就接受苏联的邀请，偕徐谦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阅月正赶上‘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下长沙武汉。国内形势大变。当这位老军阀带了一批斗志昂扬、信心十足的小共邓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苏联返国时，冯玉祥也就是另外一个冯玉祥了。
四大军阀。各怀异志
话分两头，当冯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时，他留下的一批‘国民一二三军’的将领鹿钟麟、孙岳、张之江、宋哲元、韩复矩却正被奉直二军打得七零八落。这时无兵无将的段执政自然的就要抛弃冯系，而向争夺北京城，来势汹汹的奉直两军之间求其均势了。但是张家父子这时的兵力远在直系残部之上，所以段执政在依违之间，难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为冯系守将时任北京警卫司令的鹿钟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为执政府、缴卫队械，举行二次‘北京政变’把段祺瑞赶入‘东交民巷’。鹿为自保计乃释放前总统曹锟，声言愿重隶麾下；并通过曹锟与吴佩孚释嫌修好，希图共拒奉张父子，然吴则与奉张另有密约，拒不接纳。鹿自知独力难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师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冯军既撤，那由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所率之奉军及直鲁联军乃长驱而入，占领了北京──也结束了为时一年有奇底段祺瑞‘临时执政’的闹剧。段氏一去则中枢无主，由颜惠庆等暂时‘摄阁’，勉维持中央政府于不坠。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张作霖、吴佩孚，尤其是前者决意如何安排了。
在双方代表于五、六月间一再磋商之后，彼此决定对‘颜阁’暂时维持，而对冯之‘国民军’则双方合力加以解决。
此时冯的残部显然是根据冯发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两军东南两方夹击之下，向西北转移以求自保。冯军西进则首撄其锋者便是山西的阎锡山了。
阎氏自辛亥以后，盘据山西十余年。自称要把山西建成半个日本。对北京政潮，总是鼠首两端以避祸。他甚至把山西铁道系统建成‘窄轨’，不让外省军车进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时亦不出剩可是这时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冯部国民军石友三、韩复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态，侵入大同。眼看雁门关甚至太原都为在旦夕。久据穴中怡然自乐的阎老西，一时手忙脚乱，乃连电张、吴两帅告急。愿率三晋健卒，同伐冯贼。
阎之伐冯，无他，拒贼自保也。
吴之伐冯者，誓报前年一箭之仇；并图藉机重主中枢也。
张之伐冯者，入关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