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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
从长岛返回纽约，已经是深夜1时。H忍受着一天的疲劳，又亲自开车把我送回
来。我感谢她的情谊，但我知道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太多了。我来自一个仍然
贫穷但却非常自尊的国家，从小就受着“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于人谓之富”的教
育， 这样的国家里人民是很敏感的。H还太年轻，她和我的关系又过于亲密，她不
会想到在什么地方已经有意无意地刺伤了我。经过多年的分手，我们又在美国见面，
但我们的距离也更远了。
从长岛回纽约的路上看纽约，只见灯火通明，把天上地上都照耀得如同白昼。
纽约这个不夜城，夜晚比白天要美丽得多。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北京郊区看夜的北
京，那灯光、那景色，似乎和夜的纽约无甚差异，只是有时因为电力不足，光线要
弱一些，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要少一些！
但我相信，北京之夜的灯光，将一定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绚丽多彩！
第四章
11月3日 星期日 晴
纽约——新泽西州——纽约
一大早，杜蒙樨和她的丈夫周刚就从新泽西州开车赶了来，要接我们到他们的
家去过上半天。
杜蒙樨是苏州人， 南京大学的毕业生。8年前，她在南大读书时，曾经去过安
徽。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以后，还偶有联系。大学毕业后，她回苏州博物馆工
作，和苏州大学的青年教师周刚结了婚，两年多前，周刚来美国读计算机专业的博
士研究生，随着奖学金的逐渐增加，周刚开始可以独立生活，便把杜蒙樨和他们只
有3岁的孩子周寅接到美国来陪读。
虽然已经8年没见了， 杜蒙樨倒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娇小玲珑，还是那
么朴素、腼腆。周刚是东北人，原在吉林大学读书，因父母调到苏州工作，他毕业
后也被分配到苏州大学任教，并且在苏州结婚成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干练、
朴实、谦逊、好学的青年学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他的学习成绩都是优
秀的。这样的青年学者，是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的争取对象，也是美国政府吸
收移民的目标。面对新泽西州的日益增长的失业率，他对自己的就业问题并不担心。
（1991年10月，新泽西州的失业率己上升为6。8％，全州共有27万多人失去了工作）
但他表示：对学成之后，究竟是立即回国，还是暂留美国，仍未做出决定。他和杜
蒙樨，都向我谈起了对国内亲友和乡土风光的怀念，还谈到了美国人情的淡漠。初
来美国时，他们最大的苦闷是那种严重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每到星期日，他们就到
教堂里去打发日子。渐渐地，他们竟然皈依了基督教。基督以爱诲人。他们从基督
的教诲里，逐渐获得了心理平衡，获得了生活的宁静，和一些教友建立了友谊。他
们的孩子摔坏了腿，教友们纷纷前来看望，使他们深为感动。他们生活在中、下层
的居民区里， 花2000美元买了辆旧车，每月以400美元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孩
子入托在附近的幼儿园，还要花去很大一笔钱，剩下的钱也就不多了。但他们很满
足，不怨天尤人，也不向从国内来的人以炫耀的口气吹嘘什么，或者叹诉些什么。
他们是自愿来美国的，用他们的话说是来增长些见识，增加些阅历。以后，他们或
自愿留下，或自愿回国，都将顺其自然。他们是我来美国后见到的一对最平静也最
普通的留学生夫妇。
因为已经答应了纽约大学杨小乐教授的约请，我在新泽西州周刚和杜蒙樨的家
里只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就匆匆赶到约纽市中心区的一家著名的卖牛排的饭馆里，
和杨小乐及金坚范共进午餐。杨小乐约有四十六七岁。原在台湾的一所大学里读书，
来美国已有20多年。他的祖籍福建，在福州和厦门都有亲戚，有个妹妹至今仍住在
厦门鼓浪屿。他是位生物学家、在纽约大学讲授生物遗传学和进化论。使人难以想
象的，他竟然还是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来美国之前，无论我有多么丰富的幻想，
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座被称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餐蹭里，上了一堂社会主
义教育课。
我和金坚范同志到达餐馆时，杨小乐教授早已等候在那里，并且为我们订好了
座位，大家稍作寒暄，他就和我们一起喝着啤酒，啃着牛排，一一边娓娓而谈。他
讲话时，不时有一些肤色不同的客人从我们的餐桌旁走过，但他讲得兴起，全然不
顾及人们诧异的目光。起初，我也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因为感到他所讲的
那些话太出意外了，便从饭桌上拿起张餐巾纸，歪歪扭扭地记下了他的讲话要点。
下面，就是他的讲话的一些片断：
“21世纪属于社会主义！21世纪属于中国！”
“有人说，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证明社会主义就要彻底完结了，社会主义中国
也要跟着解体了，这不仅是偏见，也是无知。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
西方学者，没有一个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敢于这样说。因为，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
来看，社会主义仍然是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我是个生物学家。我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社会，一开始就相信社会主义，现在
仍然相信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有其进步的一面，它主要讲竞争，讲‘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讲竞争才能使社会进步，这是对的。但它不讲合作，而社会越往前发
展，越要讲合作，不能把竞争绝对化。马克思提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竞争为手段，
以合作为目的。这里面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也有局限性，但它的最终目标是世界大
同，是以竞争求合作，是三大矛盾的消灭，这个总目标是进步的，是符合社会发展
规律的。”
“合作也要有物质基础。生产的东西多了，争斗才会相对减少。不能光是争斗，
不发展生产。那样的社会，就会越斗越穷。马克思讲社会主义，也讲要有物质的极
大丰富。两只狗抢一根骨头，和20只狗抢一根骨头，其激烈程度是绝不会一样的。
“美国不是什么都好，也不是什么都坏。它有好的方面：一是经济基础雄厚，
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发展起来的；二是政策有弹性，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但从总体来讲，它正走下坡路。它的问题多得很。10年以前，全世界10大银行，美
国占9个。 现在一个也没有了。目前它正处在经济衰退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衰
退，很不容易。美国像块大蛋糕，奶油、巧克力这些好东西，都浮在上面，不了解
它的实际情况的人，就会被迷惑。有人来纽约，看到各个种族的人都在大街上走来
走去，就以为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其实，美国直
到现在还是一个以英国老殖民主义白人血统为主的社会，它的结构层次很复杂，一
层压着一层，有一种看不出来的界限。矛盾和隔阂仍然很深。
“从哲学上看，美国推行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正
在走向没落的主义，现在有些美国人还在嘲笑日本的团队精神，说日本搞的是国家
资本主义，可就是坚持团队精神的日本，还有德国这些国家，正在给美国以严重威
胁。美国如果仍然妄自尊大，就会被日本人、德国人和中国人远远地抛在后面！
“现在是团体精神的世界，中国一直在强调的集体主义，也是一种团队精神，
中国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丢！社会主义的教育也不能丢！中
国要进行新的思想整合，要正确地总结过去，但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跟在别人
后面，走人家走过的路。为什么苏联和东欧解体了，中国不会解体？因为苏联和东
欧是西方的竞争文化，中国是东方的融合性文化。这种文化的力量很强大。犹太人
在全世界都没有被融化，只有到了中国的郑州、开封一带被融化了。
“中国不称霸。我是相信的，想称霸，现在也没有力量。很多人都说：21世纪
是属于中国的。究竟怎样？还要看你们和台、港、澳以及全世界华人的合作搞得怎
样，要看你们自己内部的合作搞得怎样。要讲求实际，不要总是争论不休，内讧不
止。你们这些年的最大失误，就是把作为手段的斗争强调得过了头，对合作这个最
终目的又强调得太少了。斗争总会有的，但不能是常态，斗争成了常态，社会就会
一直处在不安定之中，争执少一点，矛盾少一点，你们在21世纪成为世界强国的希
望就会多一点。
“还有一点，你们也到了应该注意的时候了，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是中国人已
经在靠借债来还债、养债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准确？西方有人说过：你想
控制谁，就先把钱借给谁。中国在借债方面没有经验，而债主们放债却是很有经验
的。他们向全世界放债，积累了很多经验。如果不小心，就会不知不觉、舒舒服服
地上当！”
杨小乐教授的衣着朴素，体态微胖，举止说话不疾不徐。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
的环境里和他相见，我们谁也猜不出：他是位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大学教授！
归来的路上，金坚范同志和我都不约而同地说：“单是听了杨小乐教授这一席话，
我们这次来美国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世界如此之大，人的思想千差万别。杨小乐教授的话，给了我们许多启迪，引
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回想近些日子在某些知识界朋友中听到的几乎是一边倒的
议论，真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和杨小乐教授在一起做些认真的商讨。
无独有偶。晚8时，在世界贸易中心第107层的世界之窗餐厅里，我们又和在联
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民先生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对话。
龚忠民博士是潘先生的朋友，安徽滁县人，算是我的同乡。60年代，他由台湾
来到哈佛大学读书时，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钓鱼岛事件，并和国内联系，要求回国扎
根。周总理考虑到让他们留在国外也许更为适宜，便亲自安排他们一批人到联合国
工作。最近，他刚刚去国内访问了沂蒙山区、大别山区和北大荒等地归来，虽然风
尘仆仆，情绪则还在亢奋之中。他在国内时，便己从潘先生那里得知我们要来美国。
这些天，他不断地和总领事馆联系，听说我们已经到了纽约，就主动找到我们，为
我们安排了这顿晚餐。
进入世界贸易中心， 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这座举世闻名的高达110层的繁华
大厦，里面竟然是一片萧条景象。地下停车场有好几层，我们的车辆停在第四层，
偌大的停车场里空空荡荡， 停放的车辆少得可怜。107层的世界之窗餐厅，是许多
到纽约观光的人非常羡慕的地方，过去据说很难订到座位，龚忠民博士领我们进去
时，却见有将近一半的位子空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贸易中心不仅是纽约的象
征，也是全美国以至资本主义世界的象征，只有到了这里，我们才进一步体会到美
国经济的不景气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我们的对话，就从这座大厦谈起。他说：“美国的经济，也像这座大厦一样。
从外面看，仍然灿烂辉煌，好一番壮丽景象。其实内里已经渐渐被掏空了，冷清得
很，虚弱得很，我是1966年来美国读书的，1972年进联合国工作。这26年来，我眼
看着美国一年年没落，一月月没落，以后它还要继续没落下去。共和党救不了，民
主党也救不了！”
他说得慷慨激昂，见我们在凝神谛听，忽然问道：“你们去过曼哈顿广场么？”
“去过。”我点点头。
“看到美国的国债钟了吗？”他又问。
“没有。”我摇摇头。
“应该去看看。”他提醒我们，嚼了口咖啡，又接着介绍道：“那倒真是一座
举世无双的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可以显示出美国在某天某时某分某秒所欠
国债的数字。它开始运行的时刻，钟上的数字是27，000多亿美元，秒针跳动一次，
增加8000美元。这10年间，美国的国债共翻了五番左右，已经达到12万多亿美元。
联邦债务，州债务，百姓自己的债务，这一笔笔债务，都压在美国每一个家庭和每
一个人身上，如果要偿还，几生几世也还不清。现在，美国什么都能卖给外国人，
卖公司，卖大学，卖电影厂，卖帝国大厦，这座世界贸易中心最近也想出卖。美国
共有51个州，30多个州有巨额财政赤字，连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这样的大州，都被赤
字压得喘不过气来。经济上不去，别的说什么都是假的。过去，美国人喜欢吹嘘自
己的竞争力。最近这些年，它在电子、汽车、能源、航运、房地产等许多方面，都
跟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国家竞争失败了。你们再走一些地方，就会发现：美国现在到
处都弥漫着企业倒闭和失业、 半失业的恐慌， 全国的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已经高达
1500万。每天翻开报纸，看到的尽是失业、犯罪、抢劫、吸毒等等令人丧气的问题。
在这样的国家里，有人还在说，苏联内溃了，下一个内溃的会是中国。我看更大的
可能，倒是美国。别看它现在还在硬撑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无论哪个国家都是背
不动的。”
侍应生为我们送来了菜肴，还送来了一瓶白兰地。菜肴很丰盛。看样子，龚忠
民博士是诚心诚意要好好招待我们一顿的，我和金坚范向他表示了谢意。他为我们
斟满了酒，豪爽地笑着说：“中国人有好客的传统。我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招待客人
的。不久前回到国内去看了看，心里很高兴。尽管中国还比较穷，我这次去的那些
山区就更穷了，但是，中国正在变，连那些山区的变化都很大。中国正在走上坡路，
老百姓信心很足，这和我在纽约听到从中国来的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情况不大一样。
有些从国内来的人，不了解我们这些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的心情。他们总喜欢
在我们面前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似乎到了美国就什么都好了。说得我们
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嫌母丑。把我们的母亲说得那么丑，我们能高兴吗？我回中
国，愿意听人说：中国有缺点，有不足，还比较落后，因为那样才可以找出差距，
找出奔头。我回美国，又愿意听人说：中国有进步，已经挺不错了。因为那样才可
以鼓起信心，激昂意志。我明知自己的这些想法不一定对，可还是愿意这么想。这
就算是：可怜天下游子心吧！”
沉默。酒杯在我们手里全都停住了。透过酒杯，我仿佛看到龚忠民博士眼里滢
滢的泪光。过了好久，他才又缓缓地说道：“其实，美国人也是很讲爱国主义的。
美国的国旗到处飘扬。星条旗是美国的象征，美国的荣誉，美国人是很爱自己的国
旗的。篮球、棒球、橄榄球，在美国很热，看的人很多，有了好的球赛经常倾城出
动。打胜了，就全体起立唱国歌，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打仗，全美国都
发动了，连一些在美国长期侨居加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沙
漠去打仗，这不是爱国主义？！现在倒是我们那个历史最悠久、也最富有爱国主义
传统的文化古国，不怎么讲爱国主义了，似乎一讲爱国主义，就是思想落伍，如果
再讲社会主义，那就更加跟不上时代了！我们回国，派来接待我们的，都绝口不提
社会主义。仿佛一说社会主义，就把我们吓跑了。他们真是太不了解我们。中国的
希望，在中国人自己。有志气的中国人，不能总是看着别人的眼色说话、行事，排
外不行，媚外也不行。人得自尊自重，别人才会尊重你。”
夜又深了。龚忠民博士还在热情地说着。餐厅里的客人多已离座而去，窗外升
起了乳白色的浓雾。雾在缓缓地散开，一股股，一片片，终于吞噬了这座大厦，吞
噬了纽约全城。屋内屋外，一派迷蒙。连日疲劳，想起明天一早还要赶往华盛顿，
到大使馆去商讨些事情，我情不自禁地偷眼看了看手表。龚忠民博士发现后，只好
站起来和我们告别。临行时，他又一再叮嘱：当我们从华盛顿转道麦迪逊镇为海伦
·F·斯诺发奖后， 还要回到纽约，那时他将努力为我们订购到几张在纽约十分难
以得到的音乐会的票，和我们再共同度过一个晚上。
屋外大雾弥漫，龚忠民博士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握手后，驾驶汽车消失在浓雾之
中。我望着汽车驶去的尾灯，心头涌起一阵温热，也涌起一些酸楚。我不由得又想
起他刚刚同我们说过的一句话，长吁一口气，默念着：
“啊，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