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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时代，国家的制度容易坚守，事情容易办成，礼仪容易实行，债务容易偿还。所以一个人不兼几种官职，一种官职不兼管几种事务，士、农、工、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差别。所以农民在一起谈论劳力，士人在一起谈论德行，工匠在一起切磋技艺，商贾在一起交流生意。因此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民不会劳而无获，工匠没有粗劣的产品，商人没有蚀本的买卖，各行各业的人各得其所，互不干扰。所以伊尹兴土木，腿长的就让他们踩锹，背力强的就让他们运土，独眼的就让他们测水平，驼背的就让他们平整土地，各种特点的人都适得其所，所以当时的人就没有什么贵贱之分。胡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驾船。形状种类不同，换做不相宜的事就会出乱；没有优势地位的人就低贱，得到优势地位的人就高贵。圣人合理使用他们，使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先知先觉，具有远见卓识，自然是奇才，但是君王不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百姓。博闻强记，能言善辨，自然是聪明，但是君王不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群臣。高傲自负，不同流合污，自然是品行高洁，但是君王不用这样的标准来教化百姓。鬼斧神工，不露雕凿痕迹，自然是巧匠，但是君王不要求百姓都掌握如此高超的技艺。苌弘、师旷能预知祸福，从来没有失策的时候，所以他们不能和普通人从事一种职业；公孙龙善于论辨，能分别同异，离析坚白，所以不能和众人具有相同的学说；北人无择非议舜的德行自己投进深渊，他的行为不能作为世人的榜样；公输般、墨子用木料制成鸢鸟，能飞行三天，但不能让他们做普通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作为衡量一般人的标准；难以达到的品行，不能用来衡量一国的风俗。掂量轻重不差铢两的神手，圣人不用他，却用秤来称量；目测高低不差尺寸的神眼，明君不用他，却用望远镜和水准仪。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再好的人才也不能永远供人们使用，而度量器具是可以世代相传的。所以国家太平可以用愚人来管理，控制军队可以用权谋。如果一定要等有了飞兔那样的良马才驾车，那么人们就永远不想乘车了；一定要等遇上西施、落慕那样的绝代佳人才婚配，那么人们一辈子也别想成家了。不必等待出现古代那样的英才，当代的人才足够用了，关键是要对现有人才加以充分的利用。骐骥日行千里，劣马用十天的时间也能走同样的距离。由此可见，再好的人才也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而以道治国的原则却可以永久使用。动乱之世就不是这样，把尺度定得很高，人们达不到就治罪；把担子装得很重，人们挑不起就惩罚；把事情搞得很难，人们不敢去做就诛杀。百姓被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苛求逼得走投无路，自然要想办法欺诈上司，用歪门邪道来免去重担。所以虽然有严刑酷法，也不能禁止奸邪。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达不到那么高难的要求。谚语说：“小鸟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啄咬天敌，野兽到了穷途末路就会触撞对手，人到了穷途末路就会欺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德犹如日月行空，即使在江南河北，不能改变它们的归宿；驰骋千里，不能改变它们的轨迹。而人们的行为举止，社会的礼仪风俗，就好像住在房屋里，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没有固定的方位，即使让公正无私的皋陶来裁决，也不能确定它们的位置。所以同样的言行举止，或受诽谤，或受赞誉，取决于习俗；同样的志向品德，或走投无路，或飞黄腾达，取决于时运。商汤王、周武王积德行善，这是人们能够做到的，但是能否碰上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暴君乱世，从而建功扬名，却决定于天运。如果只有商汤王、周武王那种志向，但没有夏桀、商纣王那样的暴君，而想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也是空想。从前周武王持干戈斧钺，战胜殷人，建立了周王朝，于是插着笏板，用殳枪作拐杖，用文治管理天下。武王病逝以后，殷朝遗民乘机作乱。周公辅佐成王，行天子之礼，代理天子的职位，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了蔡叔，诛杀了管叔，降服了叛乱的殷朝遗民，杀掉了叛乱的首领，然后在明堂祭祀文王，七年以后归政给成王。周武王先用武力后行文治，不是志向变了，而是为了适应时政；周公流放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平定叛乱。所以做事切合形势就能成功，行为合乎时宜就能树立名声。从前齐桓公为了修好诸侯，而会盟诸侯，回到国内却以礼义治理国家。齐桓公先柔后刚，晋文公先刚后柔，可是两人都能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鲁国有个隐士颜阖，鲁君要用他为相，他不接受。鲁君派人赠给他重礼，他却在住宅的后墙打了一个洞，然后溜了，成了天下著名的隐士。鲁君没有追究他。如果颜阖碰上了商鞅、申不害那样的法家，必定诛连三族，何况他自己呢！世人大多称颂古代的贤人，敬仰他们的德行和成就，可是同时代的贤人却视而不见。并不是这些贤人才能不及古代，而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不合时宜。所以驾上六匹骐骥，或者是四匹 渡江河，不如乘坐空心树木，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建功立业的人，做事认真，处世谨慎。
世俗之人，认为只有建立功业才是贤能，战胜祸患才能聪明，认为遭难的人愚笨，为节操而死的人鲁莽。但是我以为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无所谓贤愚优劣。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免杀身之祸，但是他乐意行正直之道尽忠义之节而死，所以不佯装疯癫以避祸。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周朝的俸禄和官职来建功立业，但是他们更愿意远离尘世，保持高洁的品行，自绝于俗世，所以不接受官职和奉禄。许由、善卷不是不能安抚天下，为民造福，但是他们害怕外物搅乱内心的平和，所以不肯接受君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家庭的快乐，让妻子儿女平平安安的生活，但是他们乐意以忠诚行事，为主子效死，所以不留恋人间。如果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从比干的角度看箕子，箕子就显得卑下；从管仲、晏婴的角度看伯夷，伯夷就显得鲁莽；从伯夷的角度看管仲、晏子，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人们的追求不同，爱好相反，因而各自乐意做自己认为值得的事，又有谁能让他们改变主意并评论是非呢？曾子说过：“在水中敲打船体，鸟听到声响就会飞往高空，鱼听到声响就会藏进深渊。”去的地方不同，却都得到便利。所以惠子带着百乘大车经过孟诸泽，庄周看到他那副贪心的神气，就把钓上来的鱼全都丢进水里。鹈胡饮几斗水还感不够，蝉吸进一点露水就饱了；智伯掌握晋国的大权，贪欲还不满足，林类、荣启期衣服破得像蓑衣一样，却毫无怨言。由此可见，追求各不相同，凭什么互相非议呢！重视生命的人不为利害己，坚守志节的人不临难逃避；贪得荣禄的人见利不惜性命，看重名声的人不贪求不义之物。这些现象就好像冰和炭火、钩和墨绳，什么时候能够吻合相容呢？假如让圣人来作评判，就会兼容并蓄，不肯定，也不否定。飞鸟习惯筑巢，狐狸习惯打洞；巢筑成了就有栖息之处，洞打好了就有歇息之地。行义赴难，有所取舍，也就是人们的归宿。各人乐意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达到自己的理想，就算是成功之人。如果用道来评论，这些现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治国之道，君王没有苛政，官吏没有繁琐政务，士人没有虚伪言行，工匠不刻意使用技艺，政事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乱世之道不是这样。士人修养品德以求官位，互相吹捧，用虚伪的礼仪形式互相夸耀。车舆器用，雕琢华美。争抢难得到的东西，把它们视为宝贝，用文辞互相诋毁，以写长文章为聪明。官吏以诡辩为荣，政事积压，长期得不到处理，对治国毫无好处；工匠一心制作奇巧的器具，经年累月，不合实用。所以神农的法令说：“男子成年后不从事耕种，天下就有人挨饿；妇女成年后不从事纺织，天下就有人受冻。”所以神农氏亲自耕种，他的妻子亲自纺织，为天下百姓作表率。神农氏教导百姓，不要以难得到的财物为宝，不要器重无用的器物。所以那时男子不努力耕田，就没法吃饱肚子；女子不努力纺织，就会缺衣少穿。有余或不足，都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丰衣足食，奸邪就不会产生；安居乐业，天下就太平。太平盛世，孔丘、曾参那样的仁人就没有行善的机会，孟贲、成荆那样的勇士就没有地方显威风。哀世之道就不是这样。人们凭聪明弄虚作假，雕饰各种无用的器物，以远方的奇货异珍为宝，却不积蓄生活必需之品。纯朴的民风弄得淡如白水，完整的木材分解得支离破碎。牛马关进栏圈没人使用，百姓闹得心神不宁，清白的弄成混浊，人们像大风中的飞蓬，来去无定。忠诚的美德丧失殆尽，善良的天性逐渐消失。君王以这样的混乱形势为代价，获取翡翠、犀牛角、象牙和花纹美丽的装饰来一饱眼福，得到牛羊犬豚、精细粮食和各地风味来满足食欲，演奏钟鼓丝竹金石乐器来一饱耳福，满足虚假的礼仪形式，以致是非不分，流言四起，弄得神智昏迷。这样，百姓乱作一团，只知营私谋利。人情淡薄如水，礼法和道义相违，行为和道理相悖，这样的乱世，即使有十个管仲也无法治理。富贵人家的车舆用锦绣丝织，五色杂呈，无法形容它们的华丽；穷苦之人夏天穿着粗布衣，胡乱地用绳索悬挂着，吃粗粮喝清水以充饥肠，来应付夏天的署热，冬天身穿破烂的羊皮袄，粗布衣袍不能遮身，只得蹲在灶前取暖。同是编入户籍的平民，可是贫富的差异却如同君王和奴仆，无法相提并论。那些凭着奇特技艺，专门从事歪门邪道的人，却能一辈子过着丰足的生活；坚持正道遵循道德，不愿苟且得利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民丢开末业，返归农业，这就好像要开通水源又去堵塞河道一样。雕琢刻镂的风气，破坏农业生产；讲究服饰的华丽，影响女工的纺织。农事荒废，纺织业受损害，这就是人民饥饿寒冷的根源。饥寒交迫，而人民不触犯法律，承受被诛杀的惩罚，从古到今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所以一个人是仁德还是卑鄙，取决于时势，而不在人的行为；得到利益还是受害，取决于人的命运而不在人的聪明。败军之卒，勇敢的人是要逃跑的，将帅无法制止；胜利之军，胆怯的士兵也勇于临阵牺牲，不会逃跑。所以江河决口，淹灭乡里，父子兄弟丢开亲人各自逃命，争着跑上高坡，登上山丘，腿脚麻利的先上去，不能顾及别人；世道太平，人心和睦，邻国的人溺水，尚且同情哀伤，何况自己的亲人呢？所以自己生活安宁，恩情施用到邻国人，尽心尽意地帮助它们；自己身处险境，亲人都顾不上了，何况是外人呢？正在游水的人不能救助溺水之人，因为他自己手脚忙不过来；被火烧伤的人不能救助别人，因为他自己疼痛难忍。百姓丰衣足食就能互相谦让，衣食不足就会互相争抢。互相谦让于是礼义产生，相互争夺于是暴乱发生。路人敲门求水喝，没有人不给，因为水是充足的；山林里不卖柴薪，湖边不卖鱼，因为人人都有。所以物质丰富了，人们的嗜欲就会减少，嗜欲减少，争夺就会停止。秦始皇时代，有人杀亲生儿女来充饥，因为财物不足；刘家掌管天下，独夫收养孤儿，这是因为财物有余。所以天下得到治理，小人都能安分守法，利益不能引诱他干坏事；世道动乱，就是君子也要做奸邪之事，而法律也禁止不了。
卷十三 氾论
远古时代，有戴着形似兜鍪的则子，穿翻领衣服而称王天下的人。他的德政就是让百姓生息繁衍而不加害，让百姓得到财物而不是横征暴敛所以天下人并不讥笑他的服饰，而是被他的恩德所感化。在那时候，阴阳二气平和，风雨按季节而兴，万物繁衍生长，乌鸦、喜鹊的巢，可以俯身取孵，禽兽可以让人用绳子牵着走，哪里一定得用宽衣博带，穿着曲补襟衣，戴着章甫帽的儒生来治理呢！
古时候百姓或居住在水连，或在山崖上的洞穴中栖身，冬天受不了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经不起暑热和蚊虫的呆咬。圣人于是为百姓筑土架木，修造房屋，上有脊梁，下有屋檐，以遮风雨，百姓因此得到了安宁。伯余开始教人们制作衣裳，搓麻绳，捻麻线，用手牵拉分合，编结出来的衣裳，就像捕捉鱼虾禽兽的罗网。后世发明了织布机，以方便百姓织布，从此百姓得以遮蔽身子，抵御严寒。
古时候磨快犁头耕田，磨快蚌蛤除草，用木镰刀打柴，抱着瓦瓶打水，百姓劳累而很少收获。后世发明了耒耜 锄，用斧头砍柴，用桔皋取水，百姓劳动轻松了许多，得利也多了许多。古时候大川深谷阻断交通，使人们不通往来，于是挖空大树，拼合木板，做成舟船，因此不同地方的人们能够互通有无。又发明了车子，以便于人们到达千里之外，并代替肩挑背驮。百姓坐车可以到达远方却不劳累。因为凶猛的禽兽伤害百姓，无法抵御，于是铸锻铜铁，制造兵器，使凶猛的禽兽不再为害。所以百姓为难难所迫，就会寻求方便的方法；为祸害所困扰，就会制造防备的器具。人们各自凭自己的知识，避害趋利。既然常规不能死守，器械不能因循，那么先王的法度，有的也可以改变。
古代的礼制，婚姻人不得自称名姓，而要称父兄师友，虞舜没禀告父母就聚了娥皇、女英，这是不合礼法的；君位的继承人要立长子，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这是不合礼制的；古礼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了武王，这是不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人死后灵柩停放在厅堂的东阶上，殷朝时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代灵柩停放在厅堂的西阶上，这是三代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用瓦棺，夏后氏时用土棺，殷朝用椁，周朝柩车上要装饰 记形状的饰物，这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在黄昏时举行祭祀，殷人在中午举，周人在早晨举行，这是三代祭礼上不同的地方；尧帝时用大章舞乐，舜帝时用九韶舞乐，夏禹王用大夏舞乐，商汤王用大 舞乐，周武王用武象舞乐，这是在用舞乐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在制度方法上虽然有差别，但是他们恩德遍及天下；三王治理国政的制度、方法有差异，但是他们都名扬后世。这都是因为他们适应时势的变化来制定礼乐，就好比师旷用手触摸瑟柱，上下移动，虽然不用尺来度量，却无不切合音律，所以通晓礼乐的人就能制定礼乐。心里有乐谱主宰，所以知道怎样使用才符合乐律。
鲁昭公对抚养自己的乳母很爱戴，当她去世后，为她守孝一年，所以后来有了为乳母守孝一年的礼节。阳侯杀死蓼侯而霸占了蓼侯的夫人，所以后来举行大飨祭礼时废附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先王的制度，不合适的就废除；近代的事情，好的就继承并发扬。所以礼乐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圣人制定礼乐，但不受礼乐的限制；治理国家虽然有一定之规，但必须以对人民有利作为根本；政令教化虽然有规范，但必须以切实可行为好；只要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效法古制；只要切合实际，就不一定遵循旧法。夏、商朝到了衰败之世，不变法还是灭亡了；夏、商、周刚兴国的时个，不因袭旧法却照样兴旺发达。所以圣人的法度随时热变化而变化，礼节随风俗不同而改变，依服器具都便利而实用，法令制度都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制无可非议，而因循旧俗不值得称赞。百川不同源，但都归于大海；百家的事业不同，但都注重治理。王道不兴，因而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毁坏，因而产生了《春秋》。《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精华，但都是衰世产生的。儒家遵循它们，并用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三代盛世的经验呢！如果认为《诗》、《春秋》是古代的道理就看重它们，那么还有比《诗》、《春秋》更古的时候呢。称赞王道的残缺，不如称赞王道的兴盛。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到他们说的话；听他们说的话，不如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说。了解了他们说话的根据，又用言语说不清楚。所以可以说清楚的道，不算永恒的道。
周公为周文王办事，行为不敢专断，事情不自己作主张，身子好像承受不了衣裳的重量，说话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