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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他们，吴邦佐就是宣德三年监造香炉的工部官员，宣德炉停铸后，他利用原来的窑址，招募了原来的工匠，使用原来的材料和工艺，又铸了一些香炉，水平极高，又传世甚少，所以也异常珍贵。
毕汉光又惊又喜，你怎么知道？看来你真是香炉专家了！
他说，又开玩笑！我是听一位老先生说的。
毕汉光说，你采访过的那位琉璃厂专家吗？
他说，不是。另有其人。
毕汉光犹犹豫豫地说，只听他一说，不能算数吧？他就那么权威！
他说，我见过真正的宣德炉。
毕汉光大惊，你见过宣德炉？
他说，见过。比这座还要精美。
真的？
有一度还归我所有。
几个人的眼珠都瞪大了。
金老先生慧眼识宝。他说，你奶奶把你这辈子要花的钱都给你准备好了。不幸，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可能是爸爸向继母讲了些什么，或者是央求了什么，许诺了什么，继母没有再向他追问香炉的下落，但是，对他更加冷漠。
暑假里，他躺在躺椅上在院子的树荫下看书，有时会突然觉得头顶冷飕飕的。他知道，准是继母在上屋冷冷地盯着他——原来，仇恨的目光是冰冷的，这般冰冷——隔着窗玻璃，都能感受到它刺骨的寒意。
好在他已成年，继母不论如何排斥他，也无法演出像《鞭打芦花》那样后妈虐待儿子的惨剧了。不过，在一些小事上难为他，却是常有的。
他从小在奶奶和吴妈身边长大，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上了大学，自己也不曾买过一支牙膏，一块香皂，需要的时候，他只需装在书包里带走就是了。奶奶去世后，这也成了麻烦。有几次，他临去学校时问吴妈，肥皂呢？牙膏呢？吴妈便愤愤地说，她说知道了，可不给钱！
最让他恼火的一次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他从学校驮回棉被让吴妈拆洗。被子拆开了，被里被面都泡在大盆里，继母像是看准时机似的及时出动了——一会儿让吴妈洗茶具，一会儿让吴妈熨衣服，接着又让吴妈去找多少年没人用过的牛角鞋拔子。被里被面在大盆里泡了一天一夜，直到星期日晚饭后他要回学校时，也没洗出来。
吴妈说，先把你在家里盖的被子带走吧，星期六你回来，我就做好了。
他在家里盖的被子的被面，是奶奶早年间存下的老东西，猩红色的缎子，还绣着金凤凰和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富丽鲜艳，扎眼之极。在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里，他拿这样的被子去宿舍，不是让同学们侧目而视吗！用不了两天，全班同学都会知道。
他说，家里就没有布面的被子吗？
吴妈说，老彭的被子是布面的——还在下屋搁着哪。
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准是一股油烟子味儿！
老彭是家里的厨师，奶奶去世后，便辞退了。
他问，您的呢？
吴妈说，也是缎子的。老太太说，别花钱买了，废物利用吧。一下子给了我仨被面，这辈子都用不完。我还等着哪家亲戚娶媳妇，送他一
个呢！
他第一次骂了他的继母，这个臭婆娘，真刁钻！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语文老师，他借口路远，便住进学校的集体宿舍了，周末也不常回家，偶尔和爸爸通个电话，也就是了。当然，“五一”、“十一”、春节是要回去看看的，也只是坐坐，和爸爸有话没话地闲聊几句，有时饭也不吃，谎称和朋友有约会，便溜之大吉。他和那个家的关系已经似有若无了。
他结婚时，房管局在一个不规范的大院子里租给他两间房，是东房。谚曰：有钱不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他倒不计较，花几个钱，请房管局的工人在屋前搭一个棚子，也就挡住夏天暴烈的西晒了。
除了他和妻子，院里还有三家人，他们都住在由东至西的一长排北房里。每家的人口都不多，又没有刁钻各色的人，大家客客气气，和和睦睦，相处得很好。
他爸爸几次要来看看他的新房，都被他婉言谢绝，可等他有了女儿之后，却不能阻挡爷爷来看孙女了。
爸爸和吴妈来了。
爸爸看了看院子，看了看他们住的屋子，说，搬回去吧——家里那么多房子空着。再说，有吴妈，也能帮你们照看照看孩子。
他直言不讳，爸爸，我知道您的心。谢谢您！可为了您的安静，为了我们的安静，算了吧！她能容得下我们吗？
爸爸垂下眼睛，不再说话。
那一刻，他真觉得爸爸衰老了。他心软了。爸爸不就是盼望儿子孙女都在他膝前承欢吗？顺从就是了，让爸爸高兴。可搬回去真的能让爸爸高兴吗？那个刁钻的女人！如今他不是孑然一身，而是三口之家了，那个女人会有更多制造不和、制造争端的机会。失去了安静的爸爸还能高兴吗？
他也不再说话。
吴妈说，不用搬回去，我多来两趟就行。
真的，妻的月子，就是吴妈跑来跑去伺候的。
1965年夏天，一夜疾风暴雨，把院里那棵老槐树连根拔起，砸塌了前院房子的后山墙。房管所来了十几个工人，先把老槐树锯成一截儿截儿的运走，再推来沙子、水泥、灰砖修复山墙。
这一来，他五岁的女儿禾禾高兴了。每天从幼儿园回来，便在沙子堆上挖洞，垒燕儿窝，不到洗澡的时候不进屋。
一天傍晚，他正在小厨房里帮妻择香菜，同院的金老先生突然从厨房门口探进身来。
金老先生住在北房的最东端，老两口出出入入总要经过他们窗下，每次都客客气气地打声招呼。有时他和妻都不能按时下班，打个公用电话，金奶奶便去幼儿园把禾禾接回来，由金奶奶照看，所以，在同院中，两家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他撂下香菜，问，大爷，有事儿？
金老先生把他从厨房里叫出来，伸手指向院心的沙子堆，问，禾禾玩儿的那座香炉，我能看看吗？
他这才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禾禾将奶奶的香炉拿出来了。那时，他虽然知道这座香炉十分珍贵，但并不真正知道它的价值，况且家里没什么家具，他就随手搁在三屉桌的抽屉里，谁知就被女儿发现了。
他招呼禾禾，把香炉给金爷爷拿过来。
金老先生忙叫住禾禾，别动！我去拿。
金老先生怕禾禾将香炉掉在青砖地上。
他这才想起，金老先生在文物研究所工作，难怪！
金老先生小心翼翼地从禾禾手中接过香炉，看了两眼，便小声说，到屋里去说。
他刚要转身，同院的范泉光着膀子端着一只空碗晃晃悠悠过来了，说，小铺儿没开门，方大哥，给点儿醋。
他妻子在厨房里听见了，范泉来吧，醋瓶子在这儿，自己倒。
金老先生刚一见范泉便慌忙把香炉藏在身后，不巧被范泉看见了。
范泉不去要醋，笑嘻嘻地问，老金头儿，您藏什么哪？一个铁疙瘩似的，不是炸弹吧？
金老先生说，别瞎说！
范泉仍是笑嘻嘻的，我得看看。要是炸弹那还了得！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我绷得可紧了！
范泉二十五六岁，刚结婚，在汽车公司当维修工，是个爱说爱笑的热心人。院子里的水龙头坏了，电闸崩了，哪家的收音机不响了，他全负责修理。就是没大没小，爱和金老先生开个玩笑。方又琨知道，不让他看个究竟，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从金老先生手中拿过香炉，递给范泉。
他说，我奶奶留给我的。
范泉不屑地说，不就是座香炉吗，躲躲藏藏的干吗？像个特务似的！咦，这香炉真漂亮，好像有点儿讲究儿！
金老先生一把将香炉夺过来，你还知道有讲究儿啊！告诉你，这事别跟别人说。
范泉满脸惊疑，为什么？
金老先生说，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哪有为什么。别给又琨添麻烦。记住！
范泉说，行。我再看看。
金老先生把他的手拨开，倒醋去吧，饺子凉了！
他们进屋，他知道金老先生要看香炉，先把台灯打开了。果然，金老先生戴上花镜，默不作声地把香炉翻来覆去看个仔细。
金老先生问他，这炉怎么到你手上的？
他说，我奶奶临终前给我的。
金老先生说，记得听你说过，你奶奶出自名门——这就不奇怪了。
他说，这香炉不是家传的。
他把爷爷如何得到这座香炉的往事说了。
金老先生点点头，怪不得。又说，我是研究字画的，有时也接触一些杂项。我看，这炉，可能大有来历，可惜我说不清。你要是信任我，明天我带到所里，请专搞铜器的同事看看，行吗？
他说，我奶奶十分珍爱这座香炉，也想知道它的来历。您要是能请专业人士看看，就太好了！
第二天吃过晚饭，金老先生提着个蓝布书包过来了，从书包里取出香炉，轻轻撂在三屉桌上。
金老先生说，我那位同事看过了，他说，他搞了一辈子铜器，没见过这么精美的香炉。他说，从材质上看，从工艺和色彩上看，这应当是宣德炉。
他兴奋地拿起香炉，看了看说，我听说宣德炉是香炉里最名贵的。我奶奶真有眼力，她说这是神品。
金老先生说，神品？说得好！我那位同事说，这要是宣德炉的话，就是其中的极品。
他一惊，还可能不是吗？
金老先生说，他说，还有个疑点。凡是宣德炉，都有款识，或是“宣”、“宣德”，或是“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只此四种。这座炉，没有款识，就是个疑点。干我们这个行业的，看珍稀文物时，不允许有一个疑点，要不，就会铸成大错。
他失望了，这么说，还是不能确定它的身份。
金老先生说，我的同事说，他要去故宫找两位朋友看看。这事我得跟你商量。
他说，商量什么？拿去就是了。
金老先生说，不然。一、这么好的东西，也许你不愿意让别人看呢？二、我的同事看，有我在场；他要是拿给别人看，你信任不信任他们？在古玩圈子里，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很呢！
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多顾虑，一切由您做主。
金老先生高兴地说，那我就拿回去了。你不知道，我们要是看见一件珍品，就像你们看了一本好书似的。为了见识了这座炉，中午，我这位同事特意请我吃了一次全聚德。一瓶二锅头，我们老哥儿俩喝了一多半——这是眼福啊！
金老先生把香炉小心地装进书包里，高高兴兴地走了。
又过了三天，他正坐在刚修复的山墙下看《北京晚报》，金老先生提着蓝布书包下班了。
金老先生看见他，便说，来来。
他们走进他的东厢房，金老先生从书包里拿出香炉，两眼闪光，直视着他，说，你奶奶把你这辈子要花的钱都给你准备好了！
说完，把香炉交到他手上。
他笑了，什么意思？
金老先生说，这座炉要是卖了，这辈子你都花不完！别说你，禾禾一辈子也花不完——你们不必为钱操心了。
他问，那个疑点不存在了？
金老先生说，开始，故宫那两位朋友也觉得没有款儿是个疑点，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疑点就能枪毙一件东西。可这座炉，太惊人了！他们虽没见过，但都肯定这是件宝贝。他们查了两天古书，最后在一本炉谱里查到了——这座炉是上谱的！原来，宣德炉在成批铸造之前，先铸造了若干样品，所有样品都没有落款儿，这座炉，就是样品之一。它是青绿色，完全是仿造上古青铜器的颜色，从色彩来看，是宣德炉中最高贵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后来这些样品从宫廷流落到民间，持有者为了证实炉的身份，纷纷请匠人补刻上款识，这样就和后来成批生产的宣德炉一样了。于是，就有人断言，“今日绝无真宣而无款者”——都补刻了！看来，这话太武断了。这座炉，就是证明。
他高兴极了，谢谢您帮助我了却了奶奶的心事！我会告诉她老人家在天之灵的。
金老先生认真地嘱咐他，千万保管好！别随便让人看。这是你的，也是咱中国的。古董这东西，毁一件，少一件。不像自行车，坏了，有工厂天天生产。古董，谁能再生产？
他连连点头。
他没有为这座宣德炉价值连城而兴奋，原因很简单，那是个崇尚艰苦朴素的年代，除了温饱以及日常生活中一些小小的渴望，人们几乎别无所求。像他这样过过好日子的人，喜欢看看北京人艺的话剧，喜欢买点儿书，偶尔想吃一顿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也所费不多，用他和妻的工资完全可以支付。他戴的是奶奶给他的爷爷的欧米茄手表，用的是奶奶给他的爷爷的派克金笔，骑的是爸爸骑过的凤头牌自行车，这些世界名牌非但没有引起周围人的羡慕，反倒招来种种风言风语一说他是资产阶级大少爷，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此这般，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没用！
当然，他接受了金老先生的好意——把香炉保管好。首先，叮嘱禾禾，不许再动香炉，否则，要弹脑崩儿！其次，找块旧枕巾把香炉包严实，在屋里走来走去四处瞅瞅，放在那儿呢？无处可藏。最后，还是放在三屉桌里，只是往抽屉里边推了推。
痛心得很，他没能保住这座香炉。
在一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讲错了一句话，或者说是说错了一个字——纯粹是口误——他把“毛主席”鬼使神差地说成了“刘主席”，于是激怒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的红卫兵们，一块在他名字上打着红叉的“现行反革命”大牌子挂在了他的脖子上，还把他送进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小屋。他那个简陋的家也被抄了。而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正是他班上平时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团支部书记。
香炉，就是在那次抄家中失去的。
待十二年后发还抄家物资时，他什么也没得到。本来，当年在他清贫的家中，除香炉之外也没抄走什么像样的东西，在有关部门的抄家物资登记册中，甚至没有他的名字。
他也曾奔走过，但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回答。
最后，他放弃了。
那年清明，他给奶奶扫墓时，对奶奶说，您心爱的香炉找不回来了，我对不起您！您一向慷慨大度，我相信您在天之灵会原谅我的。对吧？奶奶！
毕汉光要给他写报道，要让他上电视。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晚上，雨没有停。从楼上向外望去，屋顶，霓虹灯，还有马路上爬行的车流，都水淋淋的，光闪闪的。他们在项紫星家喝酒。
他们为黄先生的仿宣炉干杯。
他们为方又琨奶奶的宣德炉干杯。
毕汉光笑眯眯地瞅着黄先生说，不假吧，我们方兄是香炉专家？
黄先生虔诚地点头儿，名副其实！方先生刚才讲的，我闻所未闻。
方又琨一本正经地对黄先生说，汉光拿我开心，你别认真。我买东西，经常打眼。对宣德炉有所了解，是因为我拥有过奶奶的那座香炉，更重要的是后来认识了金老先生——有关宣德炉的知识，都是他告诉我的。金老先生说，凡见过真宣的，再也不会把赝品当作宣德炉——差别太大，一眼就能看出。你这座吴邦佐铸的香炉，跟真宣一样，能当样板儿。
毕汉光给大家满上酒，说，你奶奶的宣德炉——已经是你的了——就这么失去，我不甘心。
方又琨阻止毕汉光说下去，这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一是怕你到处讲故事；二是怕你拔刀相助……
毕汉光说，那位金老先生说得好！那座宣德炉，是你的，也是咱中国的。是中国的，咱就不能置之不理。这么办，我写篇报道，在我们报纸上登出来；我再去找央视的几个小兄弟给你做个专访，在中央台播出——咱们找！提供有效线索的，奖励一万；归还宣炉的，重奖十万！
项紫星说，人家要是把宣德炉还回来，十万就太少了！
毕汉光说，那就加倍！
项紫星说，方兄，香炉要是找回来，如果您肯让给我，这奖金由我出，多少您甭管。香炉的钱我照付，一分不少您的。
毕汉光不无讥讽地说，你脑子倒是转得快一不愧是经商的！人家方兄玩儿古董是找乐子，是修身养性，不像你——为了赚钱！再说，那是人家奶奶留给他的纪念，怎能让给你！
项紫星说，当然得方兄同意。我要是巧取豪夺，或者纠缠不清，还怎么在各位面前做人哪！
方又琨说，你们还当真了！汉光，你千万别写什么报道，也别找央视的朋友。要是你胡闹，我就成了被骚扰的对象了，阿猫阿狗也能给我写信、打电话了——我还能干事吗？还能活吗？
毕汉光说，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方又琨说，“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国宝毁掉了，它只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