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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开花罗喂，
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
星星呀星星多美丽，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咪咪呀咪咪请你相信，
我们没有忘记你，
高高的月儿天上挂，
明天的早餐在我心底。
请让我来帮助你，
就像帮助我自己，
请让我去关心你，
就像关心我们自己，
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太阳出来啰喂，照亮我也照亮你，
一样的空气我们呼吸。
这世界，我和你生活在一起。
消息经媒体传到国外，又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心。无独有偶，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大熊猫的形象为会徽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与另一个国际知名环保组织——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简称IUCN），正在和中国政府合作进行保护大熊猫物种的研究。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大熊猫研究的国际合作，而合作的地点就在五一棚。在合作的专家组里，中方的组长是胡锦矗，外方的组长就是夏勒博士。张和民、王鹏彦、张贵权几个大学生，到卧龙保护区工作不到两年，是胡锦矗和夏勒的助手。
夏勒博士带来了国际合作的使命，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只要把有发射装置的项圈戴到熊猫的脖子上，通过接收器就可以掌握熊猫的日常活动。
夏勒的到来，开创了大熊猫生态观察的新时代。此前，以胡氏方法为主，也就是循着大熊猫活动踪迹去寻觅、发现、猜测、研究的时代，宣告段落。而把大熊猫的一举一动，全部隐私，掌控在手中，随时观察，定点出击的时代已经到来。隐秘物种的面纱又被揭开一角，人类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大熊猫珍珍是国际合作期间，夏勒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夏勒写作的《最后的熊猫》一书中，可以见到他对珍珍的深厚感情。
珍珍疑案发生在“五一棚国际合作项目”宣告完成，胡锦矗教授和夏勒博士离开了五一棚，到唐家河大熊猫保护区继续研究期间。珍珍疑案的始作俑者是张和民和他的小团队。
为了搞清这一段历史，我曾几次采访当事人，仍不得要领。现在，我把对胡锦矗和张和民的采访记录，夏勒博士写作出版的《最后的熊猫》一书，放到一起，由我拟出几个问题，来个三头对证。也许读者会比我看得更清楚？
三头对证
我的第一个问题：“珍珍是怎样来五一棚的？”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1984年，3月份，有天下午我们出去给熊猫搞定位。回到帐篷就发现后面跟着个熊猫。我们高兴坏了。因为在野外经常看到脚印、痕迹，很难看到熊猫。我们就把剩稀饭端出来给它吃。
“它在离我们棚子四五米的地方，不靠近也不走。我们就给它拍照片。拍了不到一个卷，它就进了我们的储藏室，从帐篷的通风口伸出一个头来。后来，它就在那里面住下了。经常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我们估计它岁数不大，接近十岁。后来，我们就给它起名叫贝贝。”
夏勒博士在书中说：“我在北京，王梦虎（当时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告诉我，五一棚人员为一头雌熊猫戴颈圈，为它取名贝贝。这个贝贝是何方神圣？当然就是珍珍。”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夏勒说这是他们观察的那只叫珍珍的熊猫。但是贝贝只有十岁左右，珍珍已经有十七八岁。根本就不是。”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珍珍有两个虫牙。贝贝死时，我们去看过，就是珍珍。”
张和民采访中说：“我们把贝贝麻醉了，一检查，牙齿是全的。而夏勒观察的珍珍左犬齿没有，还有几个牙也掉了。”
我问的是珍珍，又扯出个贝贝，到底是有牙没牙，是十岁还是十七八岁，如今已死无对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管是珍珍还是贝贝，我们谈论的都是1984年春天，来到五一棚的那只大熊猫。既然如此，我们姑且把珍珍和贝贝都视为这只熊猫。
我的第二个问题：
“珍珍该不该被赶走？”
夏勒在书中说：“珍珍必须尽快离开营区。”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我们想把它留下来，像英国研究黑猩猩的珍妮那样，和它建立一定的关系，近距离跟踪、观察、研究。”
夏勒在书中说：“艾伦、肯恩和我一到五一棚，就立刻被飨以贝贝的故事，并被带去参观。凯依和我的帐篷里，床上有十五堆粪便。在贝贝玩耍的一个角落里，更有好大一个粪便堆；它咬掉了书桌的一个角。营地厨房里，他们指给我看它如何爬上碗橱，攫取一块重达二十五磅悬在梁上的猪肉；它在研究帐篷里，常倚着一堆柔软的竹子标本休息。”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它白天走晚上来，它不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伤害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为什么一定要赶它走呢？”
夏勒在书中说：“但是，珍珍已经变成一头危险的动物。它每天至少来营地一趟，吞下满满一盆粥，我们的生活都绕着它转。厨子要等到天亮才敢做早饭，因为害怕撞见它。我们出巡时必须鬼鬼祟祟，提高警觉，甚至携带小段的甘蔗，以防万一它攻击时，可以讨它欢心。”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为了不让他们把贝贝弄走，我赶快跑到成都去，买了德国进口的钢板，背到五一棚，把专家们围起来，让熊猫自由一点。”
夏勒在书中说：“它（指珍珍）信心十足的大步走进研究帐篷，好像它一辈子都住在那儿似的，科学家却在外面游荡。它还跑到我们公共的木屋，挖开我们的储藏窖，悠闲地享用里面的甘蔗。只有在它弯腰到洞的深处去取甘蔗，只露出屁股在地面时，才稍停进餐。我们占用半个房间，另一半归它，一团和气地分享炉火的光线。
“它把肯恩从帐篷里赶出来，随即进去调查，好像那是它的权利似的，我们不过是一群未经允许就来到它家的入侵者。”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五一棚就是珍珍巢域的边缘地带，四月份它吃笋子都要到我们帐篷后头来吃。以后它偶尔来我们的帐篷，但是我和夏勒到贵州开会，张和民他们就用糖稀饭引它。这是错误的。我们如果在，就要把肉和吃的收好，不让它吃。因为我们是研究它的生态的，怎么能让它依赖人呢？你要驯化动物就可以这样去研究，保护就不行。尽量不要让人去介入。哪怕花很长的时间去了解它的真实的生活情况，也不要加以干预。”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后来，潘文石老师把熊猫的小种群搞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救了一只熊猫娇娇，娇娇就不怕人了，他们就近观察了娇娇的家族。现在，国际上都知道潘老师。要是当年不赶走贝贝，这个成果就应该是胡老师的。胡老师当时没意识到，错过了机会。”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那也可能。但是，那就把研究引向歧途了。我们是研究野外生态啊，不是研究人为干预下的大熊猫。你干预了，就是放大了的动物园。动物园的和野外的动物行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第三个问题：
“既然你们相持不下，珍珍是怎么被赶走的？”
夏勒在书中说：“是我给赖炳辉（当时卧龙保护区的负责人）写信，我说珍珍极具危险性，可能对人造成严重伤害，它对五一棚的研究工作构成了干扰，野生熊猫变成了爱喝粥的营地宠物，五一棚有太多的观光客、新闻记者来看贝贝，已经从研究营变质为观光营。我信上还说，如果国际上得知五一棚发生的事，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受到严重损害。”
张和民在采访中说：“后来局里就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赶走贝贝。我们说不行。四月底，国家林业部的王梦虎就下来了。赖书记就说，请王梦虎首长讲话。讲话就说，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了，是对外开放的政治问题了。你们必须要它走，不走是不行的。就这么强行把珍珍搬到英雄沟去了。
“可是，没三天，吃午饭的时候，它就回来了。哎呀，大家把碗筷一撂，就把肉啊饭啊全都喂给它吃啊，它一回来就坐到我们的火塘边，就看着我们。哎呀，黑不溜秋的，又瘦，我们就高兴地围着它转。英雄沟离五一棚有七八公里，隔着好几条沟，我们就不想让它走了，就想跟它在一起了。当时夏勒不在五一棚，但还在中国，他的助手马上就告诉他了。夏勒又跑回来，跟我们交涉，让我们把它搬走。我们说是它自己回来的，就不同意。
“后来是一个新华社的记者搞了个内参，惊动了中央，还来了中央工作组。我和王鹏彦几个也被撤了职，不许沾熊猫的事。就只好让他们把珍珍抬走了。”
夏勒在书中说：“9月23日是珍珍的大日子，可惜我无法参与。挑夫用两根长杆挑着它的笼子，仿佛抬着皇后的轿子，抬它过皮条河，抵达密生竹林的山坡。它气愤地吼叫，企图抓所有它爪子抓得到的人，一个粗心的挑夫就被抓得直流血。它在距五一棚十英里外的地方被释放。”
胡锦矗在采访中说：“我们给珍珍戴了无线电项圈，监测表明它一直朝五一棚方向移动。三十九天后，它穿过了茂密的原始森林，终于又回到了它原先的家园。这次回来后，它不再来五一棚。但由于年老体衰，又经过两次长途跋涉，它终于经不起折腾，死在自己的家园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珍珍的离去终于为这一段公案告一段落。
张和民因珍珍一案被撤职后，去美国读书。王鹏彦也去成都读研，后来又去美国读书。张贵权等几个“初生牛犊”也都离开了大熊猫研究观察站，去研究别的动物，或是搞宣传摄影。五一棚的几个敢想敢干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就这样分崩离析。
与此同时，胡锦矗和夏勒在唐家河大熊猫保护区的研究，也有了意外的收获。
岷山·凉山·相岭
1983年，在岷山山系的唐家河自然保护区，55岁的胡先生和夏勒一起，建立了第二个大熊猫野外观察站。他们发现，这里的熊猫和卧龙熊猫竟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卧龙的熊猫只有一个家园，唐家河的熊猫却有冬宫和夏宫。秋末到初春，它们有半年的时间，都待在温暖的河谷，取食青川箭竹、糙花箭竹和巴山木竹。夏季来临之前，它们又会来到海拔2400米以上的山脊，正赶上缺苞箭竹的竹笋出土，它们可以一边避暑一边大饱口福，美美地待上半年。
新的发现给了胡锦矗新的惊喜，也给了他新的目标和追求。当夏勒博士离开中国之后，他就带着他的研究生，开始了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征程。
在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棕榈摇曳的院子里，胡先生对我说：“我为什么要到各个山系去找去比较啊，就是因为在搞了卧龙和唐家河的
考察以后，我就发觉，这两个山系的熊猫，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原来熊猫也是因地制宜的。所以，一定要各个山系都去了解，去比较，才会真正地认识熊猫。”
1991年，62岁的胡锦矗和助手魏辅文一起，来到凉山山脉的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建立了第三个观察站——大风顶观察站。
大风顶的观察，印证了胡锦矗的推断，凉山的熊猫既不像邛莱山的熊猫那样故土难离，也不像岷山的熊猫那样两点一线。这里的雨水格外充沛，竹子特别丰富。从山脚到山顶，至少有六种竹子供它们选择。四月它们从低山一路吃着春笋往上走。八月，它们来到中山，中山的方竹正好是秋天发笋。九月，它们又从中山一路吃着秋笋往下走。十一月，它们来到河谷避寒时，那里又准备了又绿又大营养丰富的筇竹叶，供它们过冬。
只是凉山的山特别陡，它们的跋涉十分艰苦。可是只要丰衣足食，艰苦怕什么？还锻炼身体呢！所以，凉山的熊猫尽管生活在南方，却比北方的熊猫个头要大四分之一。它们的生活也比其他地方的熊猫幸福快乐！
1994年，65岁的胡锦矗又和助手魏辅文一起，来到熊猫分布最稀少的相岭。在冶勒自然保护区，建立了第四个观察站。这里的观察又一次给胡锦矗带来了收获，可也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忧虑。
保护区位于冕宁彝族自治县冶勒乡。这里聚集了1000多个彝胞，耕作区一直升到海拔2800米的山地。所以，这里的熊猫终年生活在海拔3100米以上的山地，可供选食的也只有峨热竹一种。冬季来临，它们不像其他地方的熊猫，可以走到低山河谷避寒取食。它们只能坚守在高高的山岭上，食用竹茎以及那些没有冻枯的竹叶。
此外，保护区内还有很多争食竹子的动物，黑熊和马熊吃笋，晚上睡觉还要用竹叶铺床。野猪成群结队，横冲直撞，对秋冬季的竹子破坏很大。竹鼠既吃竹子又吃竹鞭，造成竹子成片死亡。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人。冶勒乡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放牧和挖中草药。牛、马、羊、猪7000多头。猪是放牧的，要吃竹笋。其他牲畜也要吃竹叶。到了冬季，彝胞还要为牲畜砍回许多竹子，连吃带铺。
艰难困苦的生境，使这里的熊猫家族成为熊猫世界的高山族和少数民族。整个保护区，仅有八只熊猫。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八只熊猫又被公路和高山隔离，和其他家族老死不相往来。长此以往，近亲繁殖将会使它们走向灭绝。
“不过目前，我们已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研究小相岭上，被分割开的四个家族。它们距离有多远？如何才能恢复这一带的森林？如何增加四个家族的杂合率和遗传多样性，使小相岭的熊猫振兴起来。”说到这里，70高龄的老教授又充满了信心。
在胡先生的讲述中，我忽然注意到，不仅在四大山系熊猫生活习性各有不同，人类在四个地方建立观察站的方式也不同。
邛崃山的五一棚，是国际合作项目，兴师动众，修建帐篷，如入无人之境。
岷山的白熊坪，是借用伐木场的一间弃屋，没有搭建新的建筑物，也就少了许多动静。
凉山的大风顶，则是用粗铁丝、牛毛毡和绿色的竹竿，构建成的卡通小屋，融在林海之中，和大自然浑然天成。
相岭的观察站，干脆就设在了海拔3100米的森林里。这里是熊猫活动的下限，要见到熊猫的痕迹，研究者要走很远的路程。但是，他们对熊猫的影响也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
一步步地收敛自己的活动，一步步地退出熊猫的核域，一步步地减少干扰，一步步地融入自然。这也是科学家们一步步从茫然走向自觉的过程。
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44岁，胡先生已经成为鸟类学和鱼类学的专家，却为了大熊猫的研究改了行。
55岁，胡先生发明了“胡氏方法”，成为大熊猫研究的权威专家，却百尺竿头，还要把各个山系的大熊猫进行比较研究，一直就到了65岁。
如今，老先生已经70高龄，是不是已经“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呢？在西华师范大学胡锦矗的办公室里，在一群年轻的研究生的簇拥之中，我对老先生提出了最后两个问题：
1．您这一生最遗憾的是什么？
2．您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没想到，老先生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我最遗憾的是我培养的接班人都走了，我这个博士点没有了接班人。我应该60岁退休，已经延长了十几年。我今年带了十三个研究生，我的任务太重了。招研究生要有课题，有经费，我挣不来那么多钱啊！”
谈到一生的艰难和坎坷，老先生总是笑声朗朗，现在，却皱起了眉头。是啊，且不说本科生，胡先生教过的有学位的研究生就有50多个，还有80多个动物研究生班的学员。但是，他们要么就回到保护区，要么就去了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高校或中央机关，只剩下70高龄的老先生苦苦地支撑着这一块领地。
“至于我最想做的，是脑子里的矿藏没有时间整理出来。现在有好多人跟我约稿，我没有时间写。”
胡先生的脑子里还有什么矿藏呢？是对30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是对不同专家不同研究方法的比较判别？是对人工繁育、野外放归、人工克隆的建议和担忧？还是对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考和感悟？
在暮色笼罩的街道上，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我和胡先生告别。望着他渐去渐远的背影，沉稳迟缓的脚步，我忽然觉得，他就是熊猫家族的成员。
他是邛崃山的熊猫。一辈子守着四川，故土难离。有人说凭胡先生在大熊猫研究方面的成果、贡献和地位，要是在北京，一定成为院士。但是，如果在北京，他会这样方便地走遍四川的四大山系？他会以本乡本土的感情去获得本乡本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