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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2日这天，盖世太保逮捕了一名地下游击队领袖及其两个女儿，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可他们就是不肯交代电台及地下游击队的秘密住所。6月8日，以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首的三名盖世太保头目，押着游击队领袖回到艾克兴市，被埋伏在此的游击队员当场击毙，只有一名司机侥幸逃命。第二天清晨5点，德军包围了艾克兴市，抓走96名男青年作为人质，并宣布：“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在这紧急关头，有人又想起钱秀玲。可是，艾克兴市距离艾尔伯蒙160多公里，没有汽车36小时根本赶不回来。德国入侵以后，没收了所有人的汽车和收音机。但郊区有人藏着一辆汽车。于是，三个年轻人从尘封四年的地下草垛里，翻出一辆老掉牙的雪铁龙轿车，简单修理一下，从德军汽油库里偷来点汽油，驾着这辆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证的雪铁龙，匆匆上路了，不敢走大路，只能摸着黑，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
面对三个陌生人的到来，一贯支持她的白兰芝医生却坚决不同意她再去冒险。此刻，外面炮火连天不说，她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前不久，为了营救一名医生，她去找法根豪森，却没有被接见。法根豪森让秘书出来转达，说他遇到了麻烦，让她不要再来找他了，他已经无法再帮助她了。
可是，三个年轻人却一再恳求她：“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即使没有希望我也要做最后的努力。否则我的良心会不安的。”
无奈，她丈夫只好对三个陌生人下达命令：“你们必须把我妻子安全地送回来！”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天夜里的情景：漆黑的夜幕下，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轿车，装豆包似的挤满了“五个”不同种族的人——一名中国妇女、三个人高马大的比利时人，还有一个未出世的中俄混血儿——冒着不断传来的轰炸声，颠簸在坑洼不平的野地里……
我问老人：“当时您不觉得害怕吗？”
老人微笑道：“顾不过来害怕了，只想着救出那96名人质。”
这句朴素而坦诚的话语，道出了老人的境界。
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赶到艾克兴市。
由于所有的道路全部被封锁，晚间10点钟，三个青年才把她送到塞纳福城堡。这时，距离处决第一批人质只剩两个小时了。她让警卫通报紧急求见法根豪森，11点30分，法根豪森派秘书出来见她，她急忙说明了来意，请求法根豪森将军立刻下令停止处决人质！此刻，距离处决第一批人质只剩30分钟了。秘书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法根豪森。
第二天上午11点30分，她最后一次走进法根豪森的办公室，看到法根豪森情绪十分低落，显得既憔悴又沮丧。
她说：“法根豪森将军，我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再来给您添麻烦，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三名盖世太保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
法根豪森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秘密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不久获悉，96名人质全部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二战结束后，除5人死于轰炸和疾病外，其余91人全部被释放。
十几天后，法根豪森却被希特勒派人秘密逮捕了。
1945年7月21日，艾克兴市举行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钱秀玲被授予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市长赠给她一尊中国古代铜质龙塔香炉，并将抓走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她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
1948年春，法根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审判。
钱秀玲去监狱探望他，看到昔日威风凛凛的德国将军，如今瘦骨嶙峋，蓬头垢面地住在潮湿、阴暗的单人囚室里，不禁百感交集，感到世事沧桑、人生无常。
法根豪森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他妻子在他被捕不久就去世了。“我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她觉得他虽然是纳粹将军，却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的人。所以，她全力为他奔走呼号，找被营救人员联合签名，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找到了这篇文章：
她说：“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国人民的爱戴。但我要告诉大家，这虽然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才获得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无所成！也正因为法根豪森将军对他所管辖区域做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所以，比利时才没有发生像荷兰、挪威、波兰等国家那样的惨剧！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她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赞扬者有之，谴责者也有之，有的甚至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
但是，她的文章却引出一段旷世奇缘。
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本来对纳粹恨之入骨，可是看到她的文章之后，却被法根豪森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疯狂地爱上了他，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却不让进。她请钱秀玲给法根豪森带去一封求爱信……
法根豪森看完信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子的求爱？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根豪森，终于等来了生死未卜的大审判。当钱秀玲出现在证人席上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她向法庭列举出一次次找法根豪森救人的时间、地点、人证；向法官出示了被法根豪森营救人员的联名信；请出数名被营救人质当庭作证；最后，她呼吁法官要正视法根豪森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员。
听老人讲到这里，我激动地说道：“钱妈妈，我真为您感到骄傲！您不仅在为一名纳粹将军呼吁，而是在向全人类、全世界发出了公正的呐喊！”
法根豪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在监狱里仅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跟西西拉温特回到德国波恩，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88岁。
老人的故事讲完了，我望着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她身上找到那个勇敢、机智的影子。可我找不到，甚至连一句高声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只有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仅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一连数天，我都在思索一个问题：她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干的？
钱秀玲出生在文化底蕴丰厚、善良、正直的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共同捐款，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这样一位天性善良的优秀女性，做出此举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那位德国将军呢？他是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为什么要冒着被革职、杀头的危险，一次次地想法赦免敌人？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又是为了什么？是人情，人性，还是……
从资料中了解到，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1912年，他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1914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后，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是，1939年3月二战爆发，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派驻比利时、法国（北部）两个国家的军政总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有着他的一段重要记载。他很早就认识到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不除掉希特勒，德国不可能有希望。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而且还劝说隆美尔也加入了该组织。
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收到很大数量要求赦免的求救信，这好像成了比利时的一种习惯。只要是由我所认识的人交给我的，我都认真对待，当然是指那些我所尊敬的人。有时，成捆的要求赦免的信，都是通过意大利大使馆露丝波丽女士转来的，所有的请求信我都看了，并且给了答复，尽管有些答复是否定的，但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露丝波丽是意大利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夫人。她与法根豪森的私交甚笃，经她手营救了许多反战人士。
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后，5000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审判之列，但因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这使一些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
从这些史料中，我发现这位德国将军的人性并没有泯灭，所以，我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品中，用主人公的嘴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虽然无法选择国家与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本文摘自作者自传《生死遗言，拯救自我——一位女作家的传奇人生》）
责任编辑 陈东捷
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
李 娜
那天被出租车拉错了地方，找到社会主义学院时，已经迟到了颇久，但夏潮的几位朋友站在楼门口，和煦地笑着，说：快进来快进来。
社会主义学院，矮矮的招牌，和招牌同高的小门，在这无人的午后的巷道里，在商品时代的北京城，被找错，或许不算很偶然的尴尬；夏潮联合会，这个在台湾被归为“左统”、相当边缘的民间组织，平和的笑容却不是对迟到者的客气，左翼的理想原本就是温暖的，即便总是要与现实剑拔弩张。
来北京交流学习的夏潮同仁们，刚刚去看望了正在此养病的陈映真。
“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玩笑据说已经传到陈映真耳朵里。他并非一个一味严肃的人，但这次，他说，也许他真的是对内地不了解，应该静下来看看。
早在八十年代，据作家阿城的回忆，他曾以玩笑回应陈映真关于“怎么看待人民”的问题，而陈大怒了。
一位非常敬重陈映真的师长，面对他与龙应台的论争文章，却感到“尴尬”了——他赞同对龙应台简单“民主”二分看内地的批评，但希望陈映真对内地社会状况有更清楚的判断，有更有力、更切合当下的理论和语言——也许，苛求了罢。
80年代以来，内地已出版了多种陈映真的文集和单行本，“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爱国作家”是最常出现的定语。年轻人对如此定义的作品多没兴趣了，而知识界缘由他总是成为风口浪尖的辩论文字和政治参与，或视他为统战对象，或视他为一个天真的社会主义者，或更关心他的社会批判、运动于内地的借鉴意义——不经意就忽略了他作品中那更其丰富和复杂的台湾的内心。
那么，在台湾呢？我问研究所毕业、不到三十岁的台湾朋友，一个说：我们尊敬他对理想的坚持，但他的理想真的过时了。
更年轻的一个说：离我们很遥远了啊。他小说里那些残酷的场景，我们都没经历过。
但是，她说，师长们在一起会常常讲起他——是他们那代人的精神依靠吧。
是精神依靠吗，还是他用文学烙下交织忧伤与理想的记忆，在“民主”后嘈杂无依的时代，更勾引人的怀念？不只是“夏潮”这样立场鲜明的左翼统一团体，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道路选择的台湾知识人，似乎越来越爱回忆青葱岁月里从陈映真和他的小说里得到的感动、安慰和震撼，以及他于台湾——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下——的意义。尽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在思想文化禁锢的“威权”时代还是“本土意识”强大的“民主”时代，他都是一个“异端”，有着不是坐牢就是被边缘化的宿命。
2004年，台湾著名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推出了“陈映真·风景”的大型舞剧。云门的领袖林怀民说：我是读他的作品长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熟悉的台湾。私下里，他更与文化评论人南方朔议论：如果现在的台湾，肯放下“政治正确”的标准，将文学奖颁给陈映真，“台湾就有救了”。
文学。是的。围绕陈映真，空间疏离、代际隔膜、政治分歧、理论龃龉……多少理解的迷雾。但是，让我们回到文学，看看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陈映真怎样以他并非完美却无从替代的书写，伴随台湾走过近半个世纪，又是怎样触动了那些在文学中寻找温暖和力量的人们……理解陈映真，理解台湾，也许就在其中。
一、禁书之光，照进台湾历史的后街
出生于1937年的台湾小镇，成长于他称为“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陈映真甫一出手，《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浓郁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扑面而来，鲁迅的影子竟是清晰可见。
从乡村来到台北，在闹市西门町摆着小小面摊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咳血的孩子，在贫穷和忧惧中，想念着故乡的星空（《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安那其”，因为与一个主妇的通奸自杀了，他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曾追随弟弟理想的“我”，则嫁入了曾经鄙薄的富人的家（《我的弟弟康雄》）；从南洋战场归来的台湾青年吴锦翔，一个有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有着“为了新中国”的梦想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沉闷的现实中消磨着理想，当战争中“吃人肉”的梦魇再度袭来，终不免自杀了（《乡村的教师》）……
贫穷及其与富足的辩证——“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地流于罪恶”，朦胧的理想及其幻灭——无论是“安那其”、宗教的社会主义或乡村教师的启蒙主义和中国想象，是刚刚开始写作的陈映真的集中主题。一股青涩的“五四风”，来自真诚而缥缈的理想，也来自苍白的说理和略显泛滥的情感。鲁迅的影子，则显现于一个咳血的孩子，一种面对故乡的莫名的忧惧。就算只挣扎着抓到那激越时代散落的碎片吧，此时的陈映真，就像一个五四的遗腹子，隔海，隔时代，以孤儿柔弱而真切的心，祭奠着未曾谋面的亲人。
这样的写作，出现在一个成长于战后的台湾青年笔下，毋宁是令人惊讶的。回顾六十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的台湾作家，与陈映真同样出身于外文专业的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一帮台大外文系的同学，正办着《现代文学》杂志，在夏济安、颜元叔等人的支持下，无意中呼应、接续了在内地已然匿迹的西方现代主义流脉。此时的“现代主义”寄寓了年轻一代对战后台湾文化环境的不满和挑战，却毕竟不曾逾越政治意识的规范。白先勇用《游园惊梦》这样糅合着现代主义技巧和传统末世情怀的精工细作，为内地来台的父辈们，唱出“旧时王谢堂前燕”一般哀矜的挽歌；欧阳子的《魔女》、《花瓶》，则试图穿透人与社会岸然的甲壳，进入那悖德、不伦乃至疯狂骇异的内在人性；此时的陈若曦写出《钦之舅舅》，王文兴写下《欠缺》，无不指向现代人的情欲、道德与心灵困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