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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狱中记忆，连接“后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出狱以来，陈映真先是忙着在跨国企业为稻粱谋，而后几年内，在现实的直接刺激下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狱中七年那些震动和感动的经验，正在此间静悄悄地发酵、酝酿，或许也在等待一个政治气氛相对松动的时机，终于，《铃铛花》（1983）、《山路》（1983）和《赵南栋》（1987）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以快要被台湾社会遗忘的那一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以回归陈映真更适合的一种温和、稳健、真挚的文体，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山路》的故事，开始于会计师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的突然病倒，直接诱因是一张报道了50年代政治犯出狱消息的报纸。原来，在那个年代，少女蔡千惠的恋人黄贞柏被捕入狱，而他的朋友李国坤因为千惠家人的告密被枪毙。千惠为了赎罪，也因为对国坤大哥的秘密爱恋，找到了他在山里的家，谎称是他已娶的妻子，从此留在这个贫困的、已然残破的家。她终于将国坤的弟弟国木抚养成人，读完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殷实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样日渐安适的生活中，突然看到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千惠蓦然发现她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如今的富足，“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遗忘了。”
千惠完成了对国坤家庭的责任，但曾经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也随着这“完成”垮掉了。她无奈地承认：她和她所抚育的国木，都已是“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和蓄养的人”。怀着这忏悔的心，而不是几十年来期盼的得到往昔恋人、战友的赞赏的心，她悄然赴死了。
写作这个故事的1983年，台湾仍在戒严体制下，陈映真坦言，他有很大的顾虑。但是狱中遭逢的50年代理想者的面影和故事，在他胸中澎湃太久了。1979年，他突然遭到拘捕和审讯，两天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他醒觉他的自由仍然会在旋踵间被荒谬地剥夺，越是如此，他越是意识到，把自己知道的、思考的那些历史、那些故事留下来，是多么紧迫和重要。
终于，他让千惠的忏悔和死亡，对着一个以富裕为职志、以遗忘为自然的台湾社会，提出了哀婉而庄严的控诉。但人们会因此反省吗？出狱后的黄贞柏，又当如何面对沧海桑田的新社会？
这个问题，要到若干年后的中篇《赵南栋》才得到回答。围绕着出狱的政治犯叶春美、赵庆云，以及赵庆云的儿子赵尔平、赵南栋，陈映真试图展现一幅几十年间两代人的命运的全景图。
少女时代的叶春美，同蔡千惠一样，有一个左翼恋人，恋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而春美因为他送的一本《辩证唯物论之哲学》，也被捕入狱。在狱中，春美为同牢的宋大姐所经受的严刑拷打，为她的信念、坚强和想到腹中婴儿会忘记疼痛的母爱，一再潸然泪下；她也亲眼看着宋大姐和许月云老师先后赴死，听到狱中难友送行的歌声……春美出狱后，千方百计寻访宋大姐的丈夫赵庆云和两个儿子。那在狱中出生的第二子，“赵南栋”，正是取自狱中关押女犯的“南所”。
当她终于见到这个狱中出生的“小芭乐”（一种台湾水果，狱中女犯们给他的昵称），他已是一个逃离家庭、流浪在娱乐场所和不同女人之间的吸毒青年，他高大、漂亮，但没有了灵魂。而赵庆云，此时正在医院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他曾用日本“浦岛太郎”的童话形容自己出狱后的感受：一个叫浦岛太郎的渔夫到海龙宫去了一趟。回来发现自己眉须皆白，人事已非。
他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即便对自己的儿子：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
是的，他们的受难，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冷战”时期是罪恶，在“后冷战”时期是不可理喻的古董，是必然要被新时代的人们遗忘的，即便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中的子女。
但陈映真不能忘。从《铃铛花》到《山路》再到《赵南栋》，陈映真接续了他早年对台湾“历史的巷道”的关注，少年时期，他通过禁书打开了“激进主义的世界”，开始了解童年时期那些自他身边消失的人们，写下了许多漂浮着社会主义梦幻的篇章，但直到三十一岁入狱，他方才真正接触了50年代的政治犯。这些他相遇时已然做了十八九年牢的政治犯，有本省人、外省人，还有高山族。他们给他讲了许多的故事，关于他们的同志、亲友，还有年纪轻轻就别离了的爱人；他们如何赴死，如何在狱中荒漠的岁月生活下来……
陈映真感慨着：那些故事的动人，不需文学的虚构和渲染——那是“外面”的人无法想象、难以相信的。他一定要写，他想起看过的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的，苦难需要以艺术作品去升华和反省，由此，我们的伤痛才能痊愈。
在陈映真写作这些故事的8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背景和含义。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面向威权体制的“反对运动”，开始向“本土意识”倾斜，“夏潮”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力量逐渐边缘化。民进党成立之后，更有着将台湾民主斗争的历史一把揽过的企图。面对戒严时代的政治伤痕，他们为“二二八”平反疾呼的同时，却对“白色恐怖”中的牺牲漠不关心。究其原因，“二二八事变”埋下的族群阴霾。正好为“本土力量”自居的民进党挑战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所用。20世纪90年代，“二二八”更成为民进党选举中必打之牌，不惜加倍渲染、造成整个台湾社会的族群大撕裂。而陈映真知道，“白色恐怖”中为了台湾、为了整个中国的理想而牺牲、身陷囹圄的那些人，是不分省籍的！“二二八”也好，“白色恐怖”也好，台湾的苦难，乃是现代中国在抗战、内战、冷战中的不幸遭遇的一部分。他痛心于新的政治利益驱使下，台湾历史被再度扭曲——对于那些牺牲的人，意味着不公；对于今天的台湾民众，意味着又一种欺瞒。一个不能清醒认识自己历史的社会，将会走到哪里？
1983年，陈映真第一次获准从台湾出境，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聂华苓夫妇主持的“国际写作工作坊”。在这里，他不但见到了以往只能依靠理论认知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作家们，更“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来自“祖国”的同胞同行：茹志鹃、王安忆
母女和吴祖光。这真是一次历史性、戏剧性的汇聚。多年后，陈映真、聂华苓和王安忆都一再地撰文回忆那个爱荷华的秋天。聂华苓的笔下，陈映真终见亲人、仿若儿童的欢喜雀跃，年轻的王安忆初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鲜、好奇和锐气，跃然纸上。碰撞也是自然而然，陈映真的社会主义理想，在王安忆听来，有如在内地正待叛逆的道德说教：“雷锋当然好！但我们不要被人逼着去学！”——似乎最初的相遇，就预示了陈映真这么一个台湾的社会主义者在内地语境中必然的错位，如同今日“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戏称。但是，也正是陈映真那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主义、那种对人的存在的更高价值的期求，使他成了王安忆不能摆脱的一个精神存在。她先后写下了《乌托邦诗篇》和《英特纳雄耐尔》，向这个其实一直影响着自己的理想者致敬。或许，这正是陈映真的魔力，无论理解不理解，认同不认同，他的存在，会召唤你内心的某种苏醒，一种或许柔弱、天真的情感，甚至让人感到羞涩，但一旦醒了，就像种子一样埋下来。
一方面，揭示那被扭曲、被压抑、被粗暴对待的，一方面，揭示那美好、公义的可能和应然，这或许是陈映真理想实践的一体之两面。1985年始，他带着一些年轻人，办了一份以摄影报道和报告文学为主的杂志：《人间》。它的宗旨，与渲染着消费社会各种时尚风潮的杂志背道而驰——它要反映的，正是台湾繁华富丽的背面，台湾的“后街”。他们关心台湾残疾者的边缘生存，关心退役老兵的堪怜晚境，他们为犯下杀人之罪的原住民青年疾呼“刀下留人”，他们对“二二八事变”展开深入的调查，他们穿透白色恐怖的迷雾、寻找消失的一代理想者……从现实到历史，《人间》与陈映真的小说其实抱持着相同的质地：直面人间的残破和悲伤，呼唤人类的良知，重建一个信仰、希望和爱的社会。
曾在80年代初期接触杨逵、陈映真的文学，并为其不渝信念震动的蓝博洲，便是投身《人间》杂志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他追随着陈映真走进了台湾历史的那条后街。1988年，他在《人间》发表了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展现了台湾作家钟理和的异母兄长钟浩东短暂、传奇而动人的一生。曾经偷往内地参加抗日、光复后在基隆中学任校长、因偷印地下《光明报》而被捕身死的钟浩东，让50年代白色恐怖中的台湾左翼知识者，如同“出土”般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心灵地震。陈映真在《赵南栋》中未及展开的故事，在这里得到了细致的、感人至深的袒露。导演侯孝贤如此回忆：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因此，在拍《悲情城市》时，侯孝贤不惜压缩、混淆时空，加入了《幌马车之歌》中的场景，几年后，更以此为蓝本，拍出了《好男好女》。而蓝博洲，从此全身心投入了长期、大范围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和写作，一部部报告文学、历史调查和在他心中翻腾、亟待吐露的小说，让他接续了自日据时期的左翼分子到陈映真、郭松棻、吕正惠、钱永祥等一代知识人及其相关的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校园运动、海外保钓运动……这样一个台湾“左派”系谱，并和1988年创刊的《台湾社会研究》一起，以不同层面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构成当下台湾仍在发声的左翼力量。
对此，陈映真应该是安慰的吧。写小说、办杂志、参与各种运动，都是基于其终生不渝的理想的社会实践。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被抑制、被边缘化，他的努力，已然伴随台湾两代人的心灵之路，也连接了海峡两岸期待相互理解的心。
在创作上沉默多年后，1999—2001年，陈映真先后发表了小说《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当下台湾社会中的“老人”，而他的关注点，仍然是这些老人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人性在历史的变动中经受磨折与考验；而当下社会里，族群的异议与纷争、身份的焦虑、文化的失据，莫不根源于艰难而扭曲的近代史。陈映真以往的作品已经隐含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在世纪之交的这几部新作中，他不但明晰了这一点，而且试图将其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视野里，追问着：灵魂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
在台湾的后街上，与陈映真相遇，不要为他的严肃感到不安。我们追随他进入的，不仅是台湾，也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而在探访台湾人心灵的路途中，我们必然遇到自己。
尾 声
与夏潮同仁们的聚谈，结束在北京富丽堂皇的贵宾楼酒店——后面的一条旧街上的小饭馆。我们挤在一个角落里，在鼎沸的人声中，交谈近乎喊话；抬头，满墙是毛泽东和革命时代的照片。不知道这是否是“主人”——社会主义学院的刻意安排。那一刻，夏潮联合会的会长蓝博洲举起二两装的“小二”（锅头），咕咚一口，说道：陈映真就是我的一个“阴影”。他哈哈笑了：如果没有他，我尽可以赚钱去、快乐去、堕落去……可是不行，他就在那里！
是的，他就在那里，在台湾“本土意识”的围攻和奚落之下，在这样那样的理解和误解之中，他正在老去，他爱的台湾和内地，似乎从不同的向度，与他的乌托邦渐行渐远，而他仍在与台独的文学史观、与日本的台湾民族意识论……奋起笔战。背负着“人应该有更高的价值目的”和“打破冷战和内战造成的民族分断”的爱的十字架，“老灵魂”也好，西绪福斯也好，甚至，失去了风车的堂吉诃德也好，他不会停下。
是的，他就在那里，仍然用他那特有的、时常交织着繁复的日文结构的、感性而自省的语言，慢慢地对自己，也对所有仍在凝望他的人，庄严地说：
如果要他重新活过，无疑仍然要选择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丰裕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④
……
责任编辑 宗永平
① 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文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② 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变”中，本省人不满接收政府的贪污腐败，迁怒于所有的外省人；而事变遭到的军队镇压成为余生者的“禁忌”，将这种类族群的对立情绪深深埋了下来。
③ 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文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④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自选集》，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一言难尽汉武帝
李亚平
公元前141年，做了十六年皇帝，完成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死，刘彻即位，这就是常常被人们说到的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他继承了汉高祖以来七十多年休养生息的财富，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影响所及，垂两千年不绝，对外开疆拓土，声威远被于西域三十六国。最盛时，可能到达过今日之里海地区，治下臣民凡六千万，恰足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相比拟。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第九个儿子。他能够登上皇位，有一段相当曲折离奇的过程。
刘彻的外祖母，名叫臧儿，是汉初燕王臧荼的孙女，嫁给槐里王仲为妻，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本来已经嫁给了金王孙，后来，有人给她算了一卦，说是她的两个女儿都有贵相。于是，这位老太太臧儿又不由分说，把女儿从金王孙那儿夺了回来。金王孙当然气不过，准备与她打官司。臧儿也挺绝，她立刻把这个女儿送进了太子宫里，成了太子刘启的夫人。这一来金王孙没脾气了。王夫人得到刘启的宠爱，很快生下了刘彻。据这位王夫人自己介绍，她怀刘彻时，曾经梦见太阳钻进了自己的怀里。因此，刘彻深得景帝的喜爱。
景帝即位后，立长子刘荣为太子。刘荣的生母是栗夫人。当时，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刘荣，却在栗夫人那儿碰了个钉子。一个重要原因是长公主经常把后宫其他的美人推荐给景帝，令栗夫人耿耿于怀。长公主一气之下，便转过来要把女儿嫁给刘彻，王夫人则相当痛快，立刻表示同意。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长公主将六岁的刘彻抱在怀里，问他：
“彻儿想不想要媳妇儿？”
刘彻回答：“想要。”
长公主将身边的宫女挨个指给刘彻，问他要哪一个。刘彻一个也不要。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问刘彻：“阿娇好不好？”
刘彻笑嘻嘻地说：“阿娇好。如果阿娇能给我做媳妇儿，我一定盖一座金屋子给阿娇住。”
这就是金屋藏娇的故事。就此，王夫人与长公主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栗夫人。这位长公主八面来风，很能折腾事儿，又与弟弟汉景帝的关系挺不错。于是，她经常有意无意地在景帝面前挤对栗夫人，夸奖王夫人美丽贤惠，夸奖刘彻懂事儿，使景帝一点一点觉得栗夫人和刘荣越来越不称心。
从历史记载上判断，这位栗夫人可能是位忌妒心较强且颇有个性的女子，由于儿子被立为太子，也就大约表现得相当骄横，以至于有时在景帝面前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闹意气。
有一天，景帝患了病，将栗夫人叫来，拜托她在自己死后，善待其他的儿子与嫔妃。谁知，栗夫人不受托，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这使景帝又惊又怒。他不由得想起高祖刘邦死去不久，吕后诛杀诸皇子，荼毒后宫与戚夫人的往事。于是，皇帝心中很不愉快。
刘彻的母亲王夫人知道皇帝开始讨厌栗夫人之后，就悄悄让人撺掇大行，向皇帝请求册封栗夫人为皇后。大行是当时负责礼宾接待事宜的官职，后世改称大鸿胪，职责类似今天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这位懵懵懂懂的礼宾官不知厉害，居然真的去做了这件很危险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