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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还有负势而下、本身没有一点重量的泡沫，装饰一新、也只能泛起于一时的沉渣，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在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以及许多不成文的用人土政策，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不如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迅猛些！
毕琦，男，今年三十五岁，《北京晚报》记者。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了七年。到我们采访时，他出国留学手续全部办齐。
他的叙说，有如一条涓涓小溪一样平静——
小学时，我就朦朦胧胧有将来长大后得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上的小学，原是美国教会办的汇文学校，解放后改成北京市盔甲厂第一小学。实际上是所干部子弟学校，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校门口的小车鳞次栉比，恍若奔云：吉姆、伏尔加，那时算好的；其次是华沙、胜利20；最次的是吉普。同学们互相比看着，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两颗星，不屑便撇在了嘴上；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四颗星，瞳孔便放大了些；若谁的爸爸是位少将，乃至中将，儿子的脸蛋就仿佛绽开了一朵朵金花……我所在的班，有二十八名同学，全班不是干部子弟的学生就我一个。我父母都是小干部，照说我是进不了这所小学的。母亲在报社工作，认识市教育局的一些人，我是由后门进去的。
有这么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人家的孩子穿打补丁的衣服很普遍。可在我们班上，就我一个。我父母工资有限，一共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住宿费、学费、伙食费交出去，父母的工资就去了多半。穿衣着鞋上，无法讲究，不是打了补丁，就是哪块破得絮絮拉拉。开初一些日子，我每次去学校，男生见了一串串哈哈哄笑，女生见了一阵阵窃窃私语，似乎高雅的校园里进来了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毛……平时没办法，一次区里举办校际之间的乒乓球、足球比赛，我又是学校这两支球队的队员，穿着得像个样，母亲咬咬牙，破例为我买了一件灯芯绒夹克，从来都是拣哥哥们衣服穿的我，很是珍惜，比赛时才穿上，一赛完赶紧脱下来。一次比赛，球踢赢了，大家都乐得不行，蹦蹦跳跳，又滚成一堆，我将夹克随手扔在草地上，也加入进去。走到半路，才记起忘记拿衣服了，扭头就往赛场上跑。夹克不见了，腿一软，我瘫坐在地上，眼前一阵发黑……有两个队员问我：“毕琦，你怎么了？”我拖着哭腔说；“我的夹克……衫……不见了！”他们愣愣地盯住我，像是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转身时丢下一句话：“丢就丢了呗，找你妈，要她再买一件，她敢不买？”
还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和三个同学结伴回家，他们的父亲一个是总参通讯部的大校，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卫生部办公厅主任，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到了天安门，他们提出要在金水桥上玩会儿，他们徒步回家是权作蹓跶玩儿，本来三人家里个个有小车接。坐在桥上的白玉栏杆上，三人又提出看谁敢把钱往水里丢。一个掏出五分钱的钢镚，往河里打了个水漂；一个说：“你掏五分，我掏一角！”另一个像是武二郎，憋着股喝毕三大海碗酒要上景阳冈的劲头，一下捧出一把钢镚来，约有五、六角哗地一下，撒进金水河，银光点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也挺得意的，好似刚从上甘岭凯旋归来的英雄。我站在一边，心里挺复杂，像是难过，像是沮丧，像是愤懑，更感到深深的困惑：虽同学多年，与他们一下变陌生了，仿佛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反差强烈的环境，逼使我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干部子弟们可以瞧不起我没有肩章上缀朵花的父亲，也没有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金钱，但我要让他们没资格去瞧不起我的学习，在学业上我要俯视他们！我那个年级有三个班，我的各科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也许因为学习成绩好，老师也青睐，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毕琦，你将来要学理工，我看你是块上清华、哈军工、上海交大的料。”小学的校长曾嘱咐我：“知道吗？学校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将来能出国留学，为母校争光……”这时，我就充满了自信，相信这些自己都能做到。那时临睡时，或者白天走神时，脑袋里常常五光十色。当然不会想到美国，美国是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国家嘛，正在丛林沼泽地里与矮个子越南人打仗，也不敢想到苏联，已开始反修了，广播里“九评”连篇累续哇哇叫……但绝对是在想外国：古色古香、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造型精美、流光溢彩的博物馆，肤色各异、和睦相处如兄弟姐妹的大学生，讲台上站着白发如雪、隆鼻蓝眼的教授……
理想也似乎在向我招手。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破格招小学毕业生，也到我们学校来挑了。学校保送了几个人，其中有我。经过看成绩、目测、口试，最后决定录取我和一位女同学，去学习葡萄牙语。招生人员当面告诉我们说：这么小让你们学外语，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先在国内学几年后再送你们出国去深造。那份高兴劲，别提了。不料母亲听了，眉头却拧得紧紧的，脸上打了一层霜：“学葡萄牙语？葡萄牙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学出来后对咱们祖国没多大用，不过是给洋鬼子们做做翻译。我可不同意你去读！还是老老实实上中学，再上大学。要想出国深造，有本事大学毕业后一样可以去……”当时，我气得病病恹恹好几天，话都不想跟母亲说了。“文革”中，我才理解了母亲，她一直是个很正统的共产党员，1965年又已是那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对于我的前程，她能不反复惦量、“宁左勿右”吗？！
这一错，便错过了个历史性的机会！
先是闹“文革”，红卫兵誓死保卫红司令；接着奔北大荒，冰天雪地里炼红心。1976年底病退回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考过，广播电视部考过，但因为是病退，都未录用。我心一横，跑去当了兵，一去就是七年多。后来又去了六十三军文工团，先当演员，后当创作员。1980年，军级以下文工团解散，我复员回北京。我拿着一叠在部队时发表的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交到报社，捧上了《北京晚报》的铁饭碗，心，却没往那铁饭碗里去，老在外面悠着、晃着，像绕树三匝的乌鹊，还没寻着个窝似的……
说穿了，就是自己这辈子没读上个大学不甘心呐！从1966年到1980年，十五年里，无论我当兵团战士，还是当解放军战士，无论我在冰封的大森林里伐树，还是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唱……一个声音，一直在我的意识深层嗡嗡作响：你本来不应该在这里！你本来应该是个大学生，一个早已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我偶尔路过大学的校门时，我得费好大力气才能压抑住自己想走进去的蠢念头，似乎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就在校门里，而且被保存得好好的，没有半点破碎，只要拾起来，就能将它如朝阳般再送上人生的苍穹。当我见一群群佩戴着校徽的少男少女，满面春风地走过大街时，我羡慕他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艰辛与忧患，他们只需从小说与电视剧中去领略了，他们正经历的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但我有时也在脸上堆出一种高深的冷漠，这冷漠，翻译出来就是：你们别太颐指气使，若不是“文革”，我两个清华大学也能考上……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函授生，第一届考试我就考取了。古代汉语、历史、地理，我根本不用读，轻轻松松地学了三年，去年拿了文凭。我并以为这就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函授生是非正式的大学生，我读它完全是为张文凭，若没这张文凭，我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受憋……
按理说，出国留学不是我这把年纪的人该想的。生活上，我早已成了家，有个两岁的女儿。工作上，得心应手，规定每月一个记者连写带编发五千字，我月月超额完成，领导也看得起我。1983年，北京牛羊肉供应紧张，国家收购车皮又不够，内蒙古、张家口的牧民们便自己徒步赶着牛羊来北京，我闻讯后，一夜没睡觉，冒着凛冽的北风找到这支队伍，从德胜门到大红门，来回走了两趟，有二十几里路，边走边采访……回来又赶写一篇通讯《路遥天寒赶牛羊》发表在晚报上。这篇通讯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
我再一次萌生起出国留学的念头是在1985年。这年，我自己联系经报社批准，随文化部的一个中国国际书展代表团赴西德法兰克福，参加了一个为期二十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它与东德的“莱比锡国际书展”，堪称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书展。我在西德呆了近一个月，跑了七个城市，老实说对我震动很大！我搞的是新闻工作，多年来，上面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我，我又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别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然而，一旦用资本主义的概念去套西德的实际时，它几乎如阳光下的冰凌一样，一下化了。自然，也可以挑出不少弊病，但是只要抱着客观的态度，你就不得不承认联邦德国的经济建设、社会风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素养，都远高于我们。详细的不必说了，我只讲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我采访过一个小业主，领我去他家时，他脸上有些惶恐不安：“毕先生，在我们国家按生活水准，我是最下层人，房子不是自己的，是分配的住房。您若要了解大多数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该到中产阶级的家庭去看……”那心情，像是怕我因他的境况而委屈了他的祖国。我看了一看，他住在一幢公寓式高楼里，居住面积有120多平方米，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此外，他还有一辆自己的小车。西德的东西并不便宜，给我的零用钱是400马克，本来想给爱人买双鞋子，可进商店一看，鞋子最低的价格是500马克，最高的价格是1000马克……他一个最下层人，却在这样一个高物价、高消费的社会里过得无忧无虑。与他的担忧相反，我敬佩他的祖国。同时也感叹我的祖国：中国人真是太穷了啊！如果是穷在一连串的天灾，或是资源的严重匾缺上，还无话可说。我们是穷在一连串自己砸自己碗碟的愚蠢之举上，穷在“患均不患寡”的心理与惰性的习惯势力上，还穷在一根根唯恐人们撒开手脚去创造、去思想、去生活的又长又粗、以至于今天尚未朽烂的教条之绳上……这不能不说是几代中国人的悲剧。在西德——这个完全是在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国家里走访，你真觉得自己可以每天给《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一切空话、假话、套话应该休矣，一切内耗、折腾也该停止，埋下头去，抓紧时间搞建设，抓紧时间把入民的生活搞上去，不要说赶上西方，就是能让多数中国人都过上那位小业主的生活，我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不仅体现在概念上，更化作了生气勃勃的实际了。
这样走一趟，我也看到了世界新闻业务的长足发展。在西德，电脑编辑机、电脑传搞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的采用，已经非常普遍。当今不是一个信息时代么？我估计国内新闻的现代化将会比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来得更早些，自己若能出去学习几年，回国后就能比同行们先走几步了……
在国内要办个什么事，我有把握。这要去外国的事，难说，关键要找到个经济担保人。我有一个相处时间很年的美国朋友，一次聊起个人的经历时，我不禁感叹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上正规大学……”毕竟是外国人，他瞪大了眼睛问：“这有什么好遗憾？北京就有一二百所大学，你去上就是！”我解释说：“这不可能。第一，单位不会同意一个人中断几年工作去上大学；第二，在中国上正视大学有年龄限制，而我早超过了这个年龄。”他马上就说：“毕琦，你不必遗憾。你来美国吧。在美国，只要你成绩行，又有钱付学费，就可以上任何一所大学。经济上我可以负担你……”经济上我并不想要别人负担，我要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讨生活费，我只要他肯做我的经济担保人就成。但是，这位美国朋友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动了……
这一年多，我自学英文和学使英文打字机。每天夜里，将女儿哄睡着了，我打一个小时的字，学一个小时的英文，天不亮起来又打一个小时，基本没在十二点之前睡过觉。我外甥女是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的，这些日子我将她接到家里住，又让她给我补习英语。考“托福”是来不及了，我联系的是洛杉矶的一所语言学院，在这所学院里过英语关，若成绩通得过，才能去其他大学学习。
虽说国内该办的手续，迄今都办齐了，护照和签证都拿到手了。但真快走了，思想上还是有斗争：倒不是舍不得放弃一些东西，如领导已经说了要提我为新闻部副主任，这一走，此事自然黄了，而是我舍不得两岁的女儿。女孩听话，长大了也知道疼大人，我非常喜欢我女儿，她也喜欢我，她不爱吃饭，我爱人再怎么喂也不吃，可只要我喂，她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了，她早、晚饭都是我喂的……我走以后女儿吃饭怎么办？她很快还要入托，几年后还要上学，这些事都怎么解决？再有，也不是没有担心，过去虽出过国，那是公派，现在出去得靠自己去闯，去捞世界，是否会弄成个洋乞丐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
爱人打从恋爱起，就知道我有个未能上正规大学的遗憾，她理解我，也支持我出去。可我观察，她心里也是有矛盾的。倒不是她不放心我，她知道我出去一不会搞女人，闹个艾滋病回来，二不会回国后与她打离婚。凭女人的直觉，她相信我还是重感情的，私生活挺严谨。中国虽有句谚语，“树挪死，人挪活”，但中国人实际上是最怕挪动的一个民族，尤其是当这种挪动发生在要抛弃固有的生活，要去创造未知生活的时候。我自己现在的担心如是，爱人心里的矛盾也如是。当我手续办得差不多了时，她的脖子有点往后缩了：“毕琦，你看你在报社干得不错，同志们、领导对你都挺关照的；也小有名气；住房两间，家用电器也买齐了，也不需要你出国去捞它个几大件回来。干脆，你还是别去了！”当公安局找我去，说我的经济担保人的情况还不清楚，回来对她一说，她又为我着急得不行。
我准备11月份走。推迟几个月，为的是给我女儿办妥入托手续。我走了以后，没有工资，两边的父母答应每月各给我爱人五十元。家庭生活的顾虑，基本上打消了。这样，我小学时就做过的出国留学梦，很快能得以实现。三十又五，才能真正上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还得抛妻离子，远涉重洋，想起来也令人啼笑皆非，酸甜参半……
我肯定要回来的，我热爱我的新闻工作，我热爱我的家庭。
我爱人也这样叮嘱我：“你出去后若能将我也办出去转一圈，开开眼界也好，但要我在人家的屋檐下生活，我是不愿意的。若你在国外学得不顺心，就赶快回来，博士也好，洋乞丐也好，我照样会养着你……”
并非结束语
议论蜂起，滋味万千，但不容否定的是——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尘封网闭、极需要延揽八方来风的中国，又多了一扇采光辽阔的窗口。
有人将眼下的中国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道等属第一代；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庚等属于第三代；五十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为第四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次的出国热将是一次人才的国际大循环。
犹如分别带有阳电、阴电的云团撞击必将产生大雷电、大风暴的壮丽景观一样：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第三代留学生为新中国一座座巍峨的科学大厦的崛起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根基；第四代留学生也已成为共和国航船全速前进的动力源。唯有从第四代留学生到第五代留学生中间相隔二十余年，出现了一条“空白带”，这正是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祸害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