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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门”之一。
1989年1月5日清晨8点多钟，我来到这里，想询问一下怎样办理出国手续。那时门外已经围了有二三十人。9点整，一直毫无动静的小门突然从里面打开，外面的人群一拥而入。小门里面是一个前后贯通的套间。外面那间屋子有十七八平方米大小，一下子就被前来领表、交表和咨询的人挤得满满的。
里间的门依然紧闭。有人冒冒失失地去“砰砰”敲门。里面出来了个民警，毫不客气地把敲门的人训了一顿，又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大家只好耐心等待。在申请出国的整个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申请出国的过程就是培养这个耐心的过程。
里屋终于有了动静。里面的民警开始传唤人了。大家看到国家机器开始正常运转，就变得更加耐心了。
与外屋的无聊烦闷相反，里屋是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世界。两三个民警为了能在一上午打发掉四五十个带着各种稀奇古怪问题的申请者，倒是一刻也不能闲着……
四年后，也就是1993年夏天，我从国外回到北京，在东交民巷已经找不到当年那两扇向北开的小门了。“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入境管理处”变成了一间颇为现代化的服务大厅：宽敞、干净、舒适。护照申请的手续也变得相当规范化了。
东交民巷开始失去往昔的清幽。过往的汽车、行人和农贸自由市场为这原来极为僻静的小街带来了几分闹市的嘈杂。
这些琐琐碎碎的变化，日后回想起来，不免使人有一种沧桑之感。
重开国门
那些一大早就挤在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门外、然后在狭小憋闷的接待室里苦苦等候、最后终于在民警的呵斥声中小心翼翼地领到或交上护照申请表的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都是历史的幸运儿。
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虽然只有一条小缝，但毕竟是为这一代人打开了。这国门的打开，是中国在70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化之一。
1978年7月7日，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蓝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中美双方会谈的重点是科技交流问题。中国为了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急需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方毅在欢迎晚宴祝酒时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美国认识到中国在维持全球平衡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政府也乐于加强和扩大双方的科技交流。普雷斯在答辞中说，他希望“两国的科学界有机会发展新的联系并增进相互的了解”，而两国“在农业、医药、生物科学、能源、气象学、勘探自然资源和探索宇宙空间等方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提供。”
会谈一连进行了三天。普雷斯形容会谈是“建设性的”；方毅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间，美国客人参观了农业学大寨展览、科研单位和医院，当然，也游览了长城。
就在这三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取得了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充满戏剧性的谈判
当时谈判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先生（Leonard Woodcock）当年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参加了那次中美会谈。1991年冬天，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曾向我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双方谈判的情景。他说，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事前，美方是准备在会谈中向中方要求将互派留学生作为双方科技合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原来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之一。美方没有料到中方会如此积极迅速地作出反应。在一天上午的会谈中，美方代表先发言，提出双方可以互派留学生。下午，中方代表发言，说，可以。并马上反过来问，你们能接纳多少人？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伍德科克先生回忆说，“大家都很兴奋。可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是有一个设想，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美方代表立即在场下举行“紧急磋商”。来自美国航空、教育、农业、商业、卫生各界的代表团成员开始估计在各自领域里能够接纳多少中国学生。“紧急磋商”之后，美方代表又把问题提了回去：你们计划派出多少？
中方立即答复：500人怎么样？
对于中国来说，决心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生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带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就在那一年的3月，中国政府已经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招考了一小批出国留学预备生，准备派往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当时，那经过全国统考筛选出来的23名“尖子”，正在北京语言学院“集训”。
首批赴美留学生
据伍德科克先生回忆，后来当中美具体商谈互换留学生的时候，双方只有一个小小的分歧。伍德科克先生建议，考虑到中国教育被十年“文革”所耽误的现状，中国学生除了在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外，还可以到美国其它大学，甚至一些社区大学学习，因为有时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在这一点上，中国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气派和自信。据说，中方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7月9日晚上，美国科技代表团团长普雷斯博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在祝酒时，他第一次提到了留学生的交换。他说：“这次访问的结果，使我看到了不远的将来在我们两国科技界的有关部门之间进行广泛交往的前景：交换资料、高水平的座谈会、合作研究、交换留学生、高等训练项目，以及民间和技术方面的贸易关系的发展。”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将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邓小平将于1979年1月29日访美。
两天之后，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
12月26日，首批50名中国留学人员赶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乘飞机离京赴美。
中国的大门就这样向西方打开了，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对中国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断掉的历史的又一次继续。
第二章 出国之路
留学意识
1978年底，当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他们个人生活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对绝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留学”这件事压根儿就没在他们的梦中出现过。“外国”，如同天堂和地狱一样遥远，属于同他们生活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大多数青年人正为回城找工作犯愁，为考大学玩命，为看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而伤心落泪，还没有人为“留学”这件事去烦心。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出国去留学了。
最早被派出国的留学生都是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公费生，绝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少部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出国留学，如同是一项组织安排。
到了80年代初，有关派遣留学生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电视上，但仍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作“出国梦”的。出国留学仍然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一些幸运的名牌大学高材生的事情。
将社会和人心真正搅动起来的是自费留学的开放。
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并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当时中国政府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所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
自费留学的开放，一下子将国门向所有人打开了。无数中国青年第一次在自己生活里发现了一个梦想——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的梦想。
在短短几年中，随着中国人的“留学意识”的提高，“出国潮”很快就由古井微澜变成了沧海巨波。1983年，自费留学人数仅有一千多；三年后，即1986年，数字增长了十倍，自费留学的人数达到一万多；又过了一年，到了1987年，又翻了十倍，自费留学的人数骤然突破了十万大关。一时间，无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有没有海外关系，想不想继续学习——都开始琢磨起“留学”来了。
征服“托福”
出国留学的路上，每一个人需要攻克的是TOEFL。
TOEFL是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作为外语的英语考试）的简称，后以港味儿十足的译名“托福”而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81年中国政府同意美方在中国境内设立TOEFL考试中心，并于同年12月11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举办了首次TOEFL考试。考试中心的设立很快就由北京等3个城市发展到8个城市，到1987年，又扩展到15个城市，29个考点。尽管如此，仍远远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巨大需求。
报考人数激增，很快使TOEFL考试之难超越出英语语言范围。考试本身倒不算什么，报名成了大问题。1986年考TOEFL，在北京报名还算容易。到了1988年、1989年，TOEFL报名就已如同买火车卧铺票一样艰难了，报名者需要连夜排队，夜间发号换号，折腾个够。有些高校学生为了确保当年的考试机会，干脆组成“互助组”，轮流排队，其壮观景象大概只有日后深圳几十万人争购股票时的情景可相比拟。
与TOEFL报考人数飞速增长可以相比的是中国学生的TOEFL成绩。有几千年考试传统的中国人在考场上是从不示弱的。最初，500分就可以让别人羡慕，而550分就足以让人啧啧称奇。到了90年代，没考到600分就是没考好，而考满分的已屡见不鲜了。征服了TOEFL，莘莘学子们又勇敢地向其它研究生专业性考试进军，像GRE、GMAT等等，也都是一路所向披靡。
据说，在美国大学里，常有系主任面对着几个TOEFL、GRE同样高分的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犯难，不知如何取舍。
外国教授或许会对中国学生的聪明和勤奋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们很难懂得，在TOEFL考场上，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那绝不仅仅是一场外语水平的竞赛，而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
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学生对海外“新大陆”的探索，先是集中在美国和西欧，然后很快就转向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接着又迅速扩展到东欧和拉丁美洲各国，以及世界上一切可以去的地方。
整个趋势可以从下面这些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
1978年，中国政府向全世界28个国家派遣了400多名留学生；到年底，中国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已增加到41个。4年后，有中国留学生的国家已多达54个。到了1984年底，中国已向全世界五大洲63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留学人员。1988年11月24日，在中国重新恢复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近十年后，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国家和地区已达76个之多。1993年初，据《人民日报》的消息，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已遍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了。
最初，中国留学人员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西欧。以1979年为例，当年派出的1200人，派往美国的有500人，英国300人，西德和法国200人，而去日本的只有100人。在1986年到1989年三年间，留学加拿大的人员有了显著的增加，1986年是1200人，1989年已增加到3250人。而这时，更多的人开始涌向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日本，出现了许多由上海、北京等城市去的一时不能进入正规大学读书而先补习日语的所谓“就读生”；在澳大利亚，1983年，自费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只有70多人，到了1987年，已增至4810人。1989年时，又猛增到几万人，以至于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更改自己的留学政策。
随着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语言学校的留学市场迅速饱和，中国青年们又开始探索和开拓新的留学领域，像东欧的匈牙利、大洋洲的新西兰，以及南美诸多不易记住名字的国家。总之，到了90年代，如果有一天有幸遇到某位在马尔代夫或伯利兹或纽埃留学的中国学生，千万用不着大惊小怪。
在80年代席卷全中国的“出国潮”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生的悲喜剧。
无论其中有多少事情让人感叹，让人悲哀，让人看不惯，让人痛心疾首，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中国人开始摆脱掉身上的“惰性”，重新具有了活力。这或许是中国民族精神张扬的开始。
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如果有出息，一定会走出家门，开创自己的事业。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族。80年代，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敢到海外去闯天下，或许是下一世纪中国兴盛的先兆？
变化着的数字
1978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人出国留学？准确的数字或许无法真正弄清楚。
1988年10月，美国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留美学生状况研究的专著《中国留美学生：政策、问题和数据》。该书作者、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问题专家里奥·奥林斯（Leo A．Orleans）在书的序言一开头就写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能确切地知道，现在或自1978年双方开始交流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到底有多少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学习。”
在这里，缺少的不是统计数据。数据有不少，只是这些数据常常自相矛盾。在一大堆不断变化着的、有时相互矛盾的统计数字中，有两个数字似乎值得特别注意。1988年底，国际教育协会公布了名为《门户开放》的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在1987年至1988年间，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总数为42481人。尽管当时在美的留学生中，中国台湾的学生人数仍然占首位，但不到一年，就在同年11月，美国新闻总署公布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年度调查报告，报告宣布：在美国各大学攻读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总数已达29040人，第一次超过了台湾。
中国海外留学生派遣规模日益扩大，到了1991年，人数猛增到170000人；1992年，又增加到190000；1995年的最新数字是220000人。
与“多少人出去了”有关或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人出国留学了？”
一种常见于海外和港台报刊并被反复重复的说法是：出国留学的主要都是一些高干子弟。
尽管能举出不少例子，但上面这种颇具误导性说法的产生显然不是基于数据的分析。就整体而论，近十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生的挑选和派遣，如同大学高考招生制度一样，是一种相当公平的竞争。
1990年3月，中国留美学生学者政治学学会曾就中国未来的政治问题在留美学生学者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组织者分两次向全美18所大学寄出了问卷。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引起我兴趣的是留美学生学者的背景分析。根据调查报告的统计，在被调查的留美学生学者中，52％的人来自大城市，29。8％的人来自中等城市，8。4％的人来自集镇，8。8％的人来自农村；其中，51。8％的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24％的人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10％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7。2％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调查报告的作者由此分析说：“较多的学生学者为男性，来自大城市，来自学校，生于60年代，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在国内获得较高的学位。”
这些数据和分析或许有不够精确之处，但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
第三章 海外的震撼
文化冲击
1989年8月30日，在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20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密执按大学，大学在离机场40英里外的小城安娜堡（Ann Arbor）。那时已近傍晚，阳光仍浓烈，但不再烤人。我向校园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