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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的滋味
尽管有不少文章将国外打工生活描绘得相当诙谐、洒脱，并将其赞扬为西方年轻人“自立”精神的一种体现，但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现实中打工本身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悦的。
“你一刻也别想闲着。”一个人工智能专业的33岁的博士生说。他曾在一家中国餐馆里洗过盘子。他一天干两个小时，每次去的时候，碗池里的盘子都堆得跟小山似的。两小时里，他就是不停地洗，也洗不完。洗了才两天，他的手就全脱了皮。他还说，那个中国餐馆的老板，是他平生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坏人。老板对打工的学生常常骂骂咧咧，曾没什么道理地解雇过一个女孩子，只说是她的“头发太臭”。遇到美国节日，这个老板不让打工的中国学生休假，说什么那是人家美国人的节，咱们中国人不过；等到中国春节时，他又会说这是在美国，别想过什么中国的节日了。要是真找他要假，他就会解雇你。
在纽约时，我还碰到过另一对以打工为生的年轻夫妇。他们是广州人，以前都在外贸公司工作。1983年在亲戚帮助下，以“留学”为名来到美国。来后第三天，就开始自己谋生。他们租下了一间地下室，当晚，在一片老鼠的“唧唧”声中，睡在了一堆旧报纸上。为了生活，丈夫开始给一家比萨饼店送外卖。一天晚上，大雨滂沱，他骑着自行车给一家人家送货。由于雨太大，在骑上一个高坡时，连人带车一起跌进了路旁的沟里。最后，他只好推着车爬上高坡。送完这趟货，当他浑身湿透地回到那间地下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而这一晚，他得到的小费只有25美分。
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打工”如同是又一场“再教育”。不同的是，当年，他们在农村经受更为艰苦的劳动锻炼时，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如今在美国打工，则完全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不管在国内多么的风流倜傥或多么的抱负不凡，到了美国，如果没人供养而又别无长技，为了谋生，就得先去打工。这是一点也抱怨不得的事情。
生存压力
美国是一个充满了生存压力的国家。这种以失业、贫穷、甚至饥饿的威胁构成的生存压力，是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能感受到，一走出校园，便会更深切地体验到的。
许多中国留学生能够通过考试，能够读下学位，能够吃苦打工，但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迈不过这一道门坎，留美的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得严峻和残酷起来。
虽然，幸运地找到满意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但留学生中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显然不乏其人。特别是一些学文科、理科等不太实用专业的，以及年龄较大的留学生，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就更难了。
面对着生存的压力和失业的困境，不少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前在国内，似乎个个都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少有人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到了美国后，领略到求职不易，有一份正式工作后，往往表现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吵不闹，任劳任怨。
为了能留在美国，中国留学生接受低薪工作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里，大家都知道雇用中国学生便宜，往往雇一个美国研究生的钱有时可以雇两个中国人。
不过，有时事情会走向极端。
1993年3月，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揭露出一件令人震惊的“现代奴工案”。
一位来自中国的姓杨的四十岁的女访问学者，从1990年3月到1992年8月，在西北大学心理实验室工作了整整两年，未得分文报酬。1992年8月13日，在询问有关报酬待遇之事后，她居然被雇用她的另一位研究人员拳打脚踢，推倒在地，最后因受伤而被送进医院。不过，事情并没就此了结。几天后，她被美国老板解雇了。
这位女访问学者原是北京一所中医学院的技术员，1990年来美。根据协议，她将在西北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工作三年，每年的工作报酬有12000美元。但在她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她实际上没拿到一分钱。因为怕得罪美国老板而搞坏关系，两年里，她从不敢抱怨。为了谋生，她只好下班后再到学生宿舍的餐厅里去切菜洗菜。
这件“现代奴工案”揭露出来以后，在西北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中引起了义愤。最后，西北大学同意一次性付给这位女访问学者32000美元的赔偿费。不过，这次这位女访问学者变得不那么好欺负了。她没有接受学校的调解，而是聘请了一位律师，到法院去状告西北大学。
都市里的丛林
1990年的冬天，我在布朗克斯区住了一个星期。在那里看到的颓败景象，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破旧、萧条的街道上，到处是乱扔的垃圾；路旁，是一片片被废弃的楼房，这些无人居住的楼房的窗子都被用砖头砌得严严的，并画上窗帘的图案，给人一种阴惨、古怪的感觉；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偶尔可以看到一二个黑人青年，或闲逛，或三五成群地倚墙而立……。我是坐在公共汽车上穿过这些街区的。车上的乘客，多数是黑人，墨西哥人，也有几个白人，个个都面色阴沉，目光黯淡。坐在车上，你有时会感到有人正在背后冷冷地打量着你……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可怕、肮脏，被遗弃的布朗克斯与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紧密相连，中间不过一水之隔。两者差别之大，却犹如天堂和地狱。
有人将布朗克斯这样的地方形容为“都市里的丛林”——那里的人就像丛林中的野兽一样生活，相互掠夺，相互伤害，相互残杀。除纽约之外，在许多其它大城市，像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纽沃克，甚至华盛顿，都可看到类似的情况。
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居住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都有过在路上遭遇抢劫的经历。一个在那里一所大学学习的三十九岁的留学生说，有一次，下午五六点钟，在从学校回住地的路上，他被几个墨西哥青年拦住。他们用刀将他逼到墙角，抢走了他身上的60多美元。他说，他还算是幸运的，没受皮肉之苦。相比之下，他同屋室友的遭遇就惨多了。他室友是东北人，生得膀大腰圆，身材魁梧。一天晚上，他突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地跑了回来。一问才知道，他在路上被几个黑人劫了。那几个黑人青年看他个子高大，怕一下制不住他，便上来就先一阵乱打，一直把他打趴在地上，才动手抢他的钱物。
像这样在街头被抢劫、殴打甚至被人无端杀害的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纽约。1989年夏，在达拉斯市读书的一个姓梅的自费女留学生，深夜打完工回家时，在路上被人杀害。1993年11月18日深夜，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读硕士学位的一个来自上海的25岁的黄姓留学生，在从学校返回宿舍时，被人从后面用凶器猛击头部，当即昏迷不醒，脑部遭受重伤。1994年2月28日晚，一个在纽约州一所大学学习的来自广西的姓王的留学生，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时，被两个进店抢劫的黑人青年开枪打死。
“围城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位作家对“留了洋”的知识分子持有深刻的批判态度。一位是鲁迅，一位是钱钟书。鲁迅小说和杂文的讽刺锋芒尽管主要是指向旧式的传统知识分子，但他在《阿Q正传》里塑造了不朽的“假洋鬼子”的形象，让人看到被殖民文化所扭曲的一些中国人的灵魂。相比之下，钱钟书嘲笑的主要是新式的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小说《围城》借一群真假留学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留学”的经历有时也无法改变中国人人性中的卑微和琐碎。
今天，“假洋鬼子”已家喻户晓，成为中国人自鉴的一面镜子，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长期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有可能使人变成“假洋鬼子”，而且还有可能使人陷入一个精神上的“围城”。一些留学生身上有时会令人吃惊地表现出日益狭隘、无聊和空虚的倾向，而这种精神倾向往往又混杂在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
留学生中出现“围城现象”有许多原因。
首先，留学生常常滞留在自己的旧日印象里。
每一个留学生都是带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出国留学的。这种印象在出国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着的现状往往变得越来越隔膜。留学生头脑里所保留着的“祖国”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在海外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当他们头脑里的“祖国”与现实中的中国有了差距之时，留学生的思想，特别是在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上，往往会出现保守倾向。一些留学生，或是用一种老调子谈论中国的一些过时问题，或是以一种不屑的态度抨击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新现象，却很少会想到落在时代后面的可能是自己。
其次，留学生往往封闭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
走向世界，固然浪漫，但走出去之后，毕竟还要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落脚。实际上，大部分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的生活圈子都很狭小，他们常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几年。每天在校园里见到的就是那几个人，说的就是那几句话，甚至买东西，去的就是那几家商店。过年过节，也就是几个互相认识的中国同学之间请来请去。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能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的狭小。美国发达的通讯技术有时会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参与感”。打开电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发生的事件，都能在屏幕上迅速看到。这种虚假的“参与感”常常使人忘记自己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隔绝。
第三，更致命的是，有的留学生总是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觉里。
由于出国留学竞争激烈，对不少出了国的人来说，能够出去留学本身就是一项颇可骄人的成就。更有的留学生将东西方社会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差距，自然而然地转化成自己与尚未能有机会出来的同胞之间的精神差距，进而充满了一种难以掩饰的“优越感”。这一代留学生中能不能出“巨人”，取决于许多因素。不过，一个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有所作为的话，大概总是要有点追求和进取的精神。如果一代充满梦想、满怀抱负、历经磨难的留学生，到头来，变成安于温饱、甘于平庸、一生无所作为之辈的话，那将是留学生个人乃至整个留学事业的最大悲剧。
第六章 聚散离合
奇奇怪怪的婚变
海外留学生活，有时就好像是一场检验婚姻质量的破坏性试验。留学生的婚姻被置放在全新社会环境里，经受着意识形态、金钱、文化和两性观念的高强度的震荡。
在这场破坏性试验中，生出了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白的饱含人生百味的聚散离合。其中，有的是悲剧，有的是喜剧，有的则是亦悲亦喜的正剧。下面就是两个真实而又平常的婚变故事。
她，三十六岁，南京人，1989年来美国，西雅图某大学教育学硕士。
她和丈夫的关系是到美国一年后开始变坏的。主要原因，她说，是因为她丈夫和另外一个北京来的女留学生的关系过于亲密了。有一天，她回家听到录音电话上那个女的给丈夫的留话，一上来就是“咱们……”。
她和丈夫都是南京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她在文学系，她丈夫在物理系。她的父亲是她丈夫作研究生时的指导教授。当年，为了把她追到手，他曾用了读研究生的那整整三年的时间。毕业时，他们结了婚，他因此也得以留校，而没有被分配回河南老家。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1988年，她丈夫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加州一所大学进修。不久，在美国教授的帮助下，转成学生。一年半以后，她带着两岁的孩子来美探亲。一到美国，她就感觉丈夫对她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了。“大概，他以为他现在有资本了。我是靠他出来的，后来能读书，更是靠他。他挣钱，又是博士生，以后不愁找工作，办绿卡。”于是，不久，就出现了那个女的……
她说，她受不了那个气，两人开始不断地闹。一年后，她抱着孩子自己回国了。当时，他们俩并没有正式办离婚手续，但心里都明白，那是早晚的事。
但是，在两人分手半年后，她丈夫突然在美国医院体检时被发现患了淋巴癌，而且已经扩散。他无法在美国治疗，因为付不起那昂贵的医疗费用。他虽然有医疗保险，但那是他作为助研的工作合同的一部分，现在他无法继续工作，因而也就失去医疗保险。
他要求回国。他也不想在美国等死，不想最后死在异国他乡。家人帮助在上海联系了一家医院。他几乎是被抬上飞机的。到上海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她带着孩子从南京到上海和他见了最后一面。“看着他那样子，我已经不再恨他了。他还挺爱孩子，说攒下的钱将来给孩子上学。”她说，“我们谁也没再提起离婚的事儿。”几天之后，他死了。
他三十四岁，来自武汉，1987年到美国，在圣路易斯某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
在他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那天，妻子突然向他提出离婚。她说，她早就想跟他讲了，只是怕影响他的资格考试，所以，一直等到今天。“为什么？”他问。“我爱上了别人。”她回答。
他和她都在大学读博士。到美国那年，他三十岁整。跟他同岁的她最初是以探亲名义出来。但半年后，就转成了学生身份，开始在同一所大学学西方艺术史。
他们的婚姻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因为两家的父母是朋友，他俩从小就认识。尽管后来上了不同的大学，他们还是在双方父母的赞许下，建立起了“恋爱”关系，日后的结婚，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她曾开玩笑地抱怨过，说当年的恋爱太平淡了，几乎没有“热恋”过。
他后来听说，妻子是在中国留学生会举办的舞会上碰到那个人的。那人是一个在校园中国留学生中间相当出名的人物。他80年代初就到了美国。开始在亚利桑那读书，读了两年，不知为了什么退了学。后来到一家中餐馆当值班经理。
妻子告诉女友，那一阵子，她感到特别抑郁，干什么都没劲儿。可是，不知为什么，和那人在一起，就觉得挺振奋。那人说，以后打算做大生意；并说他想做的事儿一定能做成。他后来追起她来，倒真是那股劲，不要命似的。她说，那人让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作为一个女人而被爱着。
他们离婚成为当地中国留学生中轰动一时的新闻。开始时，他不同意离婚。在一次争吵中，他气得打了她一巴掌。那男的听说后，赶到她家去“保护”她。他打电话叫来警察。当警车“呜、呜”地响着警笛赶到他家时，旁人都以为出了什么人命案了。
最后，他同意离婚了。两年后，他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在旧金山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了工作。
她的“热恋”也没能持续多久。她的那位男友尽管雄心勃勃，一心要挣大钱，最后却连那份中餐馆的工作也丢掉了。在日后生活毫无着落的情况下，两人开始不断争吵。后来，她那位男朋友干脆一走了之，声称到纽约做大生意去了，从此便杳无音信。
三年后的一天，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她，说他的父母——也就是她以前的“公婆”——要来美国玩，希望她能来“应付”一下。他俩离婚的事情一直没告诉家里，一来伯父母们为他们担心，二来因两家是世交，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婚的事儿影响两家关系，她答应了。
到了旧金山，她为“公婆”下厨炒菜、设宴接风，并开着车陪他们游览市容。乐得老头、老太一个劲儿地夸自己的“儿媳妇”贤惠能干。
不久，她真的又成为她“公婆”贤惠能干的儿媳妇了。父母走了以后，他又打电话给她，说，你回来吧。于是，他们两人复了婚——当然，这件事儿也同样用不着告诉国内的父母们了。
异族婚姻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留学，很少有人再将中国留学生和外国人婚恋的现象视为一种政治行为，而只是看作一项个人选择。大家对校园里因感情碰撞而产生出“异族婚姻”，已经有些司空见惯了。
与那种基于盲目或算计的闪电式“跨国婚姻”不同，中国留学人员中的“异族婚姻”，一般都建立在较深的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异族婚姻”，并不都是“西方英雄救中国美人”式的，而且，也不一定都像童话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