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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透明度
袁庚常常对人说：“基度山伯爵报复仇人的办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他用这种给人以强烈印象的语言强调监督的重要。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积几十年政治生活的经验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失去监督的权力腐蚀人的历史教训，多么惊心动魄呵！
因此，他提倡监督，包括对自己的监督；呼吁批评，包括对自己的批评。《蛇口通讯报》收到指名批评他的文章，总编辑向他请示，他叫原文照登，只建议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他主张宪法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多次强调只要不是反对共产党和人身攻击，任何人可以对任何领导干部公开批评，绝不允许打击报复。
有一次，一个干部从香港回来，违反海关规定带了黄色刊物，海关查出，罚款、批评。袁庚很生气，在内部会议上也点了这位干部的名。这事传了开来，有两位同志在一个会议上说：袁庚想整人了，一场政治风暴又要开始了，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又得为人家平反。
应当说，这两位同志对袁庚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他们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讲出来的。袁庚看了会议记录，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1985年9月10日蛇口教师节大会上讲话时，公开表扬了这两位同志，说他们“能够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肝胆照人”，“这里不是评价他们当时的讲话内容是否正确，而是肯定他们这种光明磊落，不畏‘高官权贵’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他进而提出，要提倡肝胆相照，提倡政治的透明度，使所有的同志免除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罗斯福四十多年前提出，要使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对我们仍然是适用的。”
从此，“政治透明度”成为蛇口人很自豪的一个词。
《蛇口通讯报》是一张四开周报，篇幅虽小，却办得尖锐泼辣，生动活泼，议政、议经、议文，时有高见，批评意见是家常便饭。对袁庚本人的批评议论多次见诸版面。笔者便是这张小报的热心读者之一，认为它比许多板起面孔的大报可亲多了。
领导班子内部自然也有矛盾，也有同志对袁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有人说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有人说他用人不当，如此等等。袁庚不一定完全同意和接受，他也会对别人提出批评。但这一切都是在党的组织原则之内进行的。他不搞以人划线，对干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他手里既没有帽子也没有小鞋，保险柜里也没有。
党委副书记虞德海，对某些干部的看法和袁庚不一致。但当深圳市委要蛇口推荐一位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时候，袁庚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虞德海。他对李灏同志说：“虞德海忠实可靠，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最合适了。”
我也听袁庚讲过：“在蛇口的领导层中，虞德海的家庭最艰苦。他儿子有重病，经济负担很重，但也从来没有向组织伸过手。真是一位好同志。”
“试管”的新发展
1986年，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题为《蛇口——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引起强烈反响。一位台湾来的博士先生，与国内派往香港的人员素无来往，听了袁庚的演讲，主动上前与袁庚握手，并合影留念。
“试管”一词，从此不胜而走。它形象地概括了蛇口的一切试验。“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大家知道有‘试管婴儿’。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又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的，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周围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里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
在所有的改革试验中，袁庚最看重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是空话。即使有人因此批评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也毫不动摇。
当蛇口这个“试管婴儿”年满八岁的时候，政治体制的改革又迈进了一步。群众议论已久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改为董事会的问题，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1987年5月付诸实施了。
工业区领导机关，由最初的指挥部变为管委会，如今又变为董事会，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真正实质性的改革。这次改革，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监督权与执行权分开，更加强化了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企业化形象，特别是工业区七名董事的民主选举，意义深远。
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十一名，四名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指派，七名由工业区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的一个星期，是今年以来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最活跃的时期。首先由选民无记名投票选出十四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与工业区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发表竞选演说，接受质询，进行答辩。演讲答辩会场场爆满，气氛热烈。
蛇口的民主选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美国权威性杂志《新闻周刊》载文评述蛇口的民主尝试说：“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队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中国首次涉猎民主的尝试发生在深圳特区的蛇口绝非偶然。在整个国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及其产生的繁荣和矛盾，同时也加深了对政治变革的欲望。这种动力在深圳尤其明显。蛇口的职工都很年轻，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宽裕，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正如当地的官员熊秉权所说：所有这些条件，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加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这里说的是上一次管委会的选举。用来观察这一次董事会选举，同样适用。
董事会诞生之后，交通部长钱永昌来到蛇口。他参加了在蛇口举行的招商局集团本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之后，5月23日下午在助理经理以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话。
“过去的一年，是招商局集团经济效益全面提高的一年，是向新的方向扩展的一年，也是历史上发展变化较大的一年，整个集团正在向多元化、大型化、国际化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是一个质的飞跃，连香港的一些大企业也不能不对我们刮目相看。”“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是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方针，统一的部署，团结、勤奋、勇于改革的班子和一大批干部，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跟上和适应了中央关于香港工作的步伐的。”
这是很恰当的总结。
党的十三大就要召开了。这次大会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诞生，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改革热情。
快快升起来吧，十三大的太阳！
“巧克力大厦”的脉搏
作者：计泓赓
——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建国门立交桥畔，一座深棕色的29层大楼。楼正面，叶剑英元帅的亲笔——“国际大厦”4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夜间，楼顶上“CITIC”霓虹灯英文字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缩写，远近可见。外商送给它一个亲昵的称呼：“巧克力大厦”。
它是北京目前最高的建筑，也是第一幢主要供外商办公的写字楼。下4层，是中信公司办公的地方。5层以上，有98家外国商社、银行办事处、驻京的各类公司等在这里办公。由此，又有“小联合国”的美称。
众多的汽车，围着大楼穿梭。中国人、外国人在大楼门口进进出出，……在许多人眼里，它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么，就让我们窥视一下它的“奥秘”吧。
“由你负全责！”
一个有胆识的决策正在作出。一个新生儿在孕育。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荣毅仁等几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他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围绕开放、创汇，“出山”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
小平同志点将，使荣毅仁激动、感奋。
“十年，整整闲了十年啊！宝贵的光阴被‘四人帮’糟蹋了。今后，十年要当它二十年来于！”一向闲不住、喜欢做事的荣毅仁心潮起伏。
搞些什么好呢？谈话之后，荣毅仁在思索这个问题。搞个什么部吗？也许不成问题，因为中央领导同志透露过这个意思。不，我不想当官，还是当我的企业家。
荣氏有400多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是热爱祖国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之士。粉碎“四人帮”以后，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在海外一些亲友的渠道，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不少穿针引线工作。“实业救国”的荣家传统，对外开放的清新空气，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清亲好友的有利条件……他头脑中谙于商品经济的思维活跃了起来！好，就搞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吧。
信托投资（Trust and Investment），是外来语，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筹资、融资、发展经济贸易的方式。建国以来，谁也没有搞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先例。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呢！”有人这样说。
年逾花甲的荣毅仁没理会这些。他专门从上海请来了几位原工商界的旧相知，把中央的期望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
“我看可以，不妨一试。”七十多岁的王兼士思想也是“解放牌”。
“今生不幸当了资本家，好不容易告老回了家，何必再冒这番险。”有人嘀咕。
“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弄不好能说得清楚？”有人怀疑。
荣毅仁明白，这是双关语。他们这伙人，曾被打成“小集团”，当时还没平反呢。他说：“冤假错案也不止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这事我们可以提出申诉。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现实与历史，理智与感情在交锋。多年被压抑的才干在催动。“大不了再挨斗呗！”“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
荣毅仁邀请到了八九位原工商界人士，还有几位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设想起草向党中央、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宗旨是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速四化建设。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同意了。陈云同志还为他们作了周全的考虑，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提出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批准成立这家公司。
荣毅仁又一次见到小平同志，谈到公司的事，小平同志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小平同志还一再告诫：“要排除干扰，不要搞官僚主义。”
1979年7月8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公布，中信公司筹备组同天宣布成立。
筹备之初，国家拨款尚未下来，荣毅仁自己拿出了一些钱，垫作开办费。荣夫人杨鉴清又把一大笔款子的存折交给现任副总经理王军。王军说等款于下来后定当加利奉还。荣夫人连连摆手：“不要考虑这些，不要考虑这些。”
10月，公司正式开张。叶剑英委员长和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
发债券，姓“资”？姓“社”？
“信托投资”是啥东西？许多人不懂。开初，常有人打来这样的电话：“你们那里有旧电视机、旧家具卖吗？”噢！被人误解为委托商行了。
外商来的不少，但试探的多，谈的多，成的少。头一二年，提成的中外合资项目为数有限。
公司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内部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咱们不妨先当个‘假洋鬼子’吧。”即以公司名义筹集外资，用来与地方和企业开展中中合作。
“假洋鬼子”该不该当，怎么当？
当时国家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可下马造成的损失也会很大，而且这个项目生产的涤纶短纤维、聚酯切片又是国内所需要的，怎么办？纺织部找到了中信公司荣老板。
既然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国内资金短缺为什么不能向国外借？熟悉商品经济又懂得国际通行做法的荣毅仁和他的伙伴，脑子很快转到了这上面。不是么，外国很多资本家往往都不是等钱凑够了再办事的，只要项目可行，效益好，他们就大胆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通资金，一个钱做几个钱的买卖，甚至更多。
“一定要救活仪征化纤工程，试试在国外借债吧。”荣毅仁想起出访时，联邦德国金融界元老阿勃斯讲起外国公司经常以发债券来筹集资金，就大胆提出了发债券的主张。在与日本金融界多方磋商并取得国务院主管领导同意后，决定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日本首次发行日元债券100亿元。
热油锅里掉进了水珠，顿时炸开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债券，丢人！”
“吃亏了，上当了。”
有人以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为理由，说中信公司干了傻事。
一时间，首次在日本发行债券之举，大有告吹之势。有人不禁为荣老板他们捏把汗。
荣毅仁的头脑是冷静的。这次发行债券的利率尽管低于国际商业性贷款，但比政府贷款是高了些。可是低息贷款受制于人，即贷款必须用来购买债权国的商品。用发行债券筹集到的资金，哪国东西好，就在哪里买。当然，低息的政府贷款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也自有它很多可取之处。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取决于决策是否得当。这叫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在关键时刻，荣毅仁亲自出马，力排众议，陈述利弊，敢于负责，终于取得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1982年1月，首次100亿日元债券，终于发行成功了，债券很快在日本销售一空。
中信公司利用发债券所得的80％，加上从另外渠道筹措到的大笔外资投入仪征，与纺织部合资建设这个国内最大的化纤工业联合企业。发债券所得的其余20％借给广东省。
这一举，效果如何？实践作了回答：1985年，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一期工程建成投产。每年可产涤纶短纤维和聚酯切片18万吨。当年就得税利1。3亿元人民币；1986年得税利2。7亿元；今年预计可得税利3。5亿元。工厂的负债已还了7500万美元，明后两年就可全部还清。一期工程总投资为10亿人民币，财政只拨款三成。这就是说，国家用较少投资，大部靠发债券、借其他外债筹集的钱，短短几年就赚回了一个大型化纤联合企业。这种做法，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人还称之为“借蛋孵鸡”。
五年后的今天，用在国外发行债券作为我筹集建设资金的一种方式，已经并不新鲜。人们理解了，接受了，国内别的单位也效法了。
到今年4月，中信公司已先后在日本、香港、联邦德国共发行了10次债券。他们用发债券筹集到的资金滚雪球，并把生意做到海外去。在澳大利亚，他们与人合资兴办波特兰铝厂；在加拿大，他们与一家公司合伙购买了塞尔加纸浆厂；在美国华盛顿州，他们经营林地；在香港，他们参加第二条海底隧道的投资，收购香港嘉华银行95％的股份和国泰航空公司部分股份……真可谓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居然也在国外发行债券了，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收不了——外国投资者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
美洲银行中国处负责人理查德·旺说中信公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管理最好的公司。公司人员训练有素，年轻，比较豁达和较少官僚主义，他们懂得国际商业的习惯”。
以从不做广告、收看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