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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形象的比喻诞生了：中国的首届MBA毕业生不仅要成为祖国改革事业的先锋，还应成为管理革命中的“母鸡”，孵化出中国90年代管理革命的春潮。
然而，一接触现实，他们便立刻明白：这一切不过是虚化的幻念。
在国家经委袁宝华副主任接见他们的第二天，MBA学员王川山就乘上北去的列车。这时，是12月28日。30日，他兴致勃勃地回到原单位——辽宁省机械研究院。敲敲院长办公室的门，没人。
他每天来研究院。直到二月份，院长才找他谈话：“院里的意见，你先回室里工作，以后院里有什么用得上的，我们再安排。”
他彻底地凉了。攻读MBA学位前，他是搞设计的。攻读MBA之后，他又转回了设计室。他感到了一种命运的嘲弄。
同王川山一样，盛维民回单位后，也转回了他的原岗位，搞课题研究。面对来采访的记者，他长叹一声：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里倒是为我安排了新岗位：搞规划和专业人员的职称评定。可我学的是MBA呀！我想，一个人有效的职业生涯不过二三十年，我再这样晃下去，连过去的专业都丢了，还不如先回去搞技术。管理，以后有机会再说。人还是该现实点，不能好高骛远。”于是，他痛下决心，回到三年前他离开的那个研究室，拣起已经荒疏了的科研课题。
几乎所有的MBA毕业生都经历了这种命运的落差。没有人打击他们，也没有人迫害他们，只是没有人理睬他们的MBA——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大的财力及人才投入才获得的高级工商管理经验和科学理论。
改革进行了九年，许多单位对知识及人才浪费的现状仍如此麻木。他们对记者说，他们没有浪费人才。但对什么叫浪费人才，他们并不知道。
人才浪费的质量指标有三个：（一）被无效率地使用；（二）与人才所掌握的知识相比较，正从事不太有价值的活动；（三）闲置。
38名MBA毕业生在回国后的10个月中，多数处于前两种状态，少数被闲置。
人才浪费的数量指标只有一个：经过特殊培训的人才倘有20％的知识领域与所从事的职业不搭界，即属于浪费。
据38名硕士对自己知识应用比率的乐观估算，他们在10个月中勉强应用上的知识大约有30％，处于浪费状态中的占大头。
我们同他们的领导进行过上百次的对话，他们告诉我们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但没有一位领导从这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人才浪费的根源。
我们有一大堆重视人才的理论，唯独缺乏人才使用效率！
命运之二：“欲穷千里目”——只争朝夕
刘中天，MBA学员曾给这位老大哥起了个外号叫“老枪”。可这把“老枪”遇上了他的厂长，就彻底哑了火：想调走？那不行。你就安心在这里干吧。我既然能供得起你上学，就能养得起你。不信？看我养你20年！
20年？！刘中天今年已四十有二……
正是为了把尚有热乎气的现代化管理知识及时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上，他根据原单位几乎没有涉外经营的实际情况，自己联系单位准备调动。他必须只争朝夕。
“谁说用不上？上回毛里塔尼亚外宾来，我看那个翻译就不行。下回再来外宾，你上！”
厂长有厂长的道理。
记者来到刘中天所在的工厂，几番求见厂长，得到的却是专人陪同游览厂区附近风景的礼遇。直到记者通过中间人再三申明：此行绝非问罪，而厂里惜才、爱才的苦心记者也完全明了，才终于得见厂长，并当场得到了一番教益：“刘中天学的东西现在是有点用不上，但我们不能放他，我们厂将来也是要发展的。人家美国都知道重视这种人才，咱就不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
“只争朝夕”的MBA，撞上了“欲穷千里目”的厂长，即使你有一万种“危机感”，又能感动谁？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MBA的这种危机感感动了美国人。
8月底，布法罗管理学院院长阿罗托博士来到北京。听中国弟子们谈完回国几个月后的情况，阿罗托说：“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非常感动。我发现，你们并不是想找一个薪水高、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是想找到一个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找到为你们的国家作贡献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却很难找到，我感到十分难以理解。”
一些急性子的美国人甚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找我们的领导人，为MBA毕业生摆脱困境而四处奔走。
然而，我们的人却并不着急。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一半人都给有关部门写过信，希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希望中国（中国这么大）的某个地方能用上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
所有的“呼救信”都如石沉大海。其中一位毕业生急中生智，写了一份广告，想通过报纸把自己卖给“识货”人。终于没有发出。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把那广告拿出来，苦笑着说，他没有发出，是怕外国人看了笑话。
中国，你已经拥有一大批只争朝夕的人才，然而，你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只争朝夕的体制。
这是中国人才悲剧的根源。
命运之三：燕窝鱼翅金饭碗
天津新港船厂的厂长非常诚恳地对记者说：“谁家有个金饭碗不会用？我不会总拿金饭碗盛白开水。有了燕窝鱼翅，我也拿它装。”
王海涛怀揣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的文凭，回到了对金饭碗、白开水以及燕窝鱼翅之关系颇有研究、曾以改革而名噪一时的新港船厂。
他被“对口”到经营科，给常驻外国专家当生活翻译，兼管杂务。厂长这样解释：“现在厂里有困难，他也得帮帮厂里，当阵子翻译。互相理解嘛。”
大约这样理解了几个月后，王海涛成为本厂与英国某公司洽谈造冷藏船生意的谈判队伍中的正式口语译员。谈判之余，他还要兼管其他专家的杂务事宜。
那天，王海涛拿着电传给外国专家送去，那位老外把脚翘在桌上，高兴地哼了一句：“啊哈，我亲爱的邮递员来啦！”他生气，可还没话说。
可是，当“老外”听说他是MBA，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小伙子，这可不是你该干的工作呀！”
不该干也得干。只是干了几个月之后，他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他不必再参加谈判了，换一个人来顶他的翻译位置。
他不知道换的是什么人，但他确切地知道：谈判已进入确定什么人去英国进行考察的阶段。
他心存疑虑，又不敢问。否则，有争出国的嫌疑。
他不懂，当金饭碗能盛燕窝鱼翅的时候，为什么也要换成白开水。
在采访与写作期间，我们看到听到又有许多引进团出国了，许多人为自己引进了冰箱、彩电，却为国家引进了一堆废钢烂铁。而我们的MBA毕业生，有能力、有智慧、有诚心为国家避免损失的人才，却只有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暗暗垂泪的权利。
在领导决策领域，甚至在引进技术、使用人才这样的决策领域，歪门邪道、任人唯亲比科学、比知识、比人才往往更有力量。
命运之四：MBA无球跑动
张小军早有先见之明，他知道在他原来工作的年营业额不过200万元的地区邮电局里，他的MBA知识很难用上多少。一回国，他就开始联系调动，目标是正在筹建中的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请看，这是我的MBA学位证书，这是我所学过的专业课程，这是我的学习成绩单。”
平时挺蔫的张小军，毛遂自荐时却衣冠楚楚，镇静大方，佩侃而谈。
国际金融、投资评价、管理战略……副总经理不由得对这个没有来头的小伙子另眼相看了：“好，我们非常乐意接收你！”
谁知，当单位“同意调出”的公函送到上级机关时，却当即被签署了如下意见：“如愿付2万元培训费，同意调出。”
张小军不是不知道，他读MBA，单位是吐了“血”的，学费加上赴美机票，共花了一万多。要不是上级机关“赞助”了3000多元，他也看不见美国的月亮了。可是，他执著地认为，钱是国家花的，我人也是国家的，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为国家创造更大的效益呢！
于是，张小军怀着美好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一次又一次从巢湖市奔赴省城合肥，企图说服上级领导。
然而这一次，他又没能见到负责人事的副局长。接待他的一位政治部负责人说：“你挑吧，除了局机关，你调到本系统在合肥的任何单位都行。比方说，去学校教书，或者到科研所搞情报，这样，你的两地分居也解决了。”
对于如此慷慨的恩赐，张小军真该感激涕零，然而他却苦笑了。谈了半天，这位负责人还没弄懂MBA是怎么回事。
张小军不知道，就在他往返奔波，为向领导解释MBA而大费口舌之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挂出了“全满”的牌子。
在巢湖，他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过去的工作有人顶了，单身宿舍也有人住了。除了偶尔为别人顶个班，他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他陷入了“在职失业”的困境。
在职失业——单位不放。中国有多少人才在这普普通通的八个字中被窒息了创造的生命？
38名MBA毕业生中，多数人表达了流动的意愿，但“单位不放”四个字成为流动意愿的牢笼。
我们如果只有把人管死的规章，而不建立把人搞活的法律，无论何等伟大的改革，都不能使人才获得最后的解放！
命运之五：权力最有力量
在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两个人流动了，而且十分轻巧，一路绿灯。这两个人一个叫陈宪星，一个叫李觉非。
陈宪星原所在的大连重型机器厂是我国重点企业之一，厂长开明，重视人才。听说陈要调走，自然不放。
陈要去的是一家合资企业，中美合办的，听说陈是MBA，如获至宝，抓住不放。当然，也考核了一番。陈有MBA，并不怕考，一考就中。美方首脑当即任命陈为质量部经理，准备让他飞往国外去施展他的MBA“武功”。
然而，陈的单位有充分理由不允许陈流动。对此，美方也无可奈何。
真巧。恰在这时，一位国务委员来到大连，在一次宴会上，那位美方经理向他反映了这件事。这位国务委员当即对大连市市长讲，合资企业需要人才，应该支持一下。不久，市长打电话给大连重型机器厂厂长，请他们考虑。厂长们开了个会，决定执行市长指示。
陈宪星就这样流动了。
事情就这样简单。
李觉非的流动稍稍复杂了一点，但也毫不费力。
年初，李觉非揣着MBA文凭回国，第一次踏进为他付了三年工资、三年学费和赴美机票的一家中型企业。这是他原来所在单位的一个下属厂，因为单位掏不起钱，才千方百计把他“下放”了的。厂子不愿收，局长保证：“李觉非回来至少给你们干五年。”
现在，李觉非果然前来报到了。厂长大喜。“欢迎，欢迎。你看把你安排在哪儿合适？体改办？生产计划科？……”
其实，李觉非早已打定主意了，哪儿也不合适，一句话：调离。
厂长办公会开过了，决定：只要李觉非交回培训费，就可调离。
然而这一次，在“权”这个更大的法宝面前，“钱”这个法宝失灵了。李觉非一分钱来掏，照样起走了自己的人事关系。工厂的一万多元人才投资，不过打了个水漂儿。这一切，据他的同学说，是因为他有某种靠山。
现在，李觉非已经离家南下，去深圳一家进出口公司大展宏图了。
对陈、李的流动方式，MBA研究生班的美方一位负责人极感兴趣。
这位美方负责人从陈、李的流动受到启发，对记者说，看来，只要求助于合资企业，让外国人找你们的“大头”，就可以走出困境。
记者问：在美国，人才流动也通过这种方式才行得通吗？
对此，这位谨慎的美国人没有多讲。他只是让一位服务员为记者沏了一杯中国茶，而他本人喝起美国的麦氏咖啡。
记者对这杯“麦氏咖啡”进行了研究。
西方各国人才市场的运行，都是以“单位择优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双选机制为基础，以用人单位和人才个体间择优汰劣的竞争机制为主导的。在这种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招聘自己所需人才，也可以解聘自己不需要的人才；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就任或辞职，双方以合同互相制约。这一切，有“雇佣机会均等法案”为普遍的法律依据，不必由“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也不必由“谁是哪个单位的便哪个单位说了算”。
写到这里，我们忽然醒悟到：我国的人才浪费是一种结构性浪费。
官僚主义、任人唯亲造成的人才浪费是可恶的。但仅靠思想教育并不能根除它们，只有一种合理的机制才能根除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当双选竞争的人才市场形成的时候，官僚主义者即使想浪费人才也无所用其力。
喝了洋墨水、拿了高等文凭的人也并非一定是人才。但仅靠单位的制约并不能改造他们。只有在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择优汰劣的时候，任何庸才都遮不住他的假面。
命运之六：古城之间一条路
从古城太原出发，朝古城西安奔跑。六七百公里的路，李保存跑过多少回，他自己也记不清。
他跑什么？
作为山西太原汾西机器厂经营处生产部的负责人，本厂对他是重视和满意的。他的主要任务是搞对外进出口贸易，工作较对口。所学高级工商管理知识，在中国极度短缺对外经济谈判人才的情况下，正大有用武之途。
在他毕业回厂以前，企业产品也多次参加广交会，但由于缺乏熟悉西方商业贸易的人才，不懂外语也不了解外商心理，从来没有拿回过一分钱的收获。今年四月，李保存杀向广州，一下子谈成了两个项目。对此，企业领导大加褒扬。
然而，在与外商谈判中，谙熟谈判业务的李保存却不过是个“中介”，握有权力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中方谈判人不仅英语很差，而且对谈判的基本常识也知之甚少。为此，李保存心力交瘁，在如兵家交战的贸易桌上，他既要权衡本厂利益在外贸中的得失，还得将此化为有权力的中方代表听得懂的意思，谦虚谨慎地告诉他，再通过他的嘴把自己的意向说出来，并翻译给外商。同时，李保存还得把外商的意向翻译过来。如此往复无穷，形同苦役。
尽管如此，意向书还是签定了。李保存还是高兴的。到七月，他接到了有签约权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来函，告知广交会上与巴基斯坦商人谈成的2。5万只洗涤定时器的合同书已寄到了中国，并有一附件。
李保存读信后，立刻明白了。他必须再次赶赴西安，继续充当翻译。
他知道，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他还知道，这并不怪厂长，因为，即使他本人就是厂长，也会这样被驱使、被浪费，因为厂长也没有外向合同的签约权。
另一位MBA毕业生连李保存这种可供驱使的幸福都没有。毕业10个月，他无所事事，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砝码。
回国后，他被塞进那个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大家都不干事，人们不屑于同这个喝“洋墨水”的MBA人物竞争。有时，人们也问一句：“喂，你学的那玩意是干嘛的？怎么没见你露一手？”
他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在评职称的时候。
他的对手是那个白头发的科长。他知道自己竞争不过科长，因为他没长出白头发。
“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科长在造舆论。
“我的能力还不够强吗？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
白头发于是胜利了。
MBA学位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竞争，竞争，这是中国改革者多么偏爱的字眼。但只有竞争的观念，没有竞争的机制，人才永不会在最适点上生存。
命运之七：传统之树现代果
在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两位据说是命运最好的人，一个叫陈学忠，已经当上副厂长；一个叫余长斌，毕业后干了几个月的车间工长，九月初被任命为分厂调度股负责人。
可能因为当上了副厂长，陈学忠对记者讲话很谨慎。但谈起MBA学业，仍很兴奋。他说，这种学习，很好，很科学，很开眼界。他推崇美国教学法，不讲书，讲体会，讲方法；美国教授学识渊博，又多在大公司兼职，那案例教学自然深刻而实用。他比喻说，真像吃橄榄，吃时苦涩，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