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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实在是因为顾不上。但现在再不作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这样，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是很艰苦朴素的，但确实有些人特殊化比较厉害。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如某些公社党委书记，某些县委书记，某些厂矿企业的同志，他们那个特殊化也比较厉害。应该看到，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下面干部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
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是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
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回想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另外，那个时候整个风气也不同，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困难。应该说，现在的物质条件比那个时候好一些，人民的生活除了住房以外，都比那个时候好一些。既然这样，为什么群众对我们还有那么多意见？这确实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是同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也同我们的工作，包括宣传工作、教育工作都做得不够有关系。我们没有把问题摆到群众面前，取得共同的认识，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问题。
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像是理所当然。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实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总之，搞这个生活待遇的规定现在是时候了。
我还要说一说，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顺便说一下，我们现行的有些做法非改不行。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现在没有办公制度，有些高级干部习惯于在家里办公。我不是说少数年老体弱的同志不可以在家里办公，但是一般的不应该这样做。好多事情，集体办公一下就解决了，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
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官僚主义自然而然会减少一些。当然，我们的生活会没有过去那么舒服，但比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不知要好多少。有时也会有些不方便，比如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你不愿意花那个钱，不看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考虑到高级干部在工作上的某些需要，今后他们的工资标准不再降低，但也不能同一般干部和职工差距太大，不能同群众的生活差距太大。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
这个文件中央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通过，但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是知道要得罪人的。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就先得罪这少数人。一般来讲，大家原则上都会赞成，具体执行起来思想就可能有些不通了，一接触到每一个人的具体事情就可能有些不通了。要想通这个问题。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大家应该想想过去，现在比过去好得多了嘛。
第二个问题 认真选拔接班人
解决干部生活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从高级干部着手，选拔接班人更和高级干部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想同志们都会听到和看到这方面很多事实的。
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我前不久出去，一路上都谈这个问题。这次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里面也讲了。这件事要由老同志和高级干部亲自来做，搞调查研究，找人谈话，听群众意见，准备交班。现在任何一个老同志和高级干部，合乎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就看他能不能认真选好合格的接班人。我们要求三几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包括党支部）的一、二、三把手。高级一点的机关，可以考虑先解决选拔较年轻的同志当二、三把手的问题。老同志继续坐镇一段时间，还当第一把手；下面的机关能够选到好的青年人当第一把手，就直接选。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几年内从上到下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更难办了。对青年人我们要具体分析，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我们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这样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带来灾难。现在我们不是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好多案都翻过来了吗？如果让那些人来接班、掌权，他们还是要翻了回去的。
现在我们提出选拔接班人，有个好的条件，就是人们的政治面貌清楚了。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里，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另外，从精力上说，能够顶着干八小时工作，这一点切不要忽略。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不管你的见解多么高明，如果没有精力，要做好工作是很困难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
我们的高级干部一定要亲自负责去选合乎上面讲的三个条件的干部做接班人。首先我们自己的思想要通，要积极主动去做，不能只靠中央组织部，因为他们不懂各行各业，也不会熟悉所有的干部。选拔接班人要越快越好，现在我们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三十岁左右的骨干还很少，我们应该把这层骨干大胆地提拔起来。在座的同志过去负重要责任的时候年龄都不大，当团长、当师长的，有的当军长的，也只是二十几岁，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蠢？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好多同志在他们没有到领导岗位以前好像不行，其实把他们一提起来，帮助他们一下，很快就行了嘛。
我们军队的高级机关，比如大军区，也要选一点比较年轻的干部。军队有它的特殊性，干部还是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提，但是也要打破老框框才行。地方和军队不同，企业单位和军队也不同，学校、科研单位和军队更不同，选拔人才可以破格。有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提了一两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但所谓年轻，也是四十多、五十岁左右了，而且名字总是排在尾巴上，这也说明没有完全打破框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班子的成员太多，一个党委常委往往有十五六个，十七八个，甚至更多。现在，我们就是要认真选拔比较年轻的、年富力强的同志，当中下级领导机关的一、二把手，当高级领导机关的二、三把手。并且准备再过两三年、四五年由他们来接替一把手。如果选错了，那就换嘛，也来得及。
关于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培养、选拔人才的问题，我昨天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现在有几个年轻的科学家国内国际都出了名了，为什么不能够提为教授，提为研究员？在学术上，只要有创造，有贡献，就应该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不能论资排辈。在工厂，总要选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的人当厂长，不管他年龄大小，辈数高低，不能讲这个。告诉大家一个情况，我们搞的那个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制度，在有些单位试行的效果很好，重要的一条是把办好企业同工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了。凡是工人民主选举的人，都是他们认定可以把企业办好的人，因为办好企业工人有奖金，对国家的贡献也大。现在只解决了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问题，将来厂长、经理怎么选拔，很值得研究。
总之，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在学校里面，应该有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在科学研究单位，应该有研究员（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这样的职称。在企业单位，应该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总会计师、会计师等职称。凡是合乎这些标准的人，就应该授予他相应的职称，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现在工资规定低一点也可以，但不能太低，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在一个研究所里，好的研究员的工资可以比所长高。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校长高。这样才能鼓励上进，才能出人才。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科学家一般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
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拔中年干部。也许再过五年，大学毕业生里会出现一批人才，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对这些人我们要注意提拔。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说，重点应该放在选拔中年干部，要选拔他们当中合乎三个条件的人接班，老同志要让路。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先不说百年大计，十年大计首先要想嘛。一九七五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