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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讲这么四点意见。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这个文件，我看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
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报上登的一个从宽处理的，贪污六千元；一个判十五年徒刑的，贪污五六万元。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说明，也是在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这样来认识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现在我们不但要发这个文件，而且要坚决地去做。四月五月每一个省里要抓几个大案。这跟反右倾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哪样叫右倾，哪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但是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
再讲一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如果到本世纪末，还有十八年，每一天都会在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前面三件事已经放到日程上了，后面一件事还没有放到日程上。但是，前面三件事也联系到党风问题。对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不就是整党吗？贪污分子，贪污数量很大的，就是坦白从宽，再宽大，党籍总要开除吧；如果在军队，军籍总要开除吧。再宽，也不能宽到连党籍、军籍也保留，甚至于还升一级吧。这说不过去嘛！党籍、军籍、公职都应该开除。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当然，毛病还是会出的，其他方面也可能犯错误的，但是不会很大。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开头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点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
顺便讲一讲整顿党的队伍。最近肥乡发生的事件可要抓住。请书记处好好议一下，拿这作一种典型来整党。这个县的县委领导班子要解散，要重建。这类事情，我们好多地方都要注意。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
中国对第三世界朋友尽的力量还不多，这是因为中国地方虽大，但很穷，还有许多困难。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我们现在正在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对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多尽点力量。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美元，你们也不高。但是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一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一千亿美元。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国家小有小的好处，人少有少的好处。你们人口少、资源丰富，你们的事情比我们好办。
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我们有些帮助，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后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也敌视我们，直到一九七二年以后才有些变化。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
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项目。贵国与我国情况不同。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我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有了个设想。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
以上就是我国过去三十年的建设经验，仅仅是一个简要介绍。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军队的问题，这次会上谈得不错。这些问题的处理，我都赞成。虽然有些问题处理得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现在也只能这样。
体制改革的问题，杨尚昆同志已经讲了，我不想多讲了。只讲一点，就是体制改革要提到怎样一个高度来看。最近我有两次讲话，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当然还有“五讲四美”，军队叫“四有、三讲、两不怕”。精神都一样，都是对的。军队有军队的特点。我跟理论界同志谈了为什么要强调守纪律。他们赞成提这个要求。没有纪律可不行啦。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所谓四个保证，就是指这四件事情。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比如为什么要提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因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已经不少，经济犯罪很严重，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总之，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机构改革，我们走了第一步，开了个头。党政先行了一点，军队后了一点。总的来说，搞得比较顺利。军队经过这个会议，在座的同志思想认识一致了，大家都同意了，这就好办了。现在看，可能第一步目标的完成，军队还会快一些。因为军队的特点是，一行动起来就快。当前，所有党政军机构改革，都叫做第一步。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人承担，都要明确。国务院合并这么多部，如果照老的方法可不行啦！副总理减到两个，这就要随着机构改革，加强部委的工作，加强部委处理问题的责任和能力，部里要加强司局的责任和工作能力。相应地，也要加强厂矿企业、一些公司的责任。不改革，不行。
军队也有这个问题。将来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怎么简化，现在还不成熟。军队目前的体制、领导方法、制度，不是那么好的，很繁琐。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然后几个总部。真正来说，就是加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的工作责任，上面有一个小的协调机构就行了。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过去打仗的时候，负领导责任的，一个野战军几个人，一个兵团几个人，一个军几个人，一个师几个人，有的师还是师长兼政委，有个把副政委，搞得蛮好。一野、三野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一个人，彭老总、陈老总，其他野战军都是两个，方便得很嘛！现在是一大堆人。机构改革，算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做的。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宁肯慢一点。这次机构改革，军队是后了一步，但也有必要，酝酿得更成熟些，大家思想更一致，更容易解决问题。
尚昆同志讲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点内容。我今天着重讲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也有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帐。我看在座的，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了吧？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选拔一些政治上好又比较年轻的干部，把他们一步步地提升上来。发现人才，可不容易呀。我们一般老同志，脑筋里的框子还是局限在我们同等年龄的人，一谈干部问题，都还是这个圈圈里的。拿我们军队来说，“三八式”上来都不容易。军队确实有一个传统的习惯，还有“老上司”这些问题在里面。一大堆老红军压在上面，其中包括我在内。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从全军来说，现在团以下干部还比较年轻，师以上就不年轻了。这次办公会议准备了一个《军官服役条例》，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必须搞，不搞不行。
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我们军队有这个问题。尚昆同志讲了，有的团的干部、有的营连干部，那种思想状态、政治观点是不好的，应该看得清楚。相应地，好的也应该鉴别出来。我曾经建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现在还请各路“诸侯”，每一位选十个人，搞出一个名单。光在座的六十几个人，就可以提出近千把人的名单。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总之，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我们有好多事情就是做得比较晚，现在耽误不得。关于体制改革问题，我就讲这点意见。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